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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时期的汤用彤（右2）

汤用彤1920年代中期摄于天津

1920年代百树村原貌，后毁于日本轰炸

说起汤用彤先生（1893—1964，字锡予），人们所提及的，多是他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执掌教鞭的岁月以及汤一介先生光前裕后的佳话。鲜为人知的是，汤用彤与南开哲学学科发展的渊源。在南开初创的1920年代，彼时的汤用彤，还不是后来人们心目中的学术泰斗，而是一位在课堂上引导学生阅读原著、在讲义边角随手记下史料线索的年轻教师。1925年至1927年，他在天津八里台度过的这两年中，哈佛的学术训练逐渐转化为本土表达，传世名著的宏大架构也在讲义的逐页修订中缓慢生长，而南开大学哲学系的学科蓝图，几乎由他一人在黑板上勾勒成形，汤先生和南开哲学可谓是互相成就。

津门两年，何以值得追怀

受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之聘，汤用彤出任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当时的南开大学建校不过六年，尚在创业阶段。哲学系师资主要依靠凌冰、张彭春、黄钰生等人兼课，尚无一专任教授独当一面。汤用彤的到来，使这个新生的科系首次有了学术上的主心骨。

汤用彤彼时虽尚年轻，却已在学界崭露头角。1917年他从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留学，先入汉姆林大学，仅九个月即获学士学位，旋入哈佛大学哲学系深造。他师从白璧德、佩瑞、兰曼等名家，接受了西方哲学、印度学与宗教学的系统训练。1922年归国后，任教东南大学哲学系，讲授哲学史、唯心论、伦理学、印度学说史等课程，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1925年，东南大学爆发“易长风潮”，校局动荡，汤用彤受到牵连，决意离去。恰在此时，张伯苓向他伸出了橄榄枝。

张伯苓选聘教授的识见与气魄，时人素有口碑。据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追忆，南开“藉伯乐识才之能，聘得年轻学者，予以研教环境，使其继续成长，卒有大成”。与北大、清华等老牌名校相比，南开在声望、规模和待遇上均不占优势，但是这种培育人才而非延揽现成的办学理念，使汤用彤、蒋廷黻、何廉、李济等一批青年才俊愿意在创业时期投身南开，在艰苦条件下共创学术事业。

汤用彤选择南开，也有其自身的考量。东南大学的风波，让他深感学术环境之重要。南开虽新，却有一股蓬勃向上的朝气。张伯苓的真诚相邀以及南开“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精神，与汤用彤追求纯粹学术、不涉政争的志趣相合。南开建校之初，施行教授治校、师生合作的校务管理方针，教师负担相对合理。汤用彤当时正在撰写佛教史著作，这样的工作条件对他而言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1925年8月上旬，汤用彤正式到校。他住进了校内丛树环绕的百树村，即今思源堂以西、专家楼一带。此处寓所毗邻他平时讲课的秀山堂，环境清幽，便于潜心治学。南开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仍免费为教员提供宿舍、早餐和佣人，竭力营造安居乐业的氛围。两年后的元宵节（1927年2月16日），汤用彤的次子汤一介出生在这里。这位日后承袭父业、成为著名哲学家的婴儿，其生命的最初啼哭，便与南开园的风声雨声交织在一起。

1927年5月，汤用彤离开南开，赴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后改名中央大学）任哲学院长。然而，他在南开这短暂的两年不仅为南开哲学学科奠定了基础，也为他本人此后数十年的学术工作埋下了重要伏笔。

百树村的灯光：哲学系主任的授课清单

汤用彤在南开的具体教学情况，由于年代久远，一度模糊不清。近年来，随着汤用彤讲义手稿的整理和档案文献的发掘，这段历史才逐渐清晰起来。

根据汤用彤研究专家赵建永对南开大学现存当年《文科学程纲要》和汤用彤南开讲义的梳理与考证，1925年下半年汤用彤已在南开开课。汤用彤毕生所开课程有四十余门，其中在南开即占十二门，包括西洋哲学史、现今哲学、实用主义、实用主义与教育、康德哲学、逻辑学、社会学纲要、伦理学、印度学说史、印度哲学、宗教哲学、佛学史。

