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异与再生：中国非虚构写作的本土特质
内容提要：中国“非虚构写作”与西方文学的“Nonfiction”相比，涵盖范围与具体所指均有不同。西方“非虚构”概念理论旅行至中国，通过创作与研究，实现了变异与文体再生，主要体现为三大本土特质。首先，它与本土相似文类调和，形成真实性、文学性、个人性三位一体的中国非虚构写作本土真实观。其次，“返乡”书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非虚构题材，它既延续乡土文学传统又寓有新变，彰显知识分子写作者的身份意识。最后，2015年前后新媒体非虚构写作平台快速发展，文化权力随之扩散，文学素人渐成写作生力军，其民间立场与生活现场呈现“小叙事”倾向，充实了文本的视界。总体而言，非虚构写作的本土化与再生产，显示出媒介融合语境下中国现实主义文学观念、创作形态与主体身份的新变。
关键词：非虚构写作 本土化 真实观 身份意识 小叙事
萨义德在《旅行中的理论》开篇即道：“正像人们和批评学派一样，各种观念和理论也在人与人、境域与境域，以及时代与时代之间旅行。文化和智识生活通常就是由观念的这种流通（circulation）所滋养，往往也是由此得到维系的。”①2010年后在中国蔚为大观的非虚构写作，可视为西方“Nonfiction”概念跨越地域、时代的“理论旅行”。1960年代发源美国的非虚构写作2，在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大陆落地生根，中美两地社会背景、文化语境与文学发展相距甚远。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新媒体背景下，中国非虚构写作历经十余年的本土化发展，经过变异与再生，发展出诸多与西方理论原点迥异的本土特征。
从理论发源地看，“非虚构写作”（Nonfiction Writing）是一个由英语直译的舶来概念，1960年代在美国首次出现，其兴起与彼时新闻写作的文学转向有关。美国文学与新闻的关系素来紧密，不少著名作家具有新闻记者背景，如海明威、乔治·奥威尔、约翰·斯坦贝克等。此外，彼时动荡的美国社会现实、频仍的历史性事件、紧张的政治局势持续给予新闻界养分，驱使新闻向文学靠拢，基于新闻报道的叙述性长篇非虚构写作形式“新新闻主义”（New Journalism）应运而生3。其命名者汤姆·沃尔夫认为，它并非美国新闻的新形态，而是欧洲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复兴。奉行者们坚信，传统新闻写作方式已无法承载多元流转的现实，记者、作家应走出书斋，实地探访事件原貌，吸纳小说写作技法，将传统的概括性新闻细节化、文学化。
与此同时，彼时美国非虚构写作已拥有充足的创作者和阅读者，《纽约客》（The New Yorker）《名利场》（Vanity Fair）《时尚先生》（Esquire）等老牌杂志，开始大刀阔斧改革，融合新闻与文学，逐渐确立“非虚构”栏目雏形，扩大了非虚构阅读群体的范围和接受程度。1962年美国最高新闻奖普利策奖，在创作类（Letters and Drama）中增设非虚构奖项（General Nonfiction），与小说、戏剧、诗歌并列，甚至被称为“第四文体”，并出现杜鲁门·卡波特、诺曼·梅勒、盖伊·特立斯等一批代表作家。此外，美国高等院校陆续开设“创造性非虚构”（Creative Non-fiction）课程，积蓄了可观的青年写作力量。
20世纪前半叶，世界范围的冲突与对抗、信仰体系崩塌后的精神缺位、科技理性祛魅引发的“现代性危机”，由此触发的偶然性与荒诞感，令现代人惊惧不安。传统现实主义在西方式微，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渐成文坛主流。经历混乱与分裂，“二战”后的美国文学迫切渴望参与社会整体性重建，与“迷惘的一代”一同直面现实议题。非虚构的鲜活现场感，恰调节了传统现实主义的刻板与客观新闻报道的冰冷。4
如今，非虚构写作已是美国成熟的写作类别之一，写作主题具有“全球性”，积累了庞大稳定的读者群。由于美式文化的长期输出，世界读者对美国社会、历史和现状并不陌生，加之对贫富差距、种族问题、跨国移民、信仰冲突、财团垄断等世界性议题的深挖，使其在海外市场广受青睐。虽然美国非虚构写作高峰已然退去，进入平缓发展的稳定期，但仍十分活跃，图书市场一向有意培植这一细分类别。与虚构文学相比，非虚构作品拖稿率和失约率相对更小，出版社更愿意提供预付款。《纽约客》与《太阳报》等知识、文艺类综合杂志，设有非虚构作品的固定版面，在美国知名政治文学刊物《哈泼斯》（Harper's Magazine）与男性杂志《时尚先生》（Esquire）非虚构也长期占据一席之地，另有一些专门刊发非虚构文章的期刊，如《创造性非虚构写作》（Creative Nonfiction）、《第四类文体》（Fourth Genre）、《简洁》（Brevity）等。
