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婷：文学，能改变一片土地的气质
8月28日，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工作推进会在上海召开。上海正好公益基金会专职干事余颀，贵州广播电视台编导张婷作为读者代表在会上发言，从文学读者的角度讨论新时代文学如何贴近大众心灵、回应时代情绪、凝聚社会共识的重要话题。我们特推出他们的发言摘编，以飨读者。
张婷
我来自贵州，曾经是一名基层的公安民警，现在是贵州广播电视台书漾工作室的阅读推广人。我想以一个“读者”的身份，跟大家聊聊我和我的伙伴阅读“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和“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作品的一些真实感受。
2016年，我创办了书漾读书会。当时很多人问我，你一个警察，办什么读书会？我说，因为我知道，读书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我自己就是从黔西小镇上，靠读书走出来的。我想让更多像我一样的人，从书里找到光。十年来，我最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现在大家都刷短视频，谁还看书啊？
这也是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短视频每天消耗我们几个小时，15秒一个刺激，算法精准投喂我们喜欢看的东西。在这样的时代，文学还有用吗？办读书会，还有人来吗？
带着这个问题，我和书漾读书会，认认真真读了“两个计划”的一批作品。我们进校园读，进社区读，进机关读，进警营读，进乡村读。读完之后，我心里的答案更清晰了——
文学是作家们用心用情给我们捧出来的精神产品。它不会为了讨好你而降低标准，不会为了流量而迎合你的缺陷。它会挑战你、刺痛你、提升你。
欧阳黔森的《莫道君行早》，写贵州脱贫攻坚的故事。作为贵州人，我读的时候特别有代入感。书里那些山路、那些村寨、那些基层干部的身影，我太熟悉了。欧阳黔森把贵州的山山水水和人的命运写得很实，不是飘在上面的。杨志军的《雪山大地》，写青藏高原上的藏獒牧场，写人与自然、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它让我看到，山乡巨变不只是经济上的变化，更是文化和精神上的蜕变。还有周瑄璞的《芬芳》、刘庆邦的《花灯调》、翟妍的《霍林河的女人》、张继的《喜上眉梢》、柳岸的《天下良田》、何常在的《向上》……每一部都有自己的土地、自己的人物、自己的气息。
毕飞宇的《欢迎来到人间》，一个肾移植科医生的故事，写当代人幽微复杂的精神世界，读的时候好几次停下来喘口气——因为太真实了，真实得让人有点难受。笛安的《亲爱的蜂蜜》，以一个三岁小女孩蜂蜜的眼睛，看成年人的情感与世界。做了十年儿童阅读推广，我对孩子的视角格外敏感。笛安写蜂蜜，不是把孩子当“道具”，而是真的蹲下来，用孩子的逻辑去理解这个世界：她会问“存在是谁”，会说“好看倒是好看的，可是你并不需要啊”，会静静等待一朵昙花开。孩子的柔软，消解了成人世界的坚硬。读的时候我常常在想，我们做儿童阅读，不就是在守护这份柔软吗？还有邵丽的《金枝》、熊育群的《金墟》、葛亮的《燕食记》、林白的《北流》、叶弥的《不老》、石一枫的《入魂枪》……以深沉的目光关注城市、关注个体、关注现代人的内心困境。
把“两个计划”的作品放在一起读，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对照：一边是乡村的巨变，一边是城市的掘进；一边是土地上的新生，一边是都市里的彷徨。它们合在一起，就是这个时代最完整的文学图景。
读这些作品，我最大的感受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真的在认真地书写这个时代。
