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文物南迁历史的文学重构 ——评祝勇长篇小说《国宝·山鸣谷应》
内容提要：《国宝·山鸣谷应》是祝勇《国宝》三部曲的第二部。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故宫博物院成立100周年，作者在开篇题记中标注出这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为小说的故事背景和价值立意确定历史基调。《国宝·山鸣谷应》以抗战时期故宫文物南迁为历史背景，以人为本，通过史实的延展聚焦历史中普通人物的命运，在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的交错之中，体现故宫人的典守精神和家国情怀，展现了作者独特的历史观、文学观和价值观。
关键词：《国宝·山鸣谷应》 祝勇 文物南迁 历史写作 现代价值
祝勇一直以来以故宫题材新散文系列著作而闻名，他的历史非虚构散文不断尝试历史叙事的连接性和历史再现，以现代的视角从大历史观的高度书写故宫的历史和文化。作为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北京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祝勇凭借扎实的学术研究、丰厚的知识储备和过硬的文学功力，用几百万字的专题著作构建了一座“纸上的故宫”。祝勇写故宫的建筑空间，写故宫的古物，写故宫的历史变迁和历史人物，他的笔触突破时空界限，让人物更丰满，让历史更生动。祝勇对故宫的书写不仅丰富了读者对故宫的认知，更深刻地传递着故宫文化的深邃与震撼。冯骥才曾说：“祝勇的
写作将传统文化作为一片不能割舍的精神天地；历史的尊严、民间的生命、民族的个性、美的基因和情感的印迹全都深在其中。”1凝聚了中华文明之美的故宫滋养着他的文笔，故宫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他取之不竭的写作资源。
《国宝·山鸣谷应》是祝勇长篇历史小说《国宝》三部曲的第二部，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故宫博物院成立100周年，作者在开篇题记中标注出这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为小说的故事背景和价值立意确定了历史基调。在《国宝·山鸣谷应》中，祝勇以凝练而深情的笔墨着力叙写中国抗日战争背景下故宫文物南迁历史中一个普通家庭的命运，在结构上以那文松和梅遇影夫妻为主展开双线叙事，空间上两条叙事线分别是大后方和沦陷区，那文松参加的故宫文物南迁一路险象环生、出生入死，梅遇影与家人在北平朝不保夕、家破人亡。作品再现了故宫文物南迁这段荡气回肠的大历史，体现了故宫人的典守精神和家国情怀，展现了作者独特的历史观、文学观和价值观。
一、历史写作的虚构与非虚构
历史写作能不能虚构？一直是祝勇历史文学要直面的问题。作为“新散文”创作的代表人物，他的故宫题材“非虚构”“新散文”颇受关注和争议。“个人经验的融入不仅使祝勇的散文摆脱了对民族、历史和文明的兴衰那种大而不当的矫情感叹，而且让他获得了重新进入历史，解读历史的角度。”2这种融入其个人对历史解读视角的写作方式，形成了祝勇特质的非虚构书写风格，从文学的角度激活了对故宫的历史叙述。但也有人认为：“对于祝勇的写作来说，历史写作、故宫的主题，以散文的方式书写历史，带来的自我与独异性，远远大于非虚构写作能涵盖的范畴，后者只会带来模糊和混乱。”3非虚构写作是祝勇散文新形式的尝试和冒险，还是突破了历史真实边界的叙述？面对不同的声音，祝勇表示真实与历史之间的距离是永远存在的，所谓历史，只是想象中的历史，而所谓真实，可以最大限度接近，却永远不可能抵达。他认为，在他作品里的历史想象，如同纪录片的“情景再现”，是历史必然发生之情景的描述和呈现。4在祝勇的非虚构历史写作中，散文的形式带有小说的情节叙述，他的“新散文”“非虚构”写作似乎并不拘泥于文体的概念，遵循历史真实的原则的基础上，又充满想象的情节描述，形成了祝勇独具特色的复调写作风格，他自由地游走在历史的气势磅礴与日常细节的精微描述之中。