中国语境的非虚构写作，由1980年代的理论译介，到2010年后的“流行期”，再到2015年前后的“新媒体爆发期”，历经“引入—借用—变异再生”的本土化。从理论旅行到自我建构，它主动或被动地舍弃“Nonfiction”概念的异质性，形成适应现实语境的本土特质，通过理论旅行跳出固有文学框架，广纳新闻写作、网络文本元素，突破原有文学圈层，吸引文学素人加入，在大众文化场域获得关注。可以说，我们从西方舶来这一称谓，又通过创作与研究，实现概念本土化。非虚构写作在中国的提出与使用，是借用西方已有理论“开疆拓土”，创造性地借用概念工具在国内深耕，意欲与此前日渐失语的相似概念，如报告文学、纪实文学进行切割5。与西方有广泛接受度的非虚构概念相比，目前国内研究者、创作者、读者所持理解各异，其创作已呈现几个明显的本土特质。
一、中国非虚构写作的本土真实观
西方非虚构写作受严格的内容审查制度监管，几乎“零容忍”文本的虚构成分。事实核查制度（Fact Checking）是美国新闻业的一项传统，媒体设置专门部门与专业事实核查人，严格审查新闻报道所涉的事实材料。1920年代，《时代周刊》和《纽约客》最先引进这一制度，编辑将写作者视作“敌人”，其职责是识破企图使用虚假信息的作家，《纽约客》至今仍沿用“绕过写作者致电写作对象，进行事实确认”的工作准则。经过严格核查的非虚构文本，最终达到“事事有根据，人人有下落，句句有出处”，上至数据的来源证据、场景描写的图片或视频佐证，下至语句措辞的精确性，均纳入事实核查员的职责范畴6。
相较之下，中国非虚构写作的“真实性”边界趋于模糊。在真实性、文学性、个人性三重力量的角逐中，“文学性”是大部分作家的首选。“何为非虚构”是未定的，“何为文学”却在写作者间颇有共识，他们致力将非虚构写作打造为“有意义的艺术结构”。作家梁鸿屡次提及对“非虚构”的理解，“‘梁庄’是文学的。它所以让人谈论，恰是因为文学的溢出。梁庄从来都不是客观的、物理的‘真实’……它一开始就是情感的、个人的、文学的‘梁庄’”7。“在非虚构文学里，合理化想象应该是被允许的”8，“真实在非虚构文学中不能成为一个道德标准，作者还必须安排有意义的艺术形式在里面，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文学”9。基于此，梁鸿对《中国在梁庄》的写作材料进行模糊处理，甚至“梁庄”地名亦为虚构。其《梁庄十年》也不乏文学化的合理推断与想象，作家的客观叙述，常夹杂感性抒情：
那张桌子充溢着寂寞，这寂寞释放出来，覆盖整个院落。就像大胜。他脸上潜藏着忧郁，这是他常年孤独和辛劳所累积出来的气息，和他的花园一样，非常美，美得让人伤心。10
大胜自小被抱养，是家中独子。父母接连病重，他毅然全职照顾，几乎将自我封闭在两件事中，护理病人和打理花园，精神深寄其中。经过无微不至的照料，母亲病情得以好转，整个家井井有条，花园更是美艳异常。作者与大胜交谈时，他从未表达过“寂寞”“忧郁”，梁鸿却通过周遭环境，觉察出这些难以被证明的主观情感。情感逻辑推测虽非“事实真实”，却可被视为一种“情感真实”，彰显文学的感染力。此类将非虚构“真实性”让位于“文学性”的创作理念屡见不鲜，作家们坦然承认“想象”的存在11，毫不讳言非虚构文本含有“虚构”成分，再次证明文学领域的非虚构写作者在真实观问题上达成一定共识，他们对“非虚构”的理解与西方创作者迥异。
从发生层面看，非虚构写作甫一提出，便表现出“求真”姿态，“真实”作为价值诉求，在写作与传播过程中被刻意凸显。与其说它追求主观或客观真实，毋宁说它在强调营造“真实感”。建构真实感、现场感的行为，实则蕴含着非虚构写作挣脱旧有文学秩序的诉求，这正是其阅读体验区别其他文类的核心原因。非虚构写作的理想状态是立于“虚构”的另一端，追求由外在事实组成的纯“客观真实”，但客观真实仍需经主观理解表现为文字，写作者对生活的描摹，永远无法抵达绝对真实。任何写作均带着作者的主体视野，与创作主体的知识背景、情感倾向和写作风格血肉相连，创作非虚构文本总在企及“真实”，创作者需要时刻与“自我”搏斗。抛开文学性、个人性而空谈真实性是虚妄的，这是中国非虚构写作者与研究者的共识之一。对文学性与个人性的适当保留，恰是非虚构写作之于普通新闻报道、科研写作的不同之处。“真实”概念富含阐释的孔隙，远非铁板一块，正如“虚构”与“非虚构”是一组二律背反关系。本质的真实是一个虚妄的目标，非虚构写作不是表象记录客观真实事件，中国非虚构写作者正以“介入与在场”的行动尝试接近真实，加深阅读者对真实的理解，最终获得审美的情感体验。为达到这一目标，中国非虚构写作者们将真实性、文学性、个人性三位一体，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真实观。
首先，真实性是非虚构写作的出发点、立足点，文学性亦是其存在的根本条件12，当文学性被控制在合理区间，可以增强真实的可信度。《拆楼记》《盖楼记》的作者乔叶直言：“所有貌似客观的东西当作为意识形态表现出来的时候，都带有主观性……当你读的时候，你觉得自己看到的是一种原生态的现场，那某种意义上，我可以骄傲的说，这是写作者的成功。怎么可能有百分之百、纯天然的原生态呢？”13这段话折射出真实性、文学性与个人性的关联，即真实必须经由个人进行表达、文学性极大虚拟了真实感，而真实感的获得依赖于文学性。
