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7月15日，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作家谢有顺凭借作品《文学的深意》荣获文学理论评论奖。本报记者就此专访谢有顺，邀请其畅谈获奖感受、创作心得与文学观念。

为了采访中山大学教授谢有顺，我特意买来《文学的深意》，做了深入的阅读。书中看似简单的句子往往夹带极高的信息密度。作为读者，我需要细细思量，才能读出其中的“深意”。我始终感觉，文章背后站的那个人就是生活中遇到的谢老师，谦和有礼，有感情、有温度。这和他在评论中强调的“写作的后面站着一个人”的观点一致。他始终倡导“有体温的批评”。在书中，他探讨文体的价值，为作家们写下专论，剖析近年的重要作品，品评批评家们的批评实践，带我们深入理解何为“文学的深意”。谢有顺说：“文学研究最核心的应该是对人性、审美的感悟和解读，此外都是旁支。”像这样断言式的表达，如今已很少有人敢下。但无论在这本书中还是在此次采访中，满满都是这般掷地有声的表达。

——记者手记

文学评论的根本，是人对人的理解

记者：《文学的深意》全书共有四辑：文学的召唤、个体的凝视、小说的目光、批评的伦理。编排背后是否有一条内在的脉络？如果读者只读一章，您会推荐哪一部分？

谢有顺：这是一部批评文章的集子，分辑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归类。第一辑“文学的召唤”谈的是当代文学整体走向、文体精神；第二辑“个体的凝视”主要是作家论；第三辑“小说的目光”是具体的小说文本解读；第四辑“批评的伦理”则反思批评的立场、尊严与主体建构，探讨我们为什么做批评、该做什么样的批评。书里的文章长短不一，有兴趣的人读其中的个别篇章就好。

如果推荐读其中一辑，我会推荐“个体的凝视”，因为这一辑能体现我的批评立场——文学最终是关于人的学问。作家不是抽象的观念载体，而是一个个具体的、带着体温的生命。理解他们的写作，首先就是要理解他们的生命境遇。

记者：收录在书中的文章跨越多年，记录了您持续观察当代文坛的轨迹。在该书编选和出版过程中，有没有做删改或重写，背后有没有故事可以和我们分享？

谢有顺：书中的多数文章是近年的新作，少数篇章写于更早以前。有些判断今天看来可能过于乐观，有些表述也带着当时的语境和语气，但除了个别字词的订正，我并没有做大的删改或重写。批评文字也是一种“档案”，它记录了我在不同阶段对文学的理解、对作家的认知，也记录了我自己的困惑和局限。保留那些不成熟的甚至可能略显偏激的痕迹，恰恰是为了呈现一种真实思考的轨迹。

记者：“有体温的批评”是您在《文学的深意》中着力践行的批评理想，您还提出“理想的批评是以生命的学问理解生命的存在”。结合书中的作家评论案例，能否具体阐释什么是“有体温的批评”？

谢有顺：批评不能让人读了心生寒意。“有体温的批评”首先要求批评者有理性、有判断，但这种理性不是冷冰冰的，而是带着对人和生命的理解与关切。我说“以生命的学问理解生命的存在”，意思是批评家不能只把作家作品当作分析对象，而要当作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言说。你要理解迟子建小说中的温暖，就要看到那种温暖是经历苦难之后仍然选择善意的力量；你要理解苏童笔下的南方，也不能只谈意象和氛围，还要理解那种阴柔、颓败背后藏着的生命记忆。批评要有“穿透性的同情”，倾全灵魂以赴之，经验作者的经验，理解作品中的人生。并且，批评最终所指向的，也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褒贬，而是对作品所呈现的生命境遇的回应。

记者：《文学的深意》始终贯穿着“文学与生命互证”的批评立场，您也提及“人格仍然是最重要的写作力量”。在AI时代，“人格”在文学评论中意味着什么？

谢有顺：人格不是语言风格，而是一个人的生命经验、价值判断、道德勇气、审美偏好、精神底色，以及他在关键时刻愿意为什么而承担、为什么而拒绝。这些难以被算法复制。AI有技术理性，但没有道德理性。在AI时代，文学评论中的人格至少意味着这几点：第一，文字背后有一个具体的人，有他的感悟、立场和脾性，而不是一个匿名的知识装置；第二，批评者说的每一句话都要敢于负责，要进行语言确权，而不是生成一段看似正确却无需负责的文本；第三，批评者有自己的判断尺度，有勇气说出和潮流、和他人、和流量不一样的话。