历史资料和记载本身的缺失，造成了历史叙事的不完整和断裂，历史中“人物与事件的状态，既千变万化，又稍纵即逝。它的原始性、复杂性、发展性、延伸性、偶然性、暂时性和混沌性等，是无法把握的”5。新历史主义代表人物海登·怀特结合西方史学理论和叙事理论曾做过深入探讨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之间真实与虚构的话题。在海登·怀特的分析中，现代史学家认为，叙事话语被用来叙述再现真实事件的时候，赋予这些事件一种虚幻的一致性和各种各样的意义，叙事的真实性与过去的现实之间存在着差距。由此，历史学家呼吁历史编纂学回归叙事再现。而哲学家则试图证明叙事作为解释历史方式的正当性，无论历史学家在叙述时如何的客观、审慎、谨慎，只要他不能给历史实在一种故事的形式，其陈述就不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历史。海登·怀特认为历史叙事中讲述的故事，是对历史所发生的真实故事的“模仿”（simulacrum），模仿是一种真实的描述，而西方历史编撰学本身是在文学甚至是在虚构话语中产生的。符号学家罗兰·巴特与朱丽娅·克里斯特瓦也一致认为历史叙事是各种话语形式中的一种。从语言学的概念看，话语形式的历史叙事不可避免地存在修饰的可能，历史写作势必具有话语表达的虚构和想象的性质。海登·怀特在综合研究各学派观点之后，发出了一连串的反问：“除了一种‘虚构的’方式，还能用什么其他方式在意识或话语中再现这种过去呢？在任何一种历史理论的争论中，叙事问题难道不总是最终归结为一个在特别人类真理生产中想象力的作用问题吗？”6西方新历史主义对真实与虚构的解构，打开了历史写作关于过去的可然世界。
历史写作的虚构与非虚构，在于其内容而非其形式。在历史哲学的认识中，“叙事远非仅仅是可以塞入不同的内容（无论这种内容是实在的还是虚构的）的话语形式，实际上，内容在言谈或书写中被现实化之前，叙事已经具有了某种内容”7。祝勇的非虚构叙事建立在他对历史的宏观认知和细微的历史考察基础上，作为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故宫文物南迁史料整理与史迹保护研究”子课题“故宫文物南迁记忆再现与重构”的负责人，祝勇调查收集了故宫文物南迁的各类文献、档案及研究资料，采访了参与故宫南迁人员亲属，如马衡院长之孙马思猛先生、梁廷炜先生之孙梁金生先生、庄尚严先生之子庄灵先生等，并多次前往南京、重庆、四川等地进行遗址考察和田野调查，探寻故宫南迁文物的存放点，串联当年文物南迁、西迁和东归的路线，祝勇在非虚构作品《故宫文物南迁》的历史叙述中穿插大量的图片、回忆录、采访等历史证据，以翔实的考证还原了史实场景，通过想象连接历史断点，呈现出流畅的叙事内容，这种历史再现是对所再现的事件的真实描述，也是作者求精严谨的历史观展现。
同样是故宫文物南迁的历史主题，祝勇的长篇历史小说《国宝·山鸣谷应》流露出作者对这段南迁历史文学创作的热切之情。作者依托真实历史背景，在真实的年代、地点延展历史事件，重新塑造历史人物，透过历史时空，借助想象的自由与轻盈，达成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相融合的艺术呈现。在虚实交融中，突出体现了作者在客观上把控历史真相、考察历史细节、追求有史可考的理性历史观，同时在主观上展现了作者融入个人情感与经验，书写具有现代价值的故宫精神、民族情怀的美好愿望。