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议（扩大）1956年2月27日至3月6日在北京召开，时值“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到来之际，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学”成为会议的主题。周扬的报告《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确定了会议的基调，并且初步论述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会议还就培养青年作家和发展兄弟民族文学的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中国作协主席团向大会提交并经大会讨论通过了《中国作家协会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工作纲要》，这一纲要是1950年代关于当代文学制度最完整的一次设计。这次会议对当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是建构社会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事件”。

关键词：1956年 第二次理事会议（扩大） 社会主义文学 文学制度

1956年是中国当代文学建构“社会主义文学”的关键时间点，其标志性的事件之一是1956年2月27日至3月6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议（扩大），时值“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到来之际。根据《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纪要》载，会议期间，3月2日下午毛泽东及中共中央政治局负责同志接见了出席会议的作家并共同合影。3日上午，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到会讲话。是日晚，中国作家协会、共青团北京市委、北京市文联联合举办文学晚会，出席理事会的作家们和首都青年联欢。这一系列安排足见此次会议之重要。时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在简短的开幕词中，将文学事业置于“国家已经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之中，分析1953年9月中国作协第一次理事会后两年半时间内，文学事业的发展成就和存在问题。茅盾对文学成绩的评估是：“我们一方面跟文艺领域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倾向进行着坚决的斗争，一方面积极地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1这里表述的是当代文学最初阶段的结构性冲突，即“文艺领域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冲突。往前追溯往后延伸，文学的这一结构性冲突几乎贯穿1950—1960年代文艺思潮之中，尽管在1950年代末就明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再是唯一的创作原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长期的论述中不仅是创作原则或方法，还包含了对社会主义文学的种种理解。随着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到来，文学的“基本矛盾”也在发生变化。茅盾同时认为：“我们的文学，和飞速发展的现实斗争比较起来，和人民的需要比较起来，就应该说还是非常落后的。”2这也是这次会议的基本判断。因此，他明确这次会议主要讨论的中心问题是：“迅速地多方面地反映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迅速地以更多、更好的文学作品来满足人民的需要，就是我们的作家和作家协会所面临的重大任务。”3

关于这一“中心问题”，茅盾分解成两个方面，一是文学创作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更进一步的提高，二是为进一步繁荣创作树立必要的条件。关于前者，他希望会议能够对两年多来的思想斗争做出总结，同时对这个时期的文学发展作出全面而深刻的分析。关于后者，主要是讨论作家协会的工作，作协主席团向大会提文并经大会讨论通过了《中国作家协会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的工作纲要》。这一纲要是1950—1960年代关于当代文学制度最完整的一次设计。会议还就培养青年作家和发展兄弟民族文学的问题进行了讨论，茅盾和老舍分别作《培养新生力量，扩大文学队伍》和《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关于这次会议，中共中央在中国作协党组《关于作协第二次理事会议（扩大）和全国青年创作者会议的报告》的批示中给予了充分肯定：“中央认为作家协会党组关于作协第二次理事会议（扩大）和全国青年创作者会议的报告中所提出的有关发展文学创作的各项意见是正确的，特将此报告发给各地参考。” 因此可以说，这次会议是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一次动员，也是一次文学制度设计。

在这次会议不久后，毛泽东于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讲话中，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八个问题中的第五个提了出来，明确指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4在5月2日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毛泽东又再次强调实施“双百方针”是“有必要的”。9月中共八大召开，会议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对当代中国影响深远。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议（扩大）的“过渡性”特点十分鲜明。

一

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到来之际，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学成为会议的主题。周扬报告《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确定了会议的基调，并且初步论述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

和茅盾《开幕词》一致，周扬报告提出的问题是：“在这样一个天翻地覆的历史变革的形势面前，我们的文学艺术事业应当怎么办呢？它将如何来适应这种形势呢？人们经常谈论和慨叹文学艺术落后与生活的现象，我们能够让这种现象长久地、合法地存在下去吗？人民迫切地期待作家用优美的艺术形式真实地反映他们各方面的生活，期待优秀的作品源源不断地产生，我们能够辜负这种正当的、合理的期望吗？”5文学艺术落后与人民的期待，这一判断与中国共产党对国内主要矛盾的认识发生变化有关。尽管周扬并未清晰地界定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学”，但从他对作家任务的阐释中可以见出端倪：“作家的任务，是创造出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无愧于我们的祖国和人民的作品。这些作品，应当真实地反映出在一个六万万人口的大国里正在发生的空前未有的历史变化，把我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历史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丰富经验，概括在宏大的艺术画卷里；这些作品不仅要具有社会主义的内容，而且要具有自己的民族形式；我们应当把我国两千多年来全部文化的精华和世界文化的一切先进经验都融合在我们的艺术创造中。我们应当创造出够得上称为伟大的作品，至少为产生伟大的作品打下良好的基础。这是我们这一代的作家光荣的职责。”6周扬对“社会主义文学”的初步勾勒，我们可以提炼出这样几个关键点：革命斗争历史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是内容；民族形式；融合中西文化的精华；为一切劳动人民服务。