其次，个人性与真实性不完全冲突，适当加入个人性，有助于增强真实感。当写作者以个人的主体性，真正介入被写对象，站在其位置观察、思考，才能避免廉价的议论与抒情。所谓“个人性”，并不限于个人情感的表达，非虚构写作的初衷是追求“真实表达和表达真实”，这是作者自我重构的方式之一。他们将自我的真实经历、真实情感，以及经调查采访得到的第一手真实信息诉诸文字，完成对经验与情感材料的二次吸收与转化。作者的认知程度、价值立场、叙述视角等个人因素，共同影响着真实的“纯度”，在真实性与文学性的天平两端，作家的个人性是至关重要的砝码。沃尔夫冈·伊瑟尔曾提出：“如果某一虚构文本割断了与已知现实的一切联系，那么，它必然就是谁也无法解读的天书。因此，当我们试图描述‘什么是虚构文本的虚构性’时，就难以再坚持传统的虚构与真实的理论框架了。我们认为，文学文本是虚构与现实的混合物，它是既定事物与想像事物之间的相互纠缠、彼此渗透的结果。可以说，在文本中现实与虚构的互融互通的特性远甚于它们之间的对立特性。”14虽然他的讨论对象是虚构文本，但同样适用非虚构写作，真实与虚构在此端也非截然对立。当我们讨论“什么是非虚构写作的非虚构性”，也应当跳出固化的非此即彼论述框架，关注其中真实性、文学性与个人性共存的生态。
问题随之而来。2012年《中国在梁庄》获中国国家图书馆第七届“文津图书奖”，授奖词云：“《中国在梁庄》所呈现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田野调查，严谨、客观在这里似乎让位于细腻与千丝万缕的情感纠葛，通常在田野调查中处于主体位置的客观描述，在这里只是每一段落的导读，鲜活的文学描述与作者的主观思绪跃为文本的主体。”15在授奖方看来，作品的主要价值并非恪守真实性。相反，文学性与个人性才是获奖原因。这无疑与非虚构写作的初衷不符，这段简短的授奖词折射出三者间难以调和的矛盾，也提醒着中国非虚构写作者，时时调整三者的关系与比重。
中国非虚构文本的写作者，往往是事件或历史进程的参与者、介入者、见证者，甚至亲历者，因此很难真正从个人情感中抽身：返回凋敝农村故土的梁鸿、在传销窝点卧底二十三天的慕容雪村、记录乡土十年变迁的阎海军、书写乡村图景的农村儿媳黄灯……这些非虚构文本均体现出忧愤深广的情感，与宏大叙事有着本质区别，具有私人化写作的倾向。作家或选取宏大叙事所忽略的边缘题材，或将宏大的事件与背景微观化，借此摆脱宏大叙事尾大不掉的痼疾，变得轻快多变。但随着商业气息渐浓，以及文学素人加入等因素，非虚构写作愈发向私人经验发展，出现个人性、文学性有余，公共性、真实性不足的问题。在文学领域的非虚构创作者看来，非虚构文学的现实与真实属于主观范畴，个人性较强，是一种有限度的现实与真实，而非纯客观的社会科学研究。这些创作者的非虚构写作真实观，受报告文学影响较深，虚构文学中常见的主观心理刻画、意识流等手法，被广泛运用于非虚构写作，容易导致叙述偏离事实，考验着创作者对“真实”的艺术把控与转化能力。
二、知识分子写作者的身份意识
从文学史的发展看，非虚构写作正以现实主义表现手法，记录中国改革开放后的跨越式发展。它在现实主义的象限内调整，为其注入新的精神与方法，而非简单接续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其叙事偏好选用具体而微的个体、真实事件的片段，串联大时代的发展图景。因此，这类基于真实经验的写作，尤其依赖作者具备灵敏的选题嗅觉，以及剪辑素材的能力，这与作者的人生阅历、知识结构、认知水平高度关联。写作目的与诉求的不同，在写作实践中表现为主题类型的差异性，而主题类型的选择与偏好则与写作者的身份息息相关。
中国非虚构写作主要在新闻与文学两大领域，写作者大致可分为三类：新闻记者、亲历事件的文学素人、专业作家或学者，这几类身份时有重叠。不同职业、阶层、身份的作家，拓展了非虚构写作承载的生活容量，使之不断发掘生活的多层维度。其中，专业作家、学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写作者，其返乡书写具有鲜明的启蒙意识，既延续中国乡土文学传统，又寓有新变，成为中国非虚构写作的本土特质之一。
乡村是中国的根，现当代“乡土文学”传承已久。1920—1930年代，以鲁迅、台静农、蹇先艾等为代表的作家，站在启蒙立场以现代理性、人道主义的眼光审视乡村，展示乡土中人的生存状态，启蒙与批判意识强烈。新中国成立后，在“农村题材”小说创作队伍中，涌现出赵树理、孙犁、柳青等扎根农村，致力反映农村改造或斗争真实样貌的作家。1970年代末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二元户籍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政策方针的推行，深刻变革了城与乡的面貌和位置。“新乡土叙事”展现出乡土中国驳杂的面向，莫言、贾平凹、阎连科、陈忠实、路遥等作家的创作，从内容与方法两方面，再次激活了知识分子书写乡土的文学传统。