文学是虚构的艺术，祝勇在小说《国宝·山鸣谷应》合理布局真实与虚构，作品中经过艺术点染的人物和事件保留着历史原貌的关联信息，依稀可见在《故宫文物南迁》中的影子，赋予小说坚实的历史真实感，例如《国宝·山鸣谷应》中故宫南迁的负责人马衡院长是历史中的原型人物，故宫文物南迁途中以身殉职的唐知微对应《故宫文物南迁》原型人物朱学侃，主角那文松则让人想到参与文物南迁就再没回到北京的原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那志良……小说中峨眉山当铺引燃的那场大火，与《故宫文物南迁》依据《峨眉县志》档案资料记载的“6·8火灾”事件形成内在重合，在真实与虚构的交错勾连之间，在历史意识与文学审美的双重兼顾之下，祝勇进一步将故宫文物南迁撰写为史诗长篇的选择，绝不是从非虚构到虚构简单形式的跨越，作者深层的意涵在于通过记述国难之下守护民族文化命脉的故宫人，谱写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升华故宫文化符号里家国天下的理念，表达着作者对这段特殊历史现代价值研究的高度重视和自觉，充满了一个文人与学者对于故宫南迁历史的温情与敬意。
二、历史背景下人物的艺术塑造
相比于之前故宫题材的散文和随笔，祝勇在小说的虚构世界中找到自己向往的自由空间，这种自由让作者在《国宝·山鸣谷应》中依然将抗战的历史设为背景，着力写人的生活、情感和命运，通过描摹人物性格、刻画内心活动，叙述事件细节，勾勒出特定历史时空下人物的现实生存图景。罗兰·巴特指出：“像自由一样，写作也只是一种时刻。但是，这种时刻是历史的最为清晰的时刻之一，因为，历史总是而且首先是一种选择和这种选择的极限。”8
祝勇的文学创作来源于对历史与现实的认知、经验和想象，又没有拘囿于对历史与现实的复制，他没有被历史的已完成性所禁锢，写出了抗战与南迁史实框定下人物命运走向的未知感和不确定感，以及纠结其中的复杂人性。有别于通过人物的选择与改变来推动情节的小说，《国宝·山鸣谷应》中的人物紧随历史的脚步，以大环境中生存状况的演变而一步步真实地走向自己的人生。书中的易培基和马衡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最初的两位院长有史可依，杜梦龄、蒋鼎文也都是有真实历史原型的将领，对于这些自身经历具有强烈故事性的历史人物，祝勇没有在他们身上大开大合增添更多的戏剧性，而是选择尊重历史本身，保持历史记载的部分。小说《国宝·山鸣谷应》的整体节奏与当时动荡不安的时局同频一致，无论是南迁的走向、北平沦陷的时间等都与史实相吻合，全篇没有为了配合人物发展而混淆历史的桥段。小说对于人物的塑造恰当、节制，遵循历史的严谨性和人物的理性，在人物设定上，没有选择和时局紧密相关的军政权臣、社会名流作为小说的主角，而将目光投向被正史叙述省略的“小角色”，这些人物深陷无情的战火被动而无奈，他们可以做出的选择和改变非常有限，因战乱南迁文物的使命改写了他们的人生。祝勇以小见大“一叶知秋”的写作手法，从个体生命的挣扎与悲喜中照见整体中国人民在抗战中的坚守，还原了历史真实的多向横截面。
“小说总是写人的命运，通过对人的命运的展示，揭示生存的意义。”9《国宝·山鸣谷应》从那文松夫妇双线展开，将文物南迁、北平沦陷，以及那文松夫妇两条线路的情况一一呈现，散落开那个时代的群像，那段战火纷飞的历史为故事定格悲壮的底色，而人物用自己的血泪为故事注入感人的魂魄。小说中的萧桂花是一位常年生活于后院每日忙于洗衣做饭、日常琐事的老妇人，但她有自己的尊严底线，她选择一头撞死而不能受日军侮辱。梅从云宁可贱卖自己的收藏维持一家生计，也不肯与日本人合作接受他们的物资，为防止毕生收藏的书画真迹落入日本人手中，最终以决绝的自尽，在一片熊熊烈火中为儿孙断后路、谋出路。京城著名武生丁铁竹虽为护全一家人性命被迫为日军演出，却断然在京戏被日本人糟蹋之际化身“活赵云”，以一己之命展现了他的反抗精神和铮铮铁骨。故宫总务处处长赵庭苇在“置留场”遭受种种酷刑仍宁死不屈，并在自身危机之际助力梅遇影母子出城。文中唯一的没落贵族爱新觉罗·载涛背负着皇族的盛名，却饿死不当亡国奴不肯追随溥仪去“大满洲国”，流落到摆摊贱卖古玩。哪怕是向日军低头讨生活的常知白，在梅从云拒绝后他悄悄将两封光洋留给梅遇影，保留着对梅从云一家的敬仰与善意。这些被历史简单类型化一笔带过的小人物在祝勇的笔下成为拥有自己的独立人格的鲜活人物，在无情的战争中演绎着自己的人生与情感，营造出历史气息的氛围感，呈现出带有强烈历史感的场景，打开了文学形象审美想象的空间，将读者拉回那曾经的历史年代。这些角色的身影在小说中流淌，因为他们独立的个性与禀性，在那段屈辱的艰难岁月成为生生不息、充满希望的民族群像。