“作品应当最广泛地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劳动人民服务”这一关键表述是值得关注的一个要点。不再将“人民”限定为“工农兵”，而是扩大到“知识分子”和“一切劳动人民”，在相当程度上调整了文学发展的方向。之后几年，文坛风风雨雨。到了1962年2月至4月，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中宣部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会议，议题之一是起草纪念《讲话》的社论。林默涵根据多次讨论的意见，提出了社论内容的初步想法。周扬审阅社论初稿后，召集林默涵、何其芳、张光年和袁水拍等，否定了社论初稿，提出了一些新的想法。依据周扬谈话的中心思想，张光年等重新起草并经林默涵修改的《人民日报》社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于5月23日发表。社论对《讲话》的再评价是：“最根本的是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方向，并指明了文艺为群众服务的途径。党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方向，以及后来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推陈出新的方针，经过文艺界的实践，已经形成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路线。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最富于战斗性的正确路线。”社论认为，当年提出“为工农兵以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服务”是正确的，但在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后，情况和1942年不同了：“现在，各民族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其他劳动人民，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爱国侨胞和其他一切爱国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结成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积极地参加和支持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因此，这个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的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全体人民都应当是我们的文艺服务的对象和工作对象。”7社论对“广大人民群众”做出了全新的定义，即“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的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全体人民”。如果参照这一突破性表述，周扬在1956年的报告中将文艺的服务对象由“工农兵”扩大到“知识分子”和“一切劳动人民”具有重要意义。“文革”结束后确定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承接的正是这一历史脉络。

重读周扬这篇未收入《周扬文集》的报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文学和文化的分析框架，这便是经济、政治与文化三者关系的结构性互动。这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形成的成熟的方法论。周扬在“社会主义原则基础上的新的相互关系”中，着重讨论了人和思想观念的变化：“我国生活中正发生着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一连串的变化，其中最深刻的最根本的一个变化，是人的变化。人民正在改造社会的斗争中同时改造着自己。他们从封建的、资本主义和小生产者的种种旧思想和旧习惯的束缚中逐步地摆脱出来。在人们中间已经开始形成建立在社会主义原则基础上的新的相互关系。以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思想日益支配人们的一切行动，而资本主义思想和小生产者的私有观念和习惯已被公认为落后的标志了。人们对待劳动、公共财产、友谊、爱情有了完全不同的新的态度。在人民中的先进分子身上，可以看出新的社会主义个性形成的过程。这是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灵魂改造的过程。而我们的文学艺术的使命，就正是要反映人民改造社会的斗争和建设新生活的热情，培养新的社会主义个性。”8在这里，周扬使用了“新的社会主义个性”这一重要表述，这是我们理解1950—1960年代文学“社会主义新人”的关键点。

“新的社会主义个性”是人民在改造社会的斗争中同时改造自己的过程和结果。在“新的社会主义个性”的背后，是两种思想的搏斗，只有从封建的、资本主义和小生产者的种种旧思想和旧习惯摆脱出来，在社会主义原则基础上建立起新的相互关系，才能培养新的社会主义个性。周扬将这个原则在报告中表述为“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相结合”，也就是说“个人利益”的合法性是不能离开“集体利益”的。在周扬看来，正是因为社会主义思想日益支配人们的一切行动，人们对待劳动、公共财产、友谊、爱情才有了新的态度，这种新的态度是新的社会主义个性的体现。因而，周扬进一步从这些方面评价了文学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重要特征和成绩：“现在我们的作品中直接描写了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表现了劳动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热情，出现了具有社会主义个性的先进人物的形象。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成了作品中的主要主人公。作品中的农民已不再只是为了从地主手中夺回的一小片土地而自满自足，他们为摆脱小农经济的束缚，摆脱对土地私有制的迷恋，摆脱资本主义对他们的诱惑，经历了种种的矛盾斗争和苦恼而终于走上集体化的康庄大道。作家笔下的妇女不再只是为了争取个人的婚姻自由而斗争，她们正和男子一样积极地参加社会主义的劳动和各种社会活动，并且能够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来处理最复杂的恋爱情感的问题。”9这一评价呼应了“人们对待劳动、公共财产、友谊、爱情有了完全不同的新的态度”的观察。