这份课程清单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覆盖面广。从西方哲学通史到现代哲学流派，从逻辑学到伦理学，从印度哲学到佛教史，汤用彤以一己之力撑起了哲学系的教学体系。其二，授课语言以英文为主。现存讲义稿本封页上印有“NANKAI COLLEGE”“南开学生实业有限公司印制”等字样，内文多用英文写成，间有梵文和中文。

这份讲义清单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西方哲学类课程的系统性。汤用彤所写《西洋哲学史》现存两种手稿，第一种写于1922年至1925年间，重点讲述古希腊哲学发展源流；第二种写于1925年，系在前稿基础上增补而成，内容更为完备。他在课程纲要中写道：“本学程寻西洋哲学变迁迹绪，详各家学说之要义，讲时代精神之因果，常研论西洋文化之特征，使初学者不致徒困于哲学专业理论。”这份讲义提出，研究哲学史的目的在于知晓“基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从而理解人类思想的演进脉络。在当时，能以如此开阔的视野讲授西方哲学，实属罕见。汤用彤常常引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的原典，先用英文逐句讲解，再以中文阐释深意。这种双语教学模式使学生既能精准把握西方哲学概念的原始语境，又能通过中文理解其思想精髓。

在《西洋哲学史》未刊讲义的“导论”中，汤用彤高度评价了希腊文化的自由精神，既见其对西方文明精髓的把握，也透露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缺失处的清醒认知。汤用彤认为，只有具备自由精神才能充分发挥学术的创造力，而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方面恰恰有所欠缺，所以国民在求知上缺乏为知识而知识的纯粹追求。他深知若要从根本上改变国人的思维习惯，就必须从哲学观念的更新开始。因此，汤用彤讲授西洋哲学史并非仅仅传授知识，更是在播撒思想的种子。这种认识决定了他以文化启蒙的姿态，通过学术研究引导国人反思自身文化的局限。

在“现今哲学”（Contemporary Philosophy）这门课程中，汤用彤将其在哈佛所写长篇研究报告《当前哲学的趋势》（Present Philosophical Tendencies）改编成讲义，总结了现代西方哲学的主体性、多元性、科学性等特点，并深入分析了实用主义、新实在论、唯心论等主要流派的得失。“实用主义”（Pragmatism）和“实用主义与教育”（Pragmatism and Education）课程则更见其独立的学术立场。美国实用主义大师杜威曾在1919年来南开大学演讲，实用主义哲学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影响甚广，甚至被一些学者奉为圭臬。然而汤用彤并未盲目追随这股潮流，他在课堂上既肯定实用主义注重实践、强调效果的一面，也指出其过于功利化、忽视理论系统性的缺陷。他的课程纲要写道：“本学程初陈近世反理智主义，以测源流；中言詹姆斯等之心理伦理学，以探其基本；后析实用主义各派之学说，并推求其宣张于中国之利害。”讲义还特别指出，“实用主义是现代精神凝固化的表现形态”（Pragmatism is the crystallization of the modern spirit）。这一判断既是对实用主义哲学本质的深刻洞察，也暗含了他对当时中国学界盲目追捧西方思潮的隐忧。相比胡适引进实用主义时有意无意的简化与尊崇，汤用彤更侧重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引导学生从学理层面审视这一思潮的得失。

“康德哲学”（The Philosophy of Kant）课程更体现了汤用彤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深刻理解。他的讲稿系统梳理了康德对前代哲学的继承发展、康德哲学的“革命特征”以及康德哲学对后世的影响。讲稿“处理康德哲学问题的方法”一节提出“非囿于康德名相，而观其会通；不囿于其文字，而取其精义”的研读方法，强调理解康德哲学的精神实质而非拘泥于术语表象。而在“康德先验哲学”一讲中，汤用彤借用佛学法相宗的术语“不坏假名，而说实相”概括康德哲学的特点，点出东西方哲学比较、会通的可能。这是迄今所知中国学者在康德研究中最早提出中西会通原则的文献。此后，虽有牟宗三、唐君毅等现代新儒家学者在康德与儒家思想的会通上做出了更为系统的阐发，但汤用彤的早期探索无疑具有开创性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汤用彤在南开时期的学生郑昕，后来成为我国最杰出的康德研究专家，其《康德学述》是我国系统研究康德哲学的首部专著。郑昕的学术成就，想必离不开汤用彤在南开课堂上的启蒙与引导。