“文学的本体就是特殊的生存方式，文学的性质应该从生存方式中考察。只有从生存出发，才能揭示文学的本质。”10从单纯为生存而生存的现实生存方式，升华到为自由的生存而舍弃生命的“自由的存在”，是超越现实意义的“自由生存”，这种超越在小说的现实空间展开、扩展，充满真实感、层次感，由表及里、由外而内最终指向精神的追求、审美的境界。《国宝·山鸣谷应》另外一条叙写故宫人员运送文物的故事线，祝勇对故宫文物守护者的刻画蕴含着精彩纷呈的故事性，彰显其对故宫人的独特情感。马衡院长一直信奉文物“是血脉，我们民族的精神血脉。没有了这些精神血脉，我们的民族在这个世界上就失去了立足之地”。11一路殚精竭虑护送文物。唐知微一路颠沛流离在装运文物的途中踏空撞伤头部而亡，他出身富庶，家里生意被日本人暗算破败后，励精图治考上清华大学国学专业，毕业赶上国立故宫博物院成立，从此成为故宫人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随车押运文物的北平宪兵司令部中队长郭之南也是护送文物途中遇难人员之一。在这段长达十二年的国宝迁徙中，日军的炮火和艰险崎岖的山路，考验、磨炼着每一位守护国宝的故宫人。最终收到胜利撤离的命令时，丁彤云将自己舍不得丢弃的明式黄花梨圈椅送给偶然遇见的卖菜老农，吕衣农带着两个女儿的骨灰踏上回北平的归途……正如小说结尾部分所言：“战争结束了，笑容又回到了每个人的脸上。然而，人们脸上的笑容已经与原来的不同，此时的笑容只是笑在脸上，心里面却是空洞的，所以那笑容是没根的，像一股烟，风一吹就散了。”12这些默默无闻的人物在虚构的小说世界中成为夜空的繁星，在他们身上有中国民族文化的力量，有守护历史传承的使命精神，有中华民族风骨的光辉。祝勇在《国宝·山鸣谷应》的创作中，兼顾现实价值和艺术审美，使文学形象流露出真实的生命情感，带给读者充满真实感的生命体验，在作品与读者之间产生情感联结，超越现实生活中的一般感受，超越作品本身的现实属性，指向自由、指向精神、指向审美，抵达本真的生存体验和审美体验。
《国宝·山鸣谷应》两条主线上的人物各有各的特色，为整部作品增添真实的生活气息，拐卖人口的张二驴，贩卖鸦片的“钱在这”，这些人物身上都有着那个时期的烙印。祝勇不仅在小说中通过人物，贯通历史的时空，还在想象和再现中，书写人物的复杂人性和命运的模糊感，增强了历史小说的真实性，重构文物南迁的艺术世界。着力于对人物的深度刻画，是小说《国宝·山鸣谷应》成功的关键所在，男女主那文松和梅遇影在书中是带有不确定性、含混性、模糊性、多样性的人物。那文松在回北平与亲人相聚和寻找文物南迁的队伍时选择了后者才有了这部小说的开篇，作为妻子的梅遇影痛斥丈夫想拒绝随故宫文物南迁的安排留在北平照顾岳父，才有了这三部曲的故事。
梅遇影因为父亲拒绝汉奸的物资产生过怨怼，她曾背着父亲接受常知白的一百元大洋，她对于丈夫和沈芷伊之间的情谊萌生过猜疑，甚至对丈夫收留的孤儿小罍都有过愤懑，觉得对方占有了本该属于她走失亲儿子那小簠的一切……她是梅从云的女儿，那文松的妻子，那小簠的母亲，一个被多重社会身份裹挟的女性形象。她有自己的爱恨与情绪，面对苦难内心强大而坚韧，在父母接连自尽后她坚定地选择携子出京寻夫，在寻找丈夫的途上与儿子走散，和人贩子几经交手死里逃生最终与南迁途中的那文松相遇。梅遇影面对这些坎坷的经历唯有接受，她不像爽文中的大女主用自己的传奇改写历史，也没有因苦难而破碎，她只是战乱中一个普通、真实的中国女性，以婉约的身姿带出那段历史的一个侧面。祝勇在小说中对梅遇影形象矛盾性、多面性的艺术塑造，让人物充满张力，人性之下是真实感的涌现。如果说梅遇影在小说中是一个反衬角色，那么她的悲苦经历更容易打破读者与小说人物的主客体之隔，更加触发读者的共情与同情。
