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异国小说”的演进与转型
内容提要：百年中国“异国小说”的发展呈现出作家身份、写作立场与经验形式的三重演变。创作主体由留学生逐渐扩展到更广泛的本土作者群体，叙述视角随之延伸，从侧重留学经验的个体观察扩展到全球化语境下的跨文化理解；写作立场则从政治宣导与意识形态表达，逐步转向文化交流与个体化叙述；异国经验由依赖在场体验转向在场与再现经验的互补，塑造出更具立体感和时代感的异国景观。未来，随着作者身份、叙事姿态和经验来源的持续变化，中国“异国小说”可能呈现更丰富多面的创作形态与叙事路径。
关键词：中国“异国小说” 作家身份 写作立场 异国经验 文学史视野
一百年来，中国作家的异国题材小说折射出中国人“异国观”的演变。近些年，越来越多的作家以越发多元的视角书写异国生活，作品在时代感与全球视野上显现新特征，成为当代文学的重要现象。对于这些创作的整体发展规律及其历史连续性与创新性，学界尚未给予充分梳理。将新世纪的异国小说置于百年创作的脉络中，有助于人们重视这一创作流向。本文拟从作家身份、写作立场及经验来源三个维度，分析其发展逻辑和转型路径，并瞻望其未来的演变可能性。
一、概念界定与历史脉络
在探讨中国“异国小说”的发生与转型前，需首先明确其概念范围。“中国异国小说”由“中国”与“异国”两个要素限定，且聚焦于严肃文学领域的小说创作。
“中国”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国籍与文化认同。作者在创作时须持中国国籍（含港澳台）并自我认同为“中国作家”。海外华文作家如严歌苓、虹影、哈金、黎紫书等，虽有大量异国题材作品，但因其不具有中国国籍，且其创作与接受语境主要植根于海外，一般归入“世界华文文学”，不列入中国本土文学范畴1。二是社会关联度。作家需与中国社会保持持续联系，确保在创作过程中对本土现实有直接而准确的认知。部分长期脱离本土的华人作家，在反映当代中国社会时可能出现感知断裂，难以代表中国本土作家的经验与立场。
“异国”指中国主权疆域之外的国家与地区。选用“异国”而非“异域”或“域外”，主要基于三点考虑：第一，界定标准清晰。政治边界及相关制度提供了可操作的判断依据；相比之下，“异域”作为文化地理概念，带有相对性，易随语境变动；“域外”则多用于离散文学研究，含义更为模糊。第二，文化身份锚点稳定。跨国情境下，“中国人”身份为异国经验提供了共同的文化参照，而“异域”强调文化隔绝，容易将国内地域差异与跨国文化差异混为一谈。第三，身份意识易于触发。国境与相关制度强化了主体的国别认同，使叙事中更易呈现身份意识，而“异域”则缺乏这种制度化的触发条件。
据此，中国“异国小说”可界定为中国本土作家书写疆域外空间的小说叙事。这一定义避免了文化相对性引发的界定争议。如沈庆利在界定艾芜《南行记》时，将“中华文化圈”视为“域内”的锚点，将滇缅边境书写归入“异域小说”2。这种方法既未明确“域内”和“域外”的本质差异，也可能陷入无限递归——若云贵是“异域”，那么江南是否也可视为中原或岭南的“异域”？此外，它容易将“中华文化圈”静态化，忽视其开放和动态发展的特性。相比之下，“异国”概念更具客观性与稳定性——即便旧金山有唐人街，其“异国”属性也不会因文化交融而消失。
明确了作家与作品的范围后，可以回顾中国“异国小说”的发展历程。近代以前的异国书写多源自地理方志或游历故事，少有真实描绘，多依赖想象虚构“海外诸国”，以满足受众的猎奇心理。《西游记》《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镜花缘》“三言”“二拍”等作品中，异域或异国常被刻画为蛮荒混沌、鬼怪横行的险境，3其功能并非客观呈现风土人情，而是强化文化中心主义下的优越感。至近现代，民族存亡危机迫使知识分子“睁眼看世界”。坚船利炮冲击了文化自足心理，催生了对真实异国的认知需求，出现了《孽海花》《文明小史》《苦社会》等描写外国社会生活的小说。五四时期，现代小说日益成熟，郁达夫、陶晶孙、郭沫若、张资平、老舍、巴金、许地山、艾芜等具有留学或海外生活背景的作家创作了大量以日本、欧美、南亚、东南亚为背景的小说。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间，涉外小说主要集中于“抗美援朝文学”和“台湾留学生文学”。1980年代，改革开放引发新一轮“出国热”，新一代留学生作家迅速崛起，成为日后海外华文创作的中坚力量。