在西方哲学之外，汤用彤同时致力于印度哲学与佛教史的教学与研究。现存《印度哲学》讲义共两册，主体内容以英文撰写，兼附梵文与中文注释，由汤用彤在东南大学时期七册英文讲稿《印度学说史》的基础上增补修订而成。这门课程系统介绍了印度哲学的主要流派与核心思想，其课程纲要云“本学程实即印度文化史，惟特侧重哲理。外道哲学有数胜诸论，外道宗教举婆罗门、印度二教，兼及佛学及印度哲理文学”。汤用彤不仅细致梳理了印度上古以来吠陀、梵书、奥义书、佛教等宗教哲学的发展源流，以及当时各类外道宗派的思想特点，还特别注重从比较哲学的视角切入，揭示印度哲学与西方哲学、中国佛学之间的异同与互动关系。

此后在南开讲义的基础上，汤用彤于1929年在中央大学编成了汉文讲义《印度学说史》。1939年，他在西南联大开设必修课“印度哲学史”，编撰了更为系统的讲义，经反复修订后于1945年正式出版《印度哲学史略》一书。这部著作填补了我国印度哲学研究的空白，以其严谨的文献考据与深刻的义理分析，成为该领域的奠基之作。

在佛教史研究方面，汤用彤同样成就斐然。1926年冬，汤用彤在南开完稿了《中国佛教史略》讲义。这份讲义的完成是中国佛教研究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讲义的前半部分，就是日后震动学界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初稿，后半部分则是《隋唐佛教史稿》的雏形。汤用彤后来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跋”中不无谦虚地写道：“十余年来，教学南北，尝以中国佛教史授学者。讲义积年，汇成卷帙。自知于佛法默应体会，有志未逮。语文史地，所知甚少。故陈述肤浅，详略失序，百无一当。”这“十余年”的起点，正是在南开百树村的那盏灯下。

从这些讲义与课程中，可以看到一位学者如何以惊人的毅力与学识，在西方哲学、印度哲学、中国佛教史三个看似迥异的领域之间，建立起一座贯通中西印的学术桥梁。汤用彤的这种跨文化视野既源于他早年留学美国期间在哲学研究上的系统训练，也离不开他的南开任教时期对东西方哲学体系的深入比较与思考。在南开百树村的静谧夜晚，他常常伏案至深夜，将白天的授课心得与读书札记逐一梳理。窗外虫鸣与翻书声交织，灯下的墨迹与思绪一同流淌。

讲义内外：学术网络的生成与思想的淬炼

汤用彤在南开的两年，并非闭门造车。考察汤用彤在南开期间的人际交往与学术互动，可以更加立体地把握这段经历在其学术生涯中的位置。

汤用彤初到南开之时，正是《学衡》杂志创刊后的第四年。作为“学衡派”核心成员，他与吴宓、梅光迪、柳诒徵等人保持着密切联系。早在哈佛大学留学期间，汤用彤就因学术理想与旨趣契合而与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有过私人交往。1922年学成归国后，在东南大学执教的汤用彤成为《学衡》杂志的重要社员。他虽未像吴宓、梅光迪等人那样专门译介白璧德的思想，却是以新人文主义者的姿态立身于学术界的。1925年8月2日，吴宓致信其师白璧德，提到汤用彤将赴南开任教。十天之后，吴宓乘火车到天津，汤用彤前往接站。这两位清华、哈佛的旧友，在天津重逢，进行了诸多切磋。当时的吴宓主要活动于北平，不时南下天津，与汤用彤论学。