那文松是小说整体结构的线索焦点，也是连接两条叙事的核心人物，祝勇对他的用笔很多，却用力很少。安伯托·艾柯曾言：“为摆脱心理和文化惯例而工作的艺术，无论如何总是具有进步价值。”13在《国宝·山鸣谷应》那文松不是以往历史小说中的英雄形象，也不是迅速成长转变的光辉人物，他是故宫博物院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历经故宫文物南迁的艰难，他有自己的困顿不解，也有想要逃避责任的瞬间，在失去手指疗伤过程中与沈芷伊产生情愫不可否认地动摇过，他在纠结中保持住对婚姻忠诚的底线。在作者笔下他不是一个强者，却是一个血肉鲜活的人，但他的不完美在理性的维度趋于写实，在感性维度释放着人本的欲望。人物性格的含混性和模糊性，恰恰是作者忠于真实，留给读者想象和体味的空间。祝勇以人物勾勒历史场景，将文学表达与历史回望完美结合，践行了故宫文物南迁史的艺术创作突破。
三、历史重构中彰显故宫文化价值
小说《国宝·山鸣谷应》故宫文物南迁是一段真实具体的历史，“故宫南迁文物得以完整保存是中国抗日战争在文化领域的一大胜利，其艰辛的播迁历程也使故宫文物与国家命运、民族精神紧密联系”14。祝勇没有为吸引读者突出它的传奇色彩，而是尽可能厘清真实的历史脉络，“以人为本”从人文学者的角度重新架构这段过往。在充斥着大量魔改网络小说和抗战神剧的当下，尊重历史事实又不失文学意味的小说尤为难得。历史是人类有意志的活动结果，对历史的认识是影响历史进程的内在因素，用正确的价值观叙述、回忆和呈现历史，是祝勇小说《国宝·山鸣谷应》带有社会责任的历史意图。罗兰·巴特以文本分析的解构主义，认为言语与风格都是客体，写作是具有历史连带性的行为，是“创作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它是因其社会目的而得以改造的文学性的言语活动，它是因其具有的人的意志而被理解并因此与历史的重大转折密不可分的形式”15。祝勇故宫题材的文学创作，无论虚构与非虚构，在有史可证与艺术表达之间，充满了一个学者对故宫文化使命的责任感。故宫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其文化价值不仅限于文物和古建这些有形的文化遗产，故宫文脉的传承更在于其内在的文化精神。从紫禁城到故宫再到故宫博物院，现代广义上的故宫完成了从君主文化向民主文化的转型。近些年清宫剧、宫斗剧的盛行，在价值观虚无或有所偏差的文学、影视作品中，致使紫禁城的威仪在无形中被戏说和庸俗化，是对文化血脉、民族精神的弱化和偏离。
“每个时代都有其意识形态视野的价值中心，意识形态创作的所有道路和意向，似乎在它那里会合。正是这个价值中心成为这个时代的文学的基本主题，或者更确切地说，成为各种主题的基本复合体。”16祝勇在《国宝·山鸣谷应》中无论是故宫文物南迁的情景叙述，还是在日本侵略军统治下北平民不聊生、食不果腹的惨淡生活描摹，作者透过人物串联出中国抗战的整体历史画卷，颇有“四两拨千斤”之意。将日军入城式的路线、京剧文化规矩、茶园文化仪式、“留置场”的酷刑、日军对于华北粮食的掠夺、日本人建立“新民会”对于中华文化的侵略等细节都在小说中一一据实再现。在书写梅家历史的章节，将收复台湾、甲午战争这些史实置于其中娓娓道来。书写日军压迫下北平百姓缺粮少炭时，将老北平点心、老北平穷人与富人平时可以享用的美食一一细数，描绘出北平城往昔人们丰富而热闹的生活。曾经的繁华、人们逝去的幸福时光都在破败与苦难中被铭记。过往的市井气息与文人梅家的书画收藏，勾勒出一派生气磅礴的北平之春景象，那段被冠以伤痛的历史，在祝勇笔下有了人间烟火的回味，这些记述带着浓郁的时代气息不断与曾经的年代互文，让现代的读者深入其中，看到和理解曾经的历史岁月。