进入21世纪，全球化与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使中国在全球事务中更为积极，跨境活动形式更为多元化。这一趋势推动了中国作家的异国书写在数量与质量上的双向增长。近十年来，中国异国小说创作出现了三种显著变化：其一，王蒙、王安忆等资深作家将异国情境纳入叙事空间；其二，邱华栋、徐则臣、盛可以、双雪涛、朱山坡、陈崇正等本土中青年作家创作了有别于以往作品的异国题材小说；其三，白琳、淡豹、叶临之、蒋在、马晓康等有留学背景的作家书写了新一代留学生的海外经验。这些作品不仅呈现新时代中国人的海外生活景观，也通过“新中国人”的视角参与并重构了异国空间，形成具有当代特质的跨国叙事格局。
这些变化既体现了中国“异国小说”题材与叙事视角的多元化，也反映了作家身份的转型。无论是早期依托外交、经贸、军事等契机接触海外的作家，还是因留学、工作、移民获得跨国经验的新生代，其创作多与自身跨境经历高度契合。尤其是留学经历，既提供了沉浸式的异国体验和第一手素材，也塑造了作家的跨文化审美与叙事姿态。以“留学生”身份为纵轴，不仅可以串联近百年来中国“异国小说”的主要创作力量，还能勾勒出“出走”与“归来”在不同时代交替演进的文学史图景。
二、出走与归来：作家身份的转型
在中国“异国小说”作者群体中，留学经历几乎是一个反复出现的背景线索。统计显示，现代文学作家中近一半曾有海外求学经历4。以留学生身份为脉络，可以串联起一条跨越百年的创作轨迹：从20世纪初的“第一代”到21世纪初的“第四代”，一代代作家的出走与归来构成中国异国书写的重要源泉。
一代留学生作家活跃于1920—1940年代5，代表人物有郁达夫、郭沫若、陶晶孙、张资平、成仿吾、巴金、许地山等；二代主要是1950—1970年代的台湾赴美作家，如白先勇、於梨华等；三代则包括查建英、蒋濮、曹桂林、周励、严力、严歌苓、李佩、张奥列等，多在1980年代到世纪末从大陆赴美、欧、日或澳留学，并在此间发表代表作6；四代是在2000年后出国并创作异国小说的作家，如淡豹、白琳、蒋在、孟小书、马晓康等。
第一代留学生作家在教育背景和出国动机上高度一致。他们多出身于知识分子或商贾家庭，在国内接受系统的基础教育7，二十岁左右出国深造8。大多数人怀揣“学成报国”的理想，留学目的地集中于日本（郁达夫、郭沫若、陶晶孙、张资平、成仿吾、郑伯奇等）、欧洲（巴金、许地山等）和美国（冰心、张闻天等9）。不同留学地的文化和社会差异，为他们提供了各不相同的知识资源和思想刺激，留美者多关注文化和教育问题，留日和留法者则更关心军事和政治10。留学阶段正值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形成期，当地的历史文化、人文著作与思潮运动往往对他们产生深刻影响。巴金曾直言：“我在法国学会了写小说。我忘记不了的老师是卢梭、雨果、左拉和罗曼·罗兰”。11这些异国经历激发了留学生的创作冲动，也促使他们在文学理念上融汇中西，开拓新的叙事路径。
然而，异国生活并非只有思想与知识的收获，也伴随着痛苦与困扰。对于一些经济拮据的留日作家而言，现实更显艰难。郁达夫等人迫切希望改变弱国现状，却屡遭屈辱与冷遇。在中日关系日益紧张的背景下，他们一方面仰慕异国的先进文明与都市生活，另一方面又难以适应当地风俗与思维方式，尤其是性观念上的差异所带来的冲击。多数人留学数年便学成归国，无须真正融入当地社会、跨越深层文化与生存壁垒。即使在异国获得了“文学的、精神的体验”12，他们也未成为异国社会的一部分，因此其创作多停留在外部视角，难以触及异国社会内部的结构与潜规则。