文学批评本质上是一种基于个体经验的写作，人格也意味着独一无二的视角，意味着带着个人创伤、经历、价值观去判断作品的勇气。文学评论的根本，是人对人的理解。只有当评论家把自己的生命经验投入进去，用自己的人格去为作品担保时，这种评论才具有不可替代的精神重量。这是AI无法抵达的荒原。

诚与善里才有真文学

记者：翻阅《文学的深意》可以发现，您习惯从人物、写作者的个体生命体验进入文本，较少堆砌宏大理论。这种批评视角是如何形成的，与您的个人成长、学术历程有何关系？

谢有顺：我生在福建长汀的乡村，童年听的是民间故事，看的是乡亲们在土地上的生死歌哭，特别具体，也特别沉重。他们不懂理论，但每句话、每个眼神里都是人生。这让我感受到人的命运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在承受。后来读大学，接触文学理论，心里就始终有一个警觉：理论要呼应、照见生命，不然就只是空转。我早期研究先锋小说，发现那些哪怕最先锋的技术背后，仍然是人的精神的困境和挣扎。技术可以新，但文学最终要回答的还是“人为什么活着”“人如何面对苦难和虚无”等问题。我更愿意先理解一个人，再理解他的文学；先进入作家的生命来路，再分析他的叙事选择。理论应该像盐一样溶解在水里，而不是像石子一样硌牙。这种视角的形成，其实是想努力剥掉理论的硬壳，回到文学最柔软的内核。

记者：您长期坚持走进文学现场研究当代文学，并在多处谈及，脱离鲜活创作现场，高校文学教育容易走向暮气。在当下，现场感是否正在成为一种稀缺能力？您如何平衡学术生产与批评的即时介入？

谢有顺：现场感确实越来越稀缺。很多文学研究对文学现场的感知是滞后的，甚至是不关心的。这很可惜。文学教育如果脱离了鲜活的写作现场，就容易变成单一的知识传授，失去对正在发生的文学变革的敏感。但现场感不等于“赶场”。不是参加几场研讨会、写几篇时评就是有现场感。真正的现场感，是你始终对当下的创作保持好奇和敏感，直接面对新的文本、新的作家、新的读者，并在第一时间作出判断。

学术是深水区，批评是前沿勘探。学术生产需要积累和沉淀，但批评的即时介入也是一种学术生产，只不过它要求更敏锐的感受力和更快速的反应能力。如果一种学术不能解释当下的文学经验，那这种学术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

记者：很多读者认为文学理论评论枯燥晦涩，但您始终坚持让学术有温度、有生气，《文学的深意》便是例证。在您看来，文学评论应该如何平衡好学术严谨性与大众可读性？

谢有顺：学术的严谨性和可读性并不矛盾。很多文章之所以晦涩，不是因为思想太深，而是因为写作者自己没想清楚，或者故意用过多的术语筑起一道墙，掩饰思想的贫乏。真正想清楚的问题，是可以用朴素、准确、有节奏的语言讲出来的。我写作时，常常设想读者不一定是同行，而是一个有阅读能力、对文学有好奇心的普通人，让批评关联起人的日常经验、情感和困惑。学术严谨性体现在材料可靠、论证严密、判断有据，而不是体现在语言的艰深上。

好的批评文章应该有一个清晰的核心判断，然后用具体的文本细节、生命经验去展开它。语言要清晰，逻辑要有力，判断要诚实。诚与善里面，才有真学问，才有真文学。

记者：您提出“诚实是批评最大的公正”。您认为当下的批评家如何保持这种“诚实”？

谢有顺：诚实首先是对自己诚实。你得承认自己的审美偏好，承认自己有不喜欢的作品、不熟悉的问题，承认自己的判断可能是有限的。其次是对文本诚实。让材料说话，让细节说话，不要为了一个预设的结论去扭曲文本。再次是对读者诚实。不隐瞒你的判断，不模棱两可，不把一篇平庸的作品说得天花乱坠，也不简单否定一部复杂的作品。要区分赞美与吹捧、批评与攻击。善意的批评可以很尖锐，但它的出发点是文学，不是私怨。诚实的批评未必让人舒服，但诚实是批评存在的根本理由。