故宫前副院长李文儒曾说：“故宫学研究中的价值观……归根结底还是‘当下’如何解读‘传统’的问题，还是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含义。”17从故宫传统文化体系到现代文化体系的转化，其内在动力必然是对历史的当时与现时相结合的理性认识，祝勇以现代故宫人、故宫研究者的身份呈现和重构这段历史故事时，以高度严谨的价值观将故宫人南迁的典守精神、奉献精神渗透其中，强调故宫南迁历史与故宫当代价值体系的融合。小说中那文松为了护送文物放弃归家；吕衣农在痛失两个女儿之时，想到西迁任务没有完成，自己还有工作和责任；赵庭苇历经日军的酷刑迫害，依然以维护故宫的权利为重，是他们的守护使国宝能够平安存世，是他们的奉献使民族精神永久流传。“历史都是昨天的，但作家的眼光则是现代的。以现代的眼光去发现昨天的历史，所发现的精神是与我们今天时代的需要息息相关的。”18尤其是在“技术平权语境下以大众为创作主体、面向大众的”新大众文艺语境中，19讲好故宫历史故事，以现代的视角重构这段特殊历史时期故宫文化使命和精神的时代价值，是祝勇的小说《国宝·山鸣谷应》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和故宫博物院成立100周年的献礼。
结 语
故宫文物南迁作为中华民族抗战的一部分，祝勇在《国宝·山鸣谷应》中，再现了民族危机关头故宫人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伟大壮举，在历史与想象之间塑造鲜活的人物，在虚构之中升华生命情感体验的审美境界，在历史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之维确立正确的价值观，以文学艺术重构文物南迁历史，具有深远的文化价值。
注释:
1 冯骥才：《祝勇：文化的情怀》，《人民公安》2003年第10期。
2 郭冰茹：《论祝勇的“新散文”创作》，《文艺争鸣》2008年第4期。
3 项静：《在白与黑的交集地带——浅谈非虚构写作与散文的关系》，《扬子江文学评论》2022年第4期。
4 祝勇：《在故宫书写整个世界》，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31—239页。
5 18童庆炳：《童庆炳文学专题论集》，赵勇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04、373页。
6 7 [美]海登·怀特：《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董立河译，文津出版社2005年版，第79、3页。
8 15[法]罗兰·巴特：《罗兰·巴特随笔选》，怀宇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9、7页。
9 杨春时：《现代性与中国文学思潮》，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67页。
10 杨春时：《文学理论的现代重构》，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4页。
11 12祝勇：《国宝·山鸣谷应》，《收获长篇小说·2023冬卷》。
13[意]安伯托·艾柯：《开放的作品》，刘儒庭译，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第11页。
14郑欣淼：《故宫文物南迁及其意义》，《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16[苏]巴赫金：《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李辉凡、张捷译，漓江出版社1989年版，第211页。
17李文儒：《故宫学研究中的价值观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2013年第2期。
19彭民权：《走向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大众文艺》，《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6期。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