“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看便不同了！”13
“五四”时期留学生的豪情是这一代人的真实写照。归国后，他们确实不负初心，成为思想与文化革命的先锋，推动了中国的转型。但第二代和第三代留学生作家的出国动机和人生轨迹，已与前辈有了显著的不同。
第二代留学生作家多为1950—1970年代从台湾赴美学子，他们在压抑的社会氛围中成长，怀着“一去不返”的决绝心态远赴海外。据统计，1952年至1959年间，台湾留学生毕业后返回者不足10%14。他们同样面临生活困苦，但不同于郁达夫、郭沫若等人至少还能回到故土，於梨华和白先勇等人经历了“从大陆到台湾，再从台湾到美国”的二度漂泊，在生活和身份上都失了根。第一代留学生作家尚可用“海外培养文化基础，做复国兴师的根底”自我安慰15，而第二代留学生作家却成为“一无所有的精神上的孤儿”16——既难融入异国文化，又不愿将台湾视作归属，只能回望中国大陆，将其理想化为精神原乡与文化圣地。
1970年代末，中美恢复教育交流。1980年代，自费出国留学政策开放，催生了第三代留学生作家。以赴美者为例，他们与第二代留学生作家相似，出国往往意在移民，无意回到物质贫乏、精神创伤犹存的故土17。1978—1996年间，中国27万留学生中回国者不足三分之一，自费留学者回国率仅有3%18。不同于台湾留学生“被放逐”的心态，大陆留学生多以追求自由和改变命运为目标，主动投入异国社会，从底层攀爬，保持乐观与进取心。尽管生活困顿、乡愁难解，他们的文化适应意愿与能力更强，也更懂得取舍之道。查建英等人笔下的留美学生形象集中体现了这种心态转变：为了理想的生活，他们甚至不惜割舍“中国人”的身份、故土、责任与尊严，去换取异国的身份与资本。
进入21世纪，中国综合国力提升，生活水平改善，使国内在许多方面超越部分老牌强国。信息传播的多元化与即时化，让异国不再是笼罩光环的“理想天堂”，变为可以理性比较的生活场域。国内丰富的就业与创业机会、稳固的人脉资源，使移民的吸引力减弱。加之英美等国签证与移民政策收紧，许多留学生在出国前便将回国纳入规划，甚至视为优先选项，在面对文化冲突与思乡情绪时有了退路，无须像前辈那样全力进行正面冲击，而是能心有余裕地收缩至“舒适圈”。与20世纪初的留学生不同，这一代人的归国更多出于对国内发展机遇的认可与现实考量，带有更强的主动性与策略性。
不过，新世纪留学生的困境也有新变化。他们最大的障碍不再是经济压力与孤独感，而是学习压力和语言障碍。绩点（GPA）成为升学与求职的硬性门槛，迫使他们在学业、健康、社交、求职与家庭期望之间承受高压，留学低龄化更加剧了独立生活与自我管理的挑战。在更为纤细的情绪困扰下，留学生更倾向于向老师、同学和网络求助，只有少数会求助家人，反映出与家庭之间的疏离感20。
在此背景下，白琳、淡豹、孟小书、蒋在、王晨蕾、马晓康、袁德音等青年作家崭露头角，构成了第四代留学生作家群体。他们多为“90后”或“00后”，就读于美国、加拿大、日本、法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地，且不少人在高中阶段便留学，或先读国际学校，再于本硕阶段出国，多数攻读文学、人类学、新闻、电影等人文学科，而非以就业为导向的理工科。这反映了他们在物质上的相对充裕与学习选择上的自主性。师生、室友和社团交往成为重要的创作母题。然而，经济困境并未完全消失——马晓康在赴澳留学后，因家庭变故做过砌砖工、按摩师、搬家工等工作，他笔下的墨尔本草根阶层即源于此类经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代的“归来者”并不少，他们回国是在全球流动中基于资源整合、职业发展和文化定位所做的再选择。这种不同于以往“归国”叙事的回返，为第四代留学生作家的创作注入了新的视角和议题。