“三农”问题素来是报告文学的重点书写对象，文本数量可观，代表者如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何建明《根本利益》、陈桂棣与春桃合著的《中国农民调查》等，这些文本多从城乡二元结构切入，聚焦农业、农村、农民的困窘。这与我国城乡的结构性变化息息相关：1949年全国农村人口约占总人口的九成，2011年城镇人口总数首次超过农村，截至2025年末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67.89%。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离开原乡故土到城市谋生，老人、妇女与儿童则大多留守农村。外出务工者如何适应陌生的都市环境，获得物质与精神支撑？留守农村的孱弱者又如何保障物质供给、获得护照支持？一去一留间，诸多社会难题显现，成为进入新世纪后文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焦点。
此类议题在中国非虚构写作中占据显要位置，知识分子的返乡书写，是引起热议的主题类型之一。2010年梁鸿发表于《人民文学》的《中国在梁庄》可视为知识分子返乡非虚构书写的开篇之作16。它记录久居北京的作者，重返河南家乡的真实体验，结合口述实录、人物访谈、社会田野调查、文献记录等不同体裁，融议论、抒情、叙述、说明于一体；2011年乔叶的《盖楼记》《拆楼记》获“人民文学奖非虚构奖”，作者不仅是乡村观察者，更亲身参与老家的拆楼与盖楼，直接成为乡村重要事件的推动者和参与者；2015年春节，上海大学在读博士生王磊光的文章《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近“年”情更怯，春节回家看什么》在网络社交平台快速传播，引起颇高的讨论热度；2016年春节，广东金融学院教师黄灯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经新媒体平台发布，各大公众号阅读量累计超过千万。接连两年在春节期间引发公众关注的“返乡体”，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文化现象之一。它不仅进入文学批评视野，一时间新媒体平台也出现大量相似文本17。
“返乡体”唤起公众热议的原因之一，是“返乡”动作本身包含多重议题，虽描写“乡”，却始终以“城”为参照。中国高速发展的激荡四十年，城市崛起常以“消耗”乡村资源为代价，尤其在资本积累的前二十年。城市发展所需的经济、社会、生态等成本与代价，制度化地分配至乡土社会，使“三农”问题愈发凸显。“返乡体”以“返乡者”为窗口，兼具社会结构变化、乡村整体性变革、外部制度环境等多层视角。创作主体对农村与城市的消长、递变怀有切肤体悟，且表达能力流畅，拥有一定话语权。因此“返乡”文本具有可读性、反思性与真实性。但过于充沛的情感及相近的内容，使其逐渐趋同，未能突破习见的写作范围，分量足、关注度高的文本后继乏力，导致知识分子的返乡非虚构书写在2018年左右归于沉寂。
从概念发源时间而言，中国非虚构写作是对西方现实主义方法的“补课”，但走的是本土发展路径。具有知识分子身份的文学领域非虚构写作者，惯性担任“启蒙者”角色，留存由左翼文学、问题小说、反思小说、报告文学、底层文学一脉相承的启蒙意识。虽然这些文学样态荣光不再，似乎表征着启蒙文化逻辑的失落，但非虚构写作站在宏大叙事的废墟，启蒙倾向犹存。一些非虚构文本将中国的乡村与底层，处理为“问题的场域”，将其落后面貌视为愚昧和麻木的劣根性遗存，继而“哀其不幸，怒其不争”18。
自上而下的目光审视后，书写对象被描绘为蒙昧的群体。作家慕容雪村怀着强烈的写作目的潜伏传销窝点，他在《中国，少了一味药》中将自我塑造为孤勇者、潜伏者、逃离者，以精英智识阶层的慧眼、冷眼，观察因发财梦被骗入传销，精神与物质双重赤贫的人。该书封皮印着几行醒目红字：“愚蠢不是天生的，而是人工制造出来的。我有一个希望：让常识在阳光下行走，让贫弱者从苦难中脱身，让邪恶远离每一颗善良的心。”19作者为浮躁的社会“问诊把脉”，开出“常识”这服药方，体现知识分子的角色意识。即使他们的话语权力萎缩，但面对“更弱者”仍以启蒙者姿态相待，这种天然的启蒙意识是中国非虚构写作的突出特征之一。
美国作家约翰·卡雷鲁的《坏血：一个硅谷巨头的秘密与谎言》同样以揭露行业骗局为目的，但写作姿态与《中国，少了一味药》迥异。作者以冷静客观的笔触，描摹事件前因后果，叙事时尽量还原完整的细节，揭露了一场近百亿美元的商业骗局。作家没有嘲讽硅谷精英群体的盲视，而着力剖析引发惊天骗局的社会结构问题，探究面对漏洞百出的欺诈，为何蒙蔽了从上层监管到业内知情人士，最终竟无人干预。
不少写作者对“启蒙者”姿态保持警醒20，在实践时却难以摆脱。梁鸿《中国在梁庄》的第三章标题“救救孩子”便是一个启蒙命题。该章讲述一桩震惊梁庄的刑事案件：十八岁的王家少年，奸杀同村八十二岁的刘老太，被警察带走时，他平静异常，毫无悔意。村民激愤地要“直接让公安局把他枪毙了”。写作者却心存同情，认为他刚成年又无人看管，最终导致惨剧：