如果在思想史视野中讨论当代文学发生、发展和转型的内在结构，我们就会发现在周扬这样具有代表性的论述中，始终存在着一条思想冲突的线索：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小生产的与社会主义思想的搏斗。这种冲突又可表述为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怎样认识判断这一冲突，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思潮运动和制度性文学批评的内在逻辑。1950—1960年代将个人融于集体，1980年代将个人从集体中剥离，当代文学中关于个人的现代认同一直是个重要的问题。1950年代关于“新的社会主义个性”的表述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反映在：文学作品需要塑造体现新的社会主义个性的人物，作家需要在与现实的广泛联系中形成新的社会主义个性。前者是关于“社会主义新人”创作的要求；后者是要求作家形成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特定的阶段则是“思想改造”的问题。为此，周扬在报告中强调为作家创造条件和加强对作家政治思想教育两个方面的要求：“它应当用一切方法来推动创作，保证作家和人民经常生活在一起，鼓励各个作家进行创作竞赛，同时经常地相互交流经验，保证作家在进行创作时所必需的条件。同时应当加强对作家的政治思想教育的工作，和作家队伍中资产阶级思想的各种表现及道德败坏的行为进行斗争，特别是和对我们的作家有致命影响的个人主义的骄傲自满的情绪进行斗争。”10这些论点在茅盾和刘白羽的报告中也有比较充分的论述。

如果说思想冲突是一条线索，另一条线索则是在艺术上克服公式化、概念化、自然主义倾向，以及其他一切脱离现实主义的倾向。在谈到文艺创作的“困难”时，周扬在报告中用了很大篇幅来说两个方面的“斗争”：“我们一方面要和危害文学艺术发展的各种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反人民的思想和倾向作斗争，另一方面要和我们的文艺创作成长过程中所产生的，相当普遍存在的最有害的毛病之一——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作斗争。”周扬深入分析了这种倾向产生的原因及其在创作上的反映：“这种倾向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年青的作家缺乏创作经验，而有经验的老作家对人民的新生活又还不够熟悉；很多题材是新颖的，前人所没有写过的，作家不容易驾驭它们；同时也由于一些作家对文艺创作的特点缺乏正确的理解。”于是文艺创作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公式主义使得我们的许多作家把我国丰富的色彩斑斓的现实生活描绘成了单调的、灰色的、乏味的东西；他们的作品中缺少鲜明的、生动的人物形象，缺少引人入胜的情节，缺少艺术作品应有的振动人心的力量。公式主义限制了作家的不同的个性、风格和才能的发展。”11周扬区分了对待公式主义的两种不同态度：“为了克服这种公式主义，我们的作家们做了很多的，而且已经可以看出成效的努力。但是有些作家却走上了抵抗最少的路线；他们用对于琐细的、外表的生活真实的追求来代替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创造，因而就走上自然主义的错误道路。”12周扬因此把公式主义和自然主义视为“目前妨碍文艺创作进一步提高的主要障碍”。

往前追溯，克服公式化、概念化和自然主义倾向一直是中国当代文学发生和发展过程中的制度性要求。冯雪峰在1953年的《关于创作和批评》一文中深入分析了概念化在理论和创作上的反映，反对以“写政策”代替生活，反对将生活抽象为“概念”。他在1953年6月全国文协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学习座谈会的总结发言中尖锐地说：“要作家拿着概念去体验生活，给作家马粪纸的船，他们怎么敢下到波涛汹涌的扬子江去呢？作家不是怕被淹死，而是怕政策、概念。领导的人怕作家思想未改造好，但改造思想要到生活中去改造，让我们到生活中去，现在去的是概念，来的是概念，搞来搞去还是概念，政策、概念已经概括得很够了，有些作者这几年除了政策、概念外，没有什么积累。”他认为这种创作路线影响了有才能的作家，并以老舍《春华秋实》的失败为例，要求“我们要把老舍先生走得很苦的道路停下来”13。