四代留学生作家的身份变迁，映现出百年来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深刻变化，也展现了异国书写中主体立场的流向：从第一代以“学成报国”为目标，保持外部观察，到第二、三代在漂泊与移民间寻求自我安置，再到第四代在全球化与数字化背景下形成多元创作姿态，留学经历始终是他们理解与描绘异国的重要参照。对异国文化的认同与隔阂，塑造了他们各自的文化身份与叙事姿态，也决定了他们在特定历史情境中参与文化传播与对话的方式。
三、宣导与对话：文化立场的书写演进
在文艺服务于政治的年代，异国书写往往带有主题先行的性质。作家的个人感受处于次要位置，统一的政治立场占据主导。
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时期，异国题材小说强调宣传功能，意识形态成为作家的主要标准。作家在集体动员下突显了“宣导”身份，用文字支援前线战场和国际斗争。1950年代的抗美援朝文学21，是“新中国伊始的第一场大规模的政治性文学生产活动”22，也是中国作家集体创作异国小说的标志性事件。与历代留学生作家零散、个人化的创作不同，这一阶段的写作由国家主导，自上而下展开。从中央到地方文联，都组织作家前往朝鲜战地进行采风。巴金曾两次赴朝，时间累计高达三百余天23，老舍也于1953年前往朝鲜。有人认为“抗美援朝小说”普遍存在刻意塑造“高大全”英雄的倾向，缺乏生命真实感24。这样的看法虽失之笼统，但多少反映了宏大叙事下个体经验受压抑的局限。
这种局限既来自文艺政策的硬性约束，也源于作家个人的经验不足。抗美援朝小说的朝鲜景观可分为三类：硝烟弥漫的战场、回忆中的田园风光以及歌舞服饰和军民鱼水情的温情场面25。这种选择的价值在于，用残酷的战地衬托战士的英勇，用理想化的日常激发人们的理解与战斗意志。一些韩国“战后小说”描绘的极端生存场景，如美军营地周边的“棚户区”或“妓女村”，则超出中国作家的经验范围26。1979年的中越战争文学，死亡的诗化有所消解，并出现个体化、去崇高化的战争叙事27。
转折发生在1970年代末。中美关系缓和、国门重开，官方与民间的文化交流同时升温，意识形态的束缚逐渐松动。作家能以个人身份出国、访学、旅行，他们从主要的“宣导者”转向多元文化交往的“对话者”，既展示中国，也重新认识世界与自我。1979年起，钱锺书、萧乾、巴金等作家陆续出访美国、欧洲、日本。对这些长期生活在国内话语体系的作家而言，实地考察让他们对异国的“期待性幻象”或被印证28，或被颠覆，引发了对世界、本国、自我的再思考。他们创作了大量海外游记与随笔，把陌生又震撼的异国展示给国内读者。不过，思维惯性的扭转并非易事。王蒙曾坦言，在判断异国社会现象时，自己依然保留着警惕与不适，不时沿用阶级分析的框架29。
在诸多文学交流中，爱荷华大学的“国际写作计划（IWP）”对中国小说家的影响较为深远。该项目由美籍华裔作家聂华苓及其丈夫创立，多邀请亚洲和欧洲的作家，旨在促成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流与对话。自1967年创办以来，百余名中国作家（含港澳台）参与驻校项目。IWP为中国作家提供了与世界文学对话的平台，许多参与者在项目期间打通了阻塞已久的思路，创作观也随之发生转变。王安忆曾表示，美国的经历让她在距离中重新审视中国生活，创作思路由此打开，开始从具体人物经验转向概念性、逻辑性的写作，试图建构“一种抽象的生活氛围、状态、文化，或者一个承载着上述东西的地方”30。王蒙的《杂色》31以及徐则臣的《耶路撒冷》等作品，都直接受益于IWP的交流与启发32。
作为当代文学“走出去”的代表作家，徐则臣等人有机会奔赴世界各地，与海外作家、汉学家、出版人、读者对话交流。与官方主导的交流相比，个体旅行和写作项目为作家提供了更广泛自由的观察视角，使他们能以更细腻、自我、独特的方式感知世界。