当我又试图说中国的死刑好像太多、太随意，而在国外有些地方并没有死刑，或有些国家已经废除时，他们很惊异。在他们的观念里面，那么残忍的行为只有判死刑才能达到惩罚的目的。
没有人提到父母的缺失、爱的缺失、寂寞的生活对王家少年的潜在影响，这些原因在乡村，是极其幼稚且站不住脚的。而乡村，又有多少处于这种状态中的少年啊！谁能保证他们的心灵健康呢？21
“我”的见多识广、理性，与村民们冲动的“法盲”行为对比鲜明，有意无意间，作家达成对写作对象与读者的法律启蒙。
非虚构返乡书写的主体，以人文学科知识分子为主，他们受过系统的学院派教育，浸染启蒙精神，对人文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身份认同有一定理解，既承接着中国古代文人“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也熟稔着西方启蒙理论。返乡主题，于他们而言最切近且最易获得。家庭伦理、“三农”问题等当代中国的诸多症候，既属于人文知识分子的专业研究范畴，也是他们的切肤之痛。返乡过程中，“乡”作为问题的场域被展现，“农村”作为表达的意象被书写，写作者们穿梭在城与乡不同的场域之间，体会知识分子身份的尴尬、知识的无力感、乡愁与乡衰的沉重。这种携带问题进入现实的创作，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写作”，它怀着反思内省、道德良知和人类关怀，体现出社会参与意识和公共关怀。
“返乡者”也常遭遇启蒙的失效与受挫。“知识分子写作”首先是对写作者身份的强调，此类非虚构写作者具有相关学术理论积累，受过专业的学院训练。例如梁鸿、黄灯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王磊光是文化研究专业的博士，三者的专业都涉及中国复杂的城乡关系。他们在各自专业领域习得缜密的政治经济、社会学、人类学理论。但面对最熟悉的乡村却遭遇困窘，乃至知识失效：“儿子、媳妇空戴两顶博士帽，甚至比不上一个乡镇干部或赚钱的包工头更能解决家庭其他成员的实际难处。”22王磊光不禁自问：“作为农村大学生，当你回到家乡的时候，你童年那些伙伴都衣锦还乡了，而你连自己的问题都不能解决，你还能做什么呢？没有人信任你的知识！”23
20世纪以降，中国知识分子与农民的关系多次对调，知识分子由启蒙者，转为向工农兵学习、为工农兵服务，再到为底层群体代言。但不论处于何种时期，中国现当代文学一贯提倡写作者与各阶层民众紧密结合，真实地体验生活。“下生活”“走基层”或“返乡”，意味生活场域变化，知识分子必须适时调适身份。若一味以教条的知识话语参与生活现场，将导致隔膜和失效。虽然这些知识分子出身农家，有农村生活的长期经验，但乡村内部结构和精神体系的快速变化，共同使原有经验失效。
返乡非虚构文本，记录乡村人事变迁，本质是处理返乡者“我”与“他者”的关系，即以“我”的知识体系、体验为坐标系，反身观照乡村发展困境。曾经熟悉而今陌生的乡村，成为巨大的“他者”，由城返乡的知识分子，变为故乡的“他者”。在返乡书写中，故乡与知识分子是一对“互为他者”的存在，这是中国作为后发现代性国家，在快速转型期语境下所致。返乡知识分子，怀着由“回望”到“回嵌”乡土的希望，远非高高在上的“局外人”。当他们真切感知到农村“沉重的翅膀”，却不约而同产生侥幸又悲悯的“叛逃”心态，继而开始知识分子式的自我反思。他们生长在贫瘠年代的农村，那时的贫困由城乡共享，物质困窘普遍存在，还未显露公平与正义问题。1990年代中后期，贫富差距拉大，城乡分化明显。此时，他们已经凭借知识的上升通道“摆脱”家乡，与故乡的物理与心理距离越拉越大，大到撇下故乡的苦难，疏离故土，疏远亲情。这种“叛逃者”心态加固其人道主义立场，是启蒙意识的来源，也为非虚构返乡书写提供理由和叙事站位。
三、中国非虚构写作的“小叙事”倾向
进入新时期，理想主义、启蒙主义的整体氛围，催生出一批具有问题意识的报告文学。它们承担一定的社会公共职能，创作者倾向宏大叙事，将个体经验上升为家国叙事。1990年代以来，启蒙思想、民族国家意识、新左派思想遭遇市场经济、大众文化冲击，写作语境和走势随之变化，出现写作者官方身份弱化、宏大叙事的微观化处理、“内容为王”的叙事风格等趋势，由“宇宙视点”移至“人间视点”，由“宏观叙述”变为“微观讲述”。这些演变内含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宏大叙事危机，表征出时代性、整体性的文化艺术生态更迭。文学市场化、文化消费化、数智时代纷至沓来，共同加剧文学“去精英化”倾向，将之拉回“民间立场”与“生活现场”。当传统现实主义原则受质疑，一系列新小说观念与技法崛起，大部分写作者的宏大叙事野心，被个人化的“小叙事”取代。另一方面，“小叙事”的形成，亦受新媒体特性、受众阅读偏好等因素影响。