可以说克服公式化、概念化、自然主义倾向是这次会议的主调之一。尊重艺术规律和深入生活，是讨论相关问题的基本方面。到生活中去，成为会议发言的主旋律。

二

随着社会主义文学的倡导和实践，如何认识和评价“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以及中国古代文学，是建设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重要内容。周扬和作协领导人的报告以及大会的一些发言，都涉及文学批评问题，其中的一个重点是文科教材的编写。

既然历史已经区分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怎样在整体上论述这两个阶段的文学，周扬用了“社会主义因素”和“社会主义倾向”这两个概念。他认为自“五四”以来，“社会主义理想”一直是鼓舞一切正直的进步的作家的精神力量。他对现代文学史上的“革命叙事”作品的判断是：“许多进步作家的作品真实地表现了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实现民主主义革命而进行的各种形式的斗争。由于整个世界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中国民主革命是中国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在这个民主革命中社会主义因素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同时又由于许多进步作家逐渐掌握了共产主义世界观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因此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现出了日益明显的社会主义的倾向。”14周扬用“社会主义因素”以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来阐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的“社会主义倾向”，仍然是在新民主主义理论框架中谈论现代文学，这个分寸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尤为重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周扬强调作品中出现了许多“新的人物”，“他们的个性不再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相联系，而是和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相结合了”。周扬对这一阶段文学的整体判断是：“作品的整个内容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反映了我国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过程。作品弥漫了新的、浓郁的社会主义的气息。”15

此时“当代文学”尚未正式命名，但会议的报告和发言已经不时出现“现代文学”的说法。1950年代以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以及关于这些研究的争议，涉及的最主要问题：是重视和呈现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社会主义倾向”的文学，还是以“社会主义因素”“社会主义倾向”来衡量整个现代文学？周扬以“社会主义因素”“社会主义倾向”“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原则”“社会主义的气息”这样的措辞，分别谈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的文学，实际上将“新文学”分成了“现代”和“当代”。到了1959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前后，也就陆续出现了“新中国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这样的命名。

文科教材的编写，是这次会议上提出的任务。周扬从思想斗争的角度，在如何以科学方法整理中国历代文学的丰富遗产，如何研究和总结现代文学运动的生动经验的基础上来建设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他认为文艺理论战线仍是工作中一个“比较薄弱的部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的比较完善的中国文学史，特别是现代文学史，几乎还没有一本；虽然高等学校的教师们已经开始在这方面作出了一些努力。对我国丰富的文学遗产，包括理论批评遗产，还没有给以科学的整理和发扬。对现代作家的丰富的创作经验也没有系统地加以研究和总结。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探讨是很少的。这种落后状况，必须改变。”16在这之前，王瑶已于1953年出版《中国新文学史稿》。按照报告的说法，这部著作算是“努力”，但不是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写的比较完善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周扬特别批评了文艺理论批评对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他以古典文学研究为例说：“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情形并不更好一些。有些研究者简单地根据作家的阶级出身来判断作品的进步性或反动性，或者以任意杜撰的什么‘现实主义’、‘爱国主义’、‘人民性’贴在作家和作品身上，而完全忽略对作家作品作具体分析的历史的、思想的、艺术的分析。这种研究当然不能作出关于我国文学遗产的正确评价。”17周扬所说的这种简单化、庸俗化倾向，广泛存在于文学理论批评和文学史研究中，即便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反对简单化、庸俗化仍然是文学研究的任务。可以说，周扬的这一论述是1950年代建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评的重要收获。

茅盾在大会上的报告《培养新生力量，扩大文学队伍》，从培养文学后备力量的角度，也谈了高等学校文学系的文学史和文艺学教材编写问题。“作家协会应该配合有关方面（如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组织力量，争取在较短时间内编写一部简单的汉语文学史和汉语现代文学史以及文艺学的教材。”18茅盾在这里使用了“汉语文学史”“汉语现代文学史”“文艺学”等概念。前两者均冠以“汉语”二字，显见茅盾的严谨，这次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是讨论少数民族文学发展问题。近几十年来，学界在讨论当代文学的命名问题时，也有学者主张使用当代汉语散文、当代汉语诗歌这样的概念。