可以说，中国的异国小说创作，经历了从统一声音的大合唱，到多声部的文化交流，再到个体化、自主化、自觉化的演绎过程，完成了由“宣导”到“对话”的历史转型。
四、临境与化创：异国经验的生产转型
作家的身份背景与写作立场，归根结底体现在他们处理异国信息的方式上。在异国小说创作时，获取并转化素材始终是挑战。进入新世纪，异国小说创作逐渐从依赖“在场经验”（experience of presence）转化为“再现经验”（experience as representation），出现了“二次创作”乃至“多次创作”的趋势。这两种方式在信息获取和转化效果上的差异，直接影响着异国景观的文学呈现。“在场”意味着身临其境地感知和体验33，如作家直接置身于异国景观之中。“再现”则是以某种形式或符号去替代或模仿事物，使“当下缺席的东西到场”34，如通过图文、视频、音频等媒介获得异国信息。现当代文学中，大多数现实题材的异国小说都依赖作家本人的在场经验。
在场经验为创作提供了起点。几代留学生作家的小说多从留学国或居住国的熟悉场景写起，叙述者的身份往往与作者相近。郁达夫、郭沫若、陶晶孙、张资平等人的日本故事都有较强的“自叙传”特征，取材与作者主体经验高度相关。同为留学生，中日混血的陶晶孙十岁就赴日读书生活，长居日本，他笔下的人物对郁达夫倍感不适的性文化不但不反感，甚至视为寻常。第二、三代留学生作家同样集中描写留学生或新移民的异国生活。新世纪留学生作家如白琳、孟小书、蒋在、马晓康，也常从留学城市、校园生活、社交圈展开叙述，叙述者多少都带有作者的影子。而对不少第四代留学生作家而言，归国预期使他们在创作中保留了与中国现实的更紧密联系，异国叙事与本土语境在作品中呈现出更频繁的互文。
在场经验给予作家创作的锚点。作家可凭自身感受与想象，将瞬时的思绪膨胀、填充为故事。邱华栋的《哈瓦那波浪》的灵感便源于他出访古巴时偶遇的一位忧郁的华裔少年35。身处具体的异国空间，光线的明暗交错，空气中若有若无的海腥味、晒得人头皮发痒的炽热阳光，这些纤细的信息只有在场才能捕捉到，是极具私人化的体验。在场者瞬间就可感应到极有可能在此时此地发生的事件——当然，这样的认识与判断也会随着经验的增多和自我认识的加深而被不断覆写。王晨蕾的《雾影》也始于一次集体旅行经历。事情过去很久，她才意识到，小说中难以适应留学生活的主人公其实是自己真实存在的暗面，而非完全异质的另一个人36。
在场经验更给予作家创作的落点。异国景观有时成为作家经验与情感的寄托点和着力点，弥补他们恒久以来在某件事物上欠缺的解释，使作家的原乡经验在异国得以完整，实现“他乡式回归”。例如，徐则臣近年来创作的异国题材小说所涉及的美国、德国、智利、墨西哥、印度、哥伦比亚、乌拉圭等国家，他都亲自去过37。这些作品大多是第一人称限知叙事，叙述者“中国作家‘我’”与徐则臣从身份到性格都较为重合。在《玛雅人面具》和《紫晶洞》中，江苏东海的名片——木雕与水晶都在异国找到了镜像。墨西哥面具商人胡安引“我”进入超现实空间后离奇消失，家人却根据面具的技法，将胡安与多年前失踪的二叔联系到一起；东海水晶商人则在乌拉圭的矿山遇难后与紫晶洞融为一体。某种意义上说，作家通过在异国书写与自己故乡文化相似的元素，实现了一种“逆向寻根” 的叙事，个人经验与普泛经验相连，地方性经验也因而融入更广阔的文化语境。
新世纪以前，受限于信息传播技术，大众获取的异国信息大多来自官媒、出版物等专业生产内容（PGC），作家的在场经验远比这些渠道鲜活。进入新世纪，交通便利与互联网普及使在场经验更易获取，内容生产也从PGC转向用户生成（UGC）乃至人工智能生成（AIGC），作家几乎可以用极低成本“抵达”世界上的任意地点。