中国非虚构写作趋向利奥塔所谓的“小叙事”（Little Narratives），具有视角小、容量小、平民化特点。“小叙事”倾向，尤其体现在文学素人的非虚构写作。素人写作者专攻个人生活现场，持续产出与读者亲近、读之自然的文本。它们聚焦个体经验，是具体而微的个人史、私人史、小民史、平民史，其民间视点与立场，表征出主流之外的民间叙事，及其非官方“小身份”的合法化。2015年前后，新媒体非虚构写作平台激增，给予非专业写作者广阔的发表空间，各行各业的普通人，通过书写“被看见”。以“真实故事计划”为代表的非虚构写作新媒体平台，采用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的用户内容生产模式，用户是内容浏览者兼生产者。平台由此实现“双赢”：既获得“造血干细胞”式的内容更新，又增加与用户的强关联24。此外，网易非虚构平台“人间the Livings”的“蓝衣坊”栏目，设立国内第一个专门为一线打工者开办的写作工作坊，许多作者来自北京皮村的“工友之家”写作组，平日为生计奔忙，只能挤出零散的时间创作与交流文学。这个民间自发形成的写作同好者团体，因2017年非虚构平台“正午故事”发布的《我是范雨素》，获得媒体关注。25
民间文学素人是“新大众文艺”的主力军，是当前中国非虚构写作不容小觑的力量。他们使普通人的“私人写作”，走向公共场域，为非虚构写作输送源源不断、有血有肉的现实素材，提供了区别于专业作家的叙述方式与视角。这些来自民间的“草根”文本，具有更广阔的书写空间，涵盖了历史记忆、性别议题、阶级身份、城乡关系等内容，是时代的鲜活标本、民间声音的存储器，共同构成当代中国独特的历史记录。同时，非虚构写作也为普通人提供了珍贵的表达空间。它作为一场“全民写作”的新大众文艺，走向大众、劳动者，以及热气腾腾的个人生活现场。
一方面，读者群体通过“全民写作”反哺非虚构创作，带来更多元的视角、更具个性化的表达。另一方面，新媒体平台并非完全平民化，编辑把握着平台的内容方向，为文本质量把关，以专业媒体人的眼光，指导初出茅庐的写作者，修订、编排文稿，并承担稿件真实性的粗筛工作，正向促进文学素人的创作。除民间的自发写作外，还有“被扶持”的民间写作后备军。“中国三明治”的“破茧计划”“人间the Livings”开办非虚构写作训练营，旨在打造普通人的非虚构写作孵化平台，通过名家导师的指导，助力普通写作者成熟。这些新媒体平台的兴起，以及对文学素人的有意鼓励与培植，增加了文化领域中“民间”的话语声量，使其写作能力在短时间内显著提升。这些散布民间各处、各阶层的视角，极大丰富了中国非虚构写作的多样性，带来多元的文本层次和文化视角。
此外，不少专业写作者也将目光下移，以“小叙事”书写日常，将社会深层结构问题作为故事大背景。高校教师黄灯的《我的二本学生》中，记叙了一篇令她难忘的学生习作。一次作文课恰逢超级台风，她临时起意让学生以“风”为题写作，一位不起眼女生的习作《风》，用平实的话语道出生活窘迫：
想想自己现在的处境，内心免不了一阵阵剧痛。“我要上大学”的呼喊在我耳旁回响，承受着村里人“不孝”的看法，抱着贷款的最后一线希望来到大学，写“贫困证明”、写“贷款申请”等等那么多的努力，今天可能却要被“你父母才四十五岁，还很年轻啊”一句话宣告白费……如果贷不了款，我不知道等待我的会是什么？将来的日子该怎么过？父母一个月加起来的工资还不到一千，一个弟要上高三，一个弟要上初三，想借钱也没处借，而自己也差不多半年没拿过生活费了。26
这篇习作，引发黄灯内心极大震动，她意识到在2006年的珠三角地区，仍有徘徊温饱线的年轻学生。《我的二本学生》以此类站在生活现场的“小叙事”，构成对珠三角“改革开放”宏大叙事的补充。
非虚构写作的“小叙事”倾向，契合碎片化阅读时代的受众喜好，只选取故事性浓、戏剧性强的生活片段，以写作者“我”观物，代入感与现场感充沛。但也易流于就事写事、点到为止。以两部文本《重症监护室》《在精神病院》为例，作者倾入大量时间，介入特殊场域，记录每日所见所感，个人主观情感的表达较为浓厚。两本书都以单个病人为叙事单位，故事性强但叙事较为松散，未能触及深层的社会问题，视角和容量有限。
反观域外非虚构写作，大部分创作者擅长跨领域书写，不限制在狭小的熟悉范围。譬如，曾获普利策奖、美国国家图书奖的特雷西·基德尔，已出版十余本非虚构著作，内容涵盖计算机、医疗、教育等各色话题。虽然美国非虚构文本，也惯以小窗口洞察大社会，但文本容量较大。例如，被誉为“非虚构写作教科书”的《被仰望与被遗忘的》，用交响乐式的笔法，复刻1960年代纽约的都市生活，生动摹写出这座国际都市运转的细微脉络。作者盖伊·特立斯对社会名流、修桥工人、城市中的无名者一视同仁，对各色人物的人生故事与细节，抱有近乎痴迷的探索欲。他悉心记录城市的变迁与精神风貌，使一代代读者能够跨越时空，感受纽约曾经的蓬勃生机，以及那个时代的人们如何编织“美国梦”，这部作品因之获得恒久的文学与历史价值。
总体而言，西方非虚构文本通常关注社会显性结构问题，显示出一定的社会学价值。国内创作者则偏向从个体出发，聚焦独立事件和个体经验的“小叙事”，尤其关注生活中的软性伤害——精神创伤，聚焦写作者周遭生活结构、精神结构、情感结构的变迁，文本的文学价值凸显。当新世纪后“元叙事”的连贯性、统一性遭到质疑时，这些本被压抑的边缘区域浮出地表，步入非虚构写作的聚光灯下。