做有赤诚、有风骨的批评

记者：您是福建长汀人，是“闽派批评”的重要代表，又在中山大学任教，并担任广东省作协主席。这些身份如何塑造您的批评视野？闽文化与岭南文化在您身上产生了怎样的化学反应？

谢有顺：我是福建的客家人。客家人重视宗族、敬天法祖，曾长期处于迁徙状态，身处边缘。这让我对“人的来路”较为敏感，对土地、命运、生死也有较深的感受。“闽派批评”传统很强大，谢冕、孙绍振、南帆、陈晓明等师长的批评文章，各有风格，但都重视感觉、重视语言、重视文体，这些对我都有影响。尤其是我的老师孙绍振教授的敏锐、犀利、敢说话，让我从一开始就认识到，做批评要赤诚，要有风骨，要守住文学的根本。而岭南文化则是另一种气质——开放、务实、包容，有强烈的现实感和烟火气。在广东多年，我逐渐学会把批评放在更开阔的社会文化语境里看，重视文学与时代、与人的具体生活之间的联系。这两种文化的影响，让我既保留了对生命根性的追问，又试图获得面向现实和生活的开阔感。

闽地山区的沉潜和执拗，岭南沿海的开放和务实，都在塑造我。但文化不应是封闭的，批评的视野也不该被地域限定，能扎进去，也能走出来，才是好的状态。

记者：您在书中写道：“批评的尊严并不会从天而降，它必须通过一种专业难度及其有效性的建立而获得。因此，批评主体的自我重建，是批评能否走出歧途的重点所在。”在您看来，批评主体该如何进行自我重建？

谢有顺：批评主体的自我重建，首先要恢复感受力。批评家得是一个好读者，对语言、细节、形象有贴身、精准的感觉。无感觉或感觉迟钝，批评就死了。其次是要确立批评伦理。要诚实、独立、专业，有勇气说真话，有能力理解艺术。再者是建立文体意识。批评也是一种写作，有它的风格、节奏和温度。重建批评主体，说到底就是让批评重新成为生命的学问，成为美和艺术的守护者。

记者：当下，各类视频媒介深刻改变大众阅读习惯。您认为，这种冲击对文学阅读的影响是结构性的还是暂时性的？文学如何在这个时代重新找回自己的读者？

谢有顺：我认为既是暂时性的，也有结构性的一面。说暂时性，是因为媒介一直在变，从口传到书写，从纸质到屏幕，文学阅读不会消失，只是载体和方式在变。说结构性，是因为视频媒介改变了人们的注意力和认知习惯，碎片化、即时性、浅阅读成为更普遍的状态，人们深度阅读的能力确实在下降。这种影响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持久。但我并不悲观。文学在加速的时代提供“慢”，提供停顿、沉思和深入理解人的可能，这是短视频难以替代的。文学要找回读者，不能靠迎合视频逻辑，不能把小说切成段子，而要坚持文学的深度、复杂性和精神的不可替代性。同时，文学也可以借助新的媒介进入公共生活，让好的文学作品被更多人看见。只要人还有困惑、痛苦、爱和追问，文学就不会没有读者。

记者：您接下来最想深入探讨的文学命题是什么？有没有正在进行的研究计划可以透露？

谢有顺：没想太清楚，重要的是还在读，还在写，还能在写作和研究中找到乐趣。如果没有了写作的乐趣，也不能在写作的过程中让自己变得丰盈、充沛，那就失去了写作最核心的意义。卡夫卡说，“写作意味着无限地袒露自我，那是一种最大限度的自我敞开与交付”。我经常提醒自己，人生在世，你能写作，你能通过写作澄明自己的内心，这本身就是极大的人生恩惠，值得珍惜。至于研究计划，有时计划总是没有变化快，就不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