然而，内容生产的去中心化和去专业化，也带来了质量下降和虚假信息泛滥的问题。异国信息核实成本较高，若作家轻信他人的再现经验，容易造成小说的硬伤。朱山坡的《索马里骆驼》中反复提到的“双峰骆驼”，与现实中的骆驼分布完全不符。当异国经验与日常经验相差过大，作家常常连质疑信息都无从着手——倘若异国的方方面面都超出其知识框架，区分可信与可疑、客观真实与主观谬误，便是非常艰难的。更何况，在场经验尚不能确保相关信息的准确性，如石一枫在《漂洋过海来送你》中也将芝加哥大学认作“藤校”38。作为赴美参与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的作家，他的在场经验并未抵达细部。又如叶临之的《中亚的救赎》在吉尔吉斯斯坦设置了一家米其林三星餐厅，但米其林指南（Le Guide Michelin）并未在中亚展开评选。这类错置削弱了作品的真实感，也可能在文化形象建构上造成错位。
小说虽属于想象空间，却必须以不破坏“异国性”为前提去建构。在场经验与再现经验各有特点，前者直观、细腻、私人化，但视野有限；后者信息丰富、高效，但容易受虚假或片面信息干扰。两者各有局限，也可互补。身体的在场未必总比心灵的“在场”更有效。漫不经心的走马观花、打卡式在场经验，往往不如用心灵之眼去“看”一张图片或读一段文字所得的感悟深。因此，需将身体与心灵的在场结合起来，以批判和反思的态度整合各种信息来源，从而塑造更为立体、真实且有时代感的异国景观。
当下，许多作家在“出走—在场—归来—再现”的循环中积累并更新经验。未来，这一创作群体的构成或将更加多样：有的常年生活在国内，有的频繁往返于不同国家，作短期驻留、访问或交流。基于日益细腻而多元的身份视角，他们的叙事或能进一步突破传统的留学生或新移民母题，纳入更多产业与文化背景。在写作立场上，新的创作可以更注重寻找多元文化的平衡与互通，保持中国视角的立足点并深入体察异国文化。经验来源也将更加多样——在场体验的深度和广度都有望继续提升，为作家捕捉更私人化的景观细节和具身感受提供条件；再现经验也可通过更丰富、生动的媒介渠道获取，但也要求创作者具备更强的信息甄别力与反思意识。由此，中国“异国小说”有望在延续个人化特色和地方性细节的同时，更有效回应新语境下全球文化交流与理解的新诉求，并在更宽广的文学版图中确立自身的独特位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学术史研究”（项目编号：24&ZD238）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刘登翰：《序言》，《华文文学：跨域的建构》，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2 3 沈庆利：《现代中国异域小说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页。
4 7 8 10 郑春：《序言》，《留学背景与中国现代文学》，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20、33、36页。
5 有留学经历的中国作家众多，此处仅列举部分代表性中国“异国小说”作家，不包括鲁迅、胡适、林语堂等作家，或因未发表异国题材小说，或因创作时间明显在移民国外之后。
6 这批作家多经历了从留学生到新移民的身份转变，其作品常被归入“留学生文学”“华文文学”“新移民文学”等研究领域。但部分异国题材作品创作于入籍前的留学阶段，仍可视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中国作家创作。
9 张闻天曾先后赴日本（1920）、美国（1922）和苏联（1925）留学。鉴于其小说《旅途》为美国题材，将其归入留学美国的代表作家。
11巴金：《巴金答法国〈世界报〉记者问》，《巴金：从炼狱走来》，刘慧英编，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版，第3—4页。