虽然“元叙事”并未在非虚构写作中消失，但以民间写作、生活现场为代表的“小叙事”崛起，象征着主流之外的叙事及其“小身份”的合法化。首先，这些“小叙事”内蕴着多元的差异价值，为非虚构写作增添了饱满的、有区别度的阅读体验，贯彻着创作主体去精英化、去神秘化的艺术民主理念。其次，写作者个人主体意识的崛起与“小叙事”相辅相成。他们用写作确证个体的独特与存在，将渺小的“我”从茫茫人海中打捞，用发现的眼光记录“我”的视界。这种精神价值的找寻与确认，既是文学的价值本身，同时也溢出了文学，成为自我实现的途径。最后，“小叙事”文本相对保留真实的语言与情感，虽有时不免粗粝，但小人物、小日常、小感觉，构成了非虚构写作的基调，潜入幽微处，满载着充满“文学性”的时刻。
恰如萨义德所言，“观念和理论从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转移的情形特别值得玩味”27。面对舶来概念“非虚构”，我们需要扎根现实语境，从创作与传播两方面，观察其在中国的变异与再生。既要看到现实语境对它的挤压、相似文类概念对它的影响，也要关注在媒介融合大背景、数智化大发展的文学生态中，文化话语权的扩大与下放，如何令其突破固定圈层，形成充满未知可能性的文学新景象，这有助于我们厘清文学场域的“气候变化”。
总体而言，2010年以来的中国非虚构写作，是一场先受市场经济影响，再由文学刊物号召的创作思潮，经过本土化的变异，呈现出与西方非虚构写作迥异的文体特点。它在中国的本土化与再生产，显示出媒介融合语境下中国现实主义文学观念、创作形态与主体身份的新变。
[本文系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新世纪中国女作家的‘非虚构’写作研究”（项目编号：2024SJYB1060）、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场域重构’视阈下的新世纪中国长篇小说研究”（项目编号：24BZW143）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27 [美]爱德华·W.萨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李自修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00页。
2 1965年杜鲁门·卡波特的《冷血》发表于《纽约客》杂志，次年单行本出版，初印十万册迅速销售一空，成为畅销书兼长销书。卡波特将之命名为“非虚构小说”（Nonfiction Novel），并认为是其首创的“新的艺术形式”。
3 彼时美国非虚构作品聚焦时代变幻。例如1968年汤姆·沃尔夫的《刺激酷爱迷幻考验》记录作家与嬉皮士们的旅行过程。1968年诺曼·梅勒出版《夜幕下的大军》，关注1967年纽约爆发的二十五万人反越战大游行。当时的美国学者认为：“六十年代，主宰美国人心境的是一种不祥的感觉。重复不断的危机在许多方面看来已经成为规律性的。这七年里，报纸和杂志的日常报道记录着我们国家生活各方面的深刻变化。它们有时超出我们的想象力，几乎达到难以置信的地步。渐渐地，每天的‘现实’编的甚至比最好的小说更离奇动人。”转引自吴绮幸《论亚纪实传统和非虚构小说》，《文艺理论研究》2010年第6期。
4 正如美国评论家约翰·霍洛韦尔所言：“在现在的文学转变时期，现实主义的小说衰落了，这是很清楚的事情，因为它不能将我们经验的巨大变动的意识表达出来。小说家们对现实主义的不满导致他们在语言和故事形式方面进行试验。尽管虚构主义可能是小说家们应付眼前困境的一条出路，但到了六十年代末，象非虚构小说这样的纪实文学已成为重要的选择形式。”参见[美]约翰·霍洛韦尔《非虚构小说的写作》，仲大军、周友皋译，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9页。
5 2010年《人民文学》“非虚构”专栏的“主编留言”：“何为‘非虚构’？一定要我们说，还真说不清楚。但是，我们认为，它肯定不等于一般所说的‘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我们其实不能肯定地为‘非虚构’划出界限，我们只是强烈地认为，今天的文学不能局限于那个传统的文类秩序，文学性正在向四面八方蔓延，而文学本身也应容纳多姿多彩的书写活动。”参见《人民文学》2010年第2期。
6 美国对“非虚构”的理解，亦随着实践不断深化与重构。以“中国三部曲”《江城》《寻路中国》《奇石》为国内读者熟知的美国非虚构作家何伟（Peter Hessler）表示：“过去，美国的一些非虚构文学作者也会编造一些文学场景，一些‘复合型人物’。约瑟夫·米切尔、杜鲁门·卡波特等许多作家都曾经这样编造过。但是时至今日，非虚构文学已经不再接受这种编造行为了。”参见南香红、张宇欣《何伟：在平淡的生活里寻找戏剧性》，引自https://site.douban.com/256536/widget/notes/190197660/note/515490698/。
7 15 21 梁鸿：《中国在梁庄》，台海出版社2016年版，第318、273—274、70页。