写乡村的，不再是那种田园牧歌式的、怀旧式的乡村。他们写的是正在发生的、滚烫的、充满矛盾的乡村——有脱贫的喜悦，也有转型的阵痛；有新人的成长，也有老人的失落；有土地的新生，也有传统的消逝。这些书里的乡村，不是供城里人怀旧的“远方”，它是活生生的、正在剧烈变化的现场。
写城市的，也不再是那种悬浮的、精英化的城市。他们写的是普通人的城市——医生、打工人、小镇青年、在几千万人的城市里迎面走来又擦肩而过的你我。这些作品里的城市，不是摩天大楼和霓虹灯的符号，是具体的、有温度的、带着烟火气的生活现场。
我特别感动的一点是，为了写这些作品，作家们都“下去了”。
欧阳黔森写贵州的脱贫攻坚，不是采访几次就动笔的，是跑遍了贵州的山山水水；杨志军写青藏高原，那是他生活了半辈子的地方；老藤写东北边陲的《草木志》，也是一头扎进古驿站的村子里，跟村民同吃同住，把草木的枯荣、人的变迁揉在一起写，连村里哪棵树是谁种的、哪片地换了几茬庄稼，都门儿清。
这种“扎根”的写作，在今天这个什么都讲究快的时代，特别珍贵。
当然，作为一个基层的阅读推广人，我读书的时候会带着另一个视角——这些书，普通读者愿不愿意读？能不能读进去？
我们也读出了一些问题。
有些作品的“报告文学感”偏重，文学性还有提升空间。山乡巨变这个主题，很容易写成“好人好事”的罗列，写成政策落地的记录。我们当然需要时代的记录，但文学之所以是文学，是因为它要写人，写人的内心，写人的复杂性。
有些作品里的人物，太“正”了，太“完美”了，像从宣传稿里走出来的。读者读的时候会尊敬他，但不会心疼他，不会记住他。而真正能穿越时间的文学人物，往往是有缺陷的、有挣扎的、有血有肉的，应该是复杂的，是能让读者在他身上看见自己的。
还有我最关心的——这些好作品，怎么才能到达更多读者手里？
好酒也怕巷子深。好的文学作品，不仅需要有人写，也需要有人推。需要出版社、需要媒体、需要读书会、需要每一个爱读书的人，把这些书带到更多人面前。也需要作家们更多地下沉基层，走向大众，走进读者。
我们读书会已经举办了600多场活动，影响了50多万人，如今有500多志愿者。每周二晚上都会雷打不动开展读书活动，不同的主题板块，都有相应的主理人。
我们在贵州的茶山上建了几间“茶山书屋”。书不是买的，是全国各地的作家和书友捐的，有作家亲笔签名的，有写着寄语的，一本一本攒起来的。
书屋建在茶山上，谁来读？茶农、茶农的孩子、来茶山旅游的客人。
你可能想不到，那些每天采茶十几个小时的茶农，休息的时候会走进书屋翻两页书；那些放学了没地方去的孩子，趴在书屋的地上就能看一下午。
去年，我们书屋所在的村子里，出了第一个考上清华的孩子。那个孩子，就是天天泡书屋的孩子之一。
这件事给我的触动特别大。
文学是什么？文学不只是书斋里的东西，不只是研讨会上的话题。文学是一盏灯，它能照亮一个山里孩子的路，能改变一片土地的气质。
70年前，周立波先生的《山乡巨变》，写的是湖南益阳清溪村的故事，那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今天我们这个新时代的山乡巨变，写的不只是某一个地方的故事，是整个中国大地上发生的故事。
贵州的大山里，就有太多值得写的故事。
有把45座荒山变成茶山、带着全村人脱贫致富的茶人；有十年自掏腰包收茶青、宁可贷款也不压老百姓价的村支书；有从大城市回到山里、用直播把家乡好茶卖到全国的年轻人。
这些人，这些故事，不该只在大山里沉默。
但我也知道，山乡巨变，不只是作家的事，不只是写几部长篇小说的事。它是每一个人的事。
它需要有人写，也需要有人读；
需要有人创作，也需要有人推广；
需要有精品力作，也需要有把这些作品送到大山里、送到茶山上、送到普通人手里的人。
我愿意做这样一个摆渡人——
把“两个计划”的好书送到茶山上，让茶农的孩子有书读；
把贵州的好故事讲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贵州不只有好酒，还有好茶、好人、好故事；
把读书会办到田间地头，让阅读的种子，在山乡巨变的土壤里生根发芽。
新时代的山乡巨变，不只是物质上的巨变，更是精神上的巨变。当大山里的孩子能读到更多好书，当普通人的故事能被更多人听见，当乡村的土地上不仅长出好茶，还长出好的文学、好的艺术、好的精神——那才是真正的“巨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