汤用彤在学衡时期的文化思想，集中体现在他1922年发表于《学衡》杂志的短论《评近人之文化研究》中。他断言“时学之弊，曰浅，曰隘。浅隘则是非颠倒，真理埋没；浅则论不探源；隘则敷陈多误”，既对倡言西化者“仅取一偏，失其大体”颇有微词，也对主张保守旧文化者无力回应新思潮而深怀惋惜。汤用彤志在将文化研究引入科学的研究路径，由此提出“文化之研究乃真理之讨论”这一重要命题。到了南开时期，这种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得到了系统展开。在与吴宓、柳诒徵等人的书信往来中，他不断深化对东西方文化比较的思考，尤其关注如何在中国传统中发掘与西方新人文主义相契合的精神资源。在《学衡》杂志存续的十年间，汤用彤身体力行，围绕“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宗旨，始终以“真理之讨论”为己任，致力于破除文化研究中的“浅”“隘”等弊病。

1920年代，梁启超常到南开演讲，其《中国历史研究法》就是在南开讲学期间成型的。梁启超对印度哲学与佛教中国化的独到见解，令汤用彤深受启发。这种思想碰撞使他后来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不仅关注佛教经典的翻译与传播，更注重考察佛教思想如何在中国本土文化语境中实现创造性转化。

胡适与汤用彤的交往同样值得关注。两人虽在文化立场上时有分歧，却始终保持着学术上的相互尊重。胡适读完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后，在日记中写道：“此书极好。锡予与陈寅恪两君为今日治此学最勤的，又最有成绩的。锡予的训练极精，工具也好，方法又细密，故此书为最权威之作。”（《胡适日记》，1937年1月17日）事实上，胡适与汤用彤对禅宗史上的一些问题也有相近的认识。胡适认为禅宗史上的许多重要文献并不可靠。汤用彤也指出，早期禅宗史料多经后人修饰，难以完全信从。尤其对于神会的地位与贡献，汤用彤与胡适有着相似的判断，认为神会才是南宗禅得以确立的关键人物。

1928年，汤用彤将南开课程讲义《中国佛教史略》中讨论禅宗的章节寄给胡适切磋论学。胡适很快回复了一封长信，称此讲义“大体都很精确，佩服之至”。胡适非常重视这两封通信，将它们以《论禅宗史的纲领》为题收录进了《胡适文存》。日本学者柳田圣山编纂《胡适禅学案》时，也将这两通信收录其中，还把相关内容载入他编的《胡适禅学研究年谱》。汤用彤的《中国佛教史略》讲义以及他与胡适的论学书信，引发了海内外延续至今的一系列禅学研究与学术论辩，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禅宗史研究。

汤用彤在南开期间与熊十力的交往多被忽略，实则非常重要。熊十力来南开讲学时，曾送给汤用彤一部明版《魏书·释老志》，封面上有其遒劲狂放的毛笔题记“熊十力购于天津 十六年四月八日题于天津南开大学”。《释老志》详载佛教与儒、道等本土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汤用彤后来开创的儒释道关系研究，于此可见端倪。汤用彤研究因明学，选择的经典是窥基大师的《因明入正理论疏》。但此书不易为初学者掌握，汤用彤便向学生推荐熊十力所著《因明大疏删注》。此后，汤用彤与熊十力之间的学术交流，不仅限于赠书之谊，而是常就佛学与儒学的关系展开深入讨论，彼此在书信中反复辩难。两人这一时期的思想交流，对熊十力由佛转儒而自立新说的关键转变，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汤用彤与南开师生的互动，也颇具意味。学生会主办的《南大周刊》特邀汤用彤、范文澜、蒋廷黻、黄钰生等教授做顾问，成为师生沟通的重要桥梁。1926年5月29日，《南大周刊》二周年纪念号刊出汤用彤所撰《佛典举要》，这是汤用彤现存涉及中国佛教史领域的最早文章。这篇文章长期被学界忽视，后经赵建永先生在南开图书馆善本室中发现并整理，才得以重见天日，后收入《汤用彤全集新编》。汤用彤在该文前言中叙述写作缘起：“余草此篇之夜，适全校为毕业班开欢送纪念会。余于箫竹管弦声中，独居斗室，急迫书此，未始非个人之纪念也。”窗外是笙歌欢送，窗内是青灯古卷，汤用彤在喧闹与静谧的交织中，以笔为舟，独自驶向佛典的深海。