8 罗昕、吴冕：《梁鸿〈梁庄十年〉（下）：在非虚构文学里，合理化想象》，引自https://view.inews.qq.com/k/20210325A02ZVD00？web_channel=wap&openApp=false。
9 梁鸿：《非虚构文学仍然是文学，不只是事件的流水账式记录》，引自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3916840。
10 梁鸿：《梁庄十年》，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38页。
11 例如，作家弋舟在《空巢：我在这世上太孤独》的序言开宗明义：“本书以‘非虚构’的写作要求为基本宗旨，但在某些段落，的确掺杂了我的某些想象。这种想象，其一是为了在行文中保持某种逻辑的连贯性，其二也使我在面对这个题材时，更能感受到其独具的魅力。”引自弋舟《空巢：我在这世上太孤独》，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11页。
12 一些创作者、研究者由此呼吁，将文学领域的非虚构文本命名为“非虚构文学”。如作家袁凌提出：“‘非虚构文学’是一个更核心、边界更确定的存在，它必须是以写人（或其他生灵）、写人的生活为根本目的，不排除由文学出发吸纳学术性或其他，但其意义主要是文学本身，价值天平的砝码不能置放在社会意义一端。”参见袁凌《“非虚构文学”亟需面世》，《扬子江文学评论》2022年第4期。
13 沈闪：《碰撞与呈现：新世纪中国“非虚构写作”研究》，武汉大学2019年博士学位论文。
14 [德]沃尔夫冈·伊瑟尔：《虚构与想象：文学人类学疆界》，陈定家、汪正龙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162006年作家黄灯发表于《天涯》的《故乡：现代化进程中的村落命运》，虽属“返乡”题材，但未激起广泛关注与讨论。
17诸如王军柏《失落的乡村：一位大学教授的乡村笔记》、何莲翠《一个女研究生返乡笔记：农村大学生在撕裂中前行》、苗苗《从逃离到回归——一名90后大学生的在校返乡路》、李瑶《一个90后的回乡感触：知识仍旧有力，劳动力才无力》等，均以“身份标签＋返乡感悟”为命名逻辑。
18从以下文本标题可管窥一二《失落的乡村：一位大学教授的乡村笔记》《北大才子：真实的中国农村是这样的》《一个女研究生返乡笔记：农村大学生在撕裂中前行》等。
19慕容雪村：《中国，少了一味药》，中国和平出版社2010年版。
20作家黄灯和梁鸿都曾表达此类警惕。黄灯：“我决心书写这个群体。当他们进入我的视线，并调动了我强烈的表达欲望时，另一种警惕立即出现——我意识到，在进入他们的生存肌理、深入其内心世界时，要尽量采用浸入式的交流，避免介入式的冒犯。我特别害怕自己不由自主的优越感会凌驾于他们的讲述之上，更害怕他们不经意中讲出的人生经历，会在我的笔下，被文字轻佻地包装为他者的故事”。引自黄灯《自序》，《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台海出版社2017年版。梁鸿：“非虚构写作主体首先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公共知识分子和专业知识分子兼而具之，他既要迎接扑面而来的生活本身，要全部身心地浸润进去，去感受生活内部的空间和可能蕴含的精神，同时，还要提防自己过于‘自大’，要摒弃过于主观的判断，时时警惕自己被以往知识视野遮蔽。”引自梁鸿《非虚构文学的审美特征和主体间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7期。
22黄灯：《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台海出版社2017年版，第11页。
23王磊光：《呼喊在风中：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3页。
24以“真实故事计划”为例，它“致力于将非虚构写作打造成国民写作项目，并采用支付优厚稿酬、与作者共生、提供专业化编辑团队的服务以及以高额奖励开展征稿大赛等多种方式挖掘有能力的非虚构写作者，将5万多名故事写作者集结于平台，每天基本接收来稿400封，运行两年来累积收获30万个超过2千字且充满起承转合的故事”。参见杨利娟《新闻业危机的商业主义救赎——以非虚构写作平台“真实故事计划”的创业实践为例》，《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年第7期。
25参见张慧瑜《劳动者在书写：新工人文学小组的非虚构实践》，《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4年第2期。
26黄灯：《我的二本学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4页。
[作者单位：苏州工学院师范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