12王富仁：《现实空间·想象空间·梦幻空间——小议中国现代异域小说》，《汕头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13胡适：《少年中国之精神——在少年中国学会上的演讲》，《北大演讲百年精华》，雷欣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2年版，第156页。
Hsiang-shui Chen. Chinatown No More: Taiwan Immigrants in Contemporary New York,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129-130.
15郁达夫：《在吉隆坡公演〈原野〉揭幕式上的致辞》，《郁达夫文集》（第4卷），邝雪林、潘耀明编，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287页。
16侯作珍：《台湾海外小说的离散书写与身份认同的追寻——以六〇到八〇年代为探讨中心》，《文学新论》2007年第6期。
17张卓：《跨文化交流与当代留学生文学研究》，吉林大学2010年博士论文。
18黄润龙编著《海外移民和美籍华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1—72页。
19 20海马中际集团：《2025年中国留学生白皮书》，2024年版，第54—87页。
21“抗美援朝文学”特指1950—1958年间以抗美援朝战争为内容的大规模创作。此后持续书写该题材的中国小说应称为“抗美援朝题材文学”，特加以区分。
22 23常彬：《抗美援朝文学叙事中的政治与人性》，《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
24郭龙俊：《抗美援朝小说研究》，贵州师范大学2014年硕士论文。
25常彬：《抗美援朝文学中的域外风情叙事》，《文学评论》2009年第4期。
26张金：《同场战争的“异质”书写—中国“抗美援朝”小说与韩国“战后”小说创作比较研究》，河北大学2017年硕士论文。
27孔冲：《中越战争题材小说研究（1979—1999）》，山东师范大学2021年硕士论文。
28彭兆荣：《旅游人类学》，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163页。
29 31王蒙：《王蒙文集》（第4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3、139—140页。
30王晓明：《从“淮海路”到“梅家桥”──从王安忆小说创作的转变谈起》，《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
32徐则臣、张艳梅：《我们对自身的疑虑如此凶猛》，《创作与评论》2014年第6期。
33董立河：《从“叙事”到“在场”——论安克施密特史学理论嬗变及其意义》，《江海学刊》2010年第3期。
34[荷]弗兰克·安柯斯密特：《历史表现中的意义、真理和指称》，周建漳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173页。
35周洁：《伟大的诗篇和小说, 最终在高点相遇》，《青岛早报》2023年05月04日。
36王晨蕾：《“以自我为中心”地写小说(创作谈)》，《文学港》2021年第5期。
37张恩杰、徐则臣：《文学趋同的时代，让写作呈现差异性》，《北京青年报》2024年6月24日。
“藤校”即常青藤联盟（Ivy League），指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八所美国东北部顶尖高校，芝加哥大学不在其列。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