《佛典举要》凝聚了汤用彤二十余年研读佛典的心得与积累，首次向学界呈现了一份中印佛教史研究的必读书目，为后学入门指明了捷径。该文先分述巴利文、梵文、藏文与汉文四大佛藏体系，梳理其编纂沿革，再概述佛教发展源流中的核心经典，最后介绍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论著与相关研究史料。文中所列典籍择取审慎，解说简明扼要，尤其注重印度佛教与中国佛教的关联。该文还密切关注国际前沿，对日本当时正在编修的《大正藏》，一方面指出其未必如吹嘘的那般完备，另一方面感慨我国佛教典籍散佚严重，呼吁学界重视本土佛藏的整理与保护。

汤用彤在讲授中国佛教史课程时，常将最新研究心得融入教案，使课堂成为思想生发的现场。比如，他在课堂上讲授中国佛教史时，曾以“格义”之法为例，说明早期佛教徒如何借用道家、玄学的术语来理解佛理，这一洞见后来发展为他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对“格义”问题的系统论述。此后，“格义”成为几乎所有中国佛教通史类著作都会论及的问题。这种寓研于教、教研互补的方式，成为汤用彤此后数十年的工作常态。

从南开到西南联大的精神延续

1927年5月，汤用彤离津南渡。临行前，南开师生在秀山堂为他举办欢送会。两年时光倏忽而过，但他为南开哲学系留下的，是一个学科的基本骨架。

抗战爆发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组成西南联合大学。汤用彤此时担任北大哲学系主任，而南开哲学系同仁亦随校南迁。在南岳衡山脚下和昆明郊外，汤用彤与南开师生再次走到了一起。他与张伯苓、黄钰生、杨石先、陈序经、李继侗等南开各级领导精诚合作，共商决策，延续着中国教育的命脉。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举行结业典礼，汤用彤代表北大致词，赞颂三校在战时“合作无间”的精神。

可以看到，汤用彤与南开之间的因缘并未因1927年的离别而中断，而是在民族危亡之际得到了更为深沉的延续。他培养的学生中，韩镜清、王维诚、庞景仁、张世英等后来随南开复校到哲学教育系任教。他在西南联大文科研究所带的研究生杨志玖、王达津、王玉哲等先后到南开历史系、文学系任教，成为各学科的学术带头人。汤用彤与南开的关系，构成了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一条值得追索的精神脉络。

汤用彤在南开的两年，正是他人生的中途。前承东南大学时期的教研积累，后启北大时期的学术巅峰。这段经历的特殊意义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从个人经历看，南开适宜潜心治学、自由探索的环境，使他得以将哈佛所受训练与国内教学实践相结合，完成从西学引入者向中西印会通者的转变。第二，从学科建设看，他为南开哲学系打造了一套课程体系，奠定了该系注重经典研读与比较研究的学术底色，也为中国现代哲学教育提供了范本。第三，从学术传承看，他在南开培养的学生，以及他在联大时期与南开同仁的合作，构成了一个跨越校际的学术网络，对中国哲学、宗教学科的发展产生了持久影响。若无南开哲学系，则无汤用彤之学术体系；若无汤用彤，亦无南开哲学之精神根基。

汤用彤的学生任继愈在回忆中写道：“汤先生教学的讲义，学生听课的笔记，如果把其中一部分搜集起来，数量相当可观。”这批讲义的手稿如今正被陆续整理出版。它们最初诞生的地方，是南开大学哲学系奠基时期那个由一人撑起的课堂。在那里，一位三十二岁的青年学者，默默写下了一行行融汇东西文化的文字，也写下了中国现代哲学史上一个意味深长的开篇以及南开哲学学科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