一些与会者呼应了周扬、茅盾提出的文科教材编写问题。时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的散文家吴伯箫谈到了中学文学教科书的编写情况和困难所在，强调文学教科书在文学教育中的重要意义，以为教科书是“百年大计”。吴伯箫重点是说中学的文学教科书，但他谈到的困难可以说是一个普遍的问题：“文学教科书的编辑工作非常困难，因为它的内容包括的很广泛：文学理论的知识，文学史的知识，古典文学、现代文学、中国文学作品、外国文学作品，都要正确地系统地加以讲述论列。可是直到现在，我们国家文学理论还没有现成的专籍出版，文学史也缺乏有定评的论著。中国古典作品，争论很多，外国作品，除了苏联的，更缺乏研究整理。”19这大致反映了中国文学作为“学科”在1950年代的建设情况。许杰则结合自己的教学工作谈了教材之重要，他特别提到中国文学史和文艺学两门课的教学大纲和教材的编写，建议作家协会尽早和高等教育部、文学研究所协商。在这两门课之外，许杰还谈到苏联文学、西洋文学、儿童文学、民间文学等课程的教材问题。从这些发言可以看出，文艺学学科的加速发展与这次会议关系很大。

文学的门类在1950年代是广泛的。在小说、诗歌、散文之外，戏剧、电影与儿童文学的创作也在讨论之列。赵寻的发言以话剧创作为例，回顾了新中国成立六年来的发展状况。概述了话剧的成绩后，赵寻还提到了喜剧、讽刺剧、儿童剧、木偶剧和广播剧的发展。赵寻还提到了一个有意义的话题：稿费与版税。他说：“不提高剧本的稿费、版税，不能实行上演税、奖励制度，剧作家的职业化只有空谈。演出最多的《万水千山》，作者花了十年的精力。只拿了三千元稿费，曹禺是最有读者的剧作家，如果靠版税生活，也不行，这些问题急待解决。”20曹禺批评了话剧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和自然主义倾向，但他对话剧创作保持了乐观的态度，在肯定了一些“向真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发展的好作品”后，他谈到了戏剧家队伍空前壮大的意义：“解放以前，中国的话剧作者不过是二三十个，真是少得可怜。然而今天呢？有一位同志算了一算，老一点的剧作家仍然是十几个，中一辈的就有四十多，青年剧作者有四五百个，业余的剧作者有三千多个，中国两千年来的戏剧史上，哪一个时代能够拥有这样巨大的创作力量？从这三千多人里，谁能否认，今天的关汉卿、王实甫、汤显祖，自然，在艺术上必然还要超过他们的光辉的剧作家们不会产生呢？”21陈伯吹在发言中，借高尔基的话恳切地要求作家“为小孩子写大文学”。他肯定了1955年9月《人民日报》社论《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对儿童文学创作的巨大影响，认为“为了更好地培养、教育我们下一代，要求有更多更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22。陈荒煤则代表中国作协作了“补充报告”《为繁荣电影剧创作而奋斗》，在总结了第二次文代会以来电影文学剧本的成就和存在问题后，他提出了发展电影事业的六项措施，其中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优秀作品的改编。由此可见，此时的文学门类包含了儿童文学、戏剧与电影文学。

从1949到1956年，“当代文学”尚无写史的问题，但专题研究逐渐增多。1976年6月香港晨风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国文学十年（1949—1959年）》，收录了邵荃麟等人的专题文章，这些文章大都发表于1959年《文艺报》专栏，是为新中国十年而写。从这些文章的题目可以看出当时的学者作家对“当代文学”范围的理解：陈聪《十年来的文学新人》、冯牧《十年来长篇小说的丰收》、宋爽《五彩缤纷的短篇小说》、袁水拍《成长发展中的新诗》、卞济远《十年来的话剧创作成就》、陈荒煤《电影文学》、邓绍基《十年来老舍的话剧创作》、贺宜《儿童文学》、唐梅《中国文学在外国》、黄昭彦《突飞猛进的兄弟民族文学》、晓雪《兄弟民族间的叙事诗》和邓绍基《古典文学的研究和整理》等。值得注意的是，小说、诗歌、散文、戏剧之外，儿童文学、电影文学、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以及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都被归到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中，这与中国作协第二次会议（扩大）的话题是一致的。邵荃麟的文章《文学十年历程》具有总论性质，在基本观点上与周扬的《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相呼应，从内容和形式上分析了各个文学门类的成就。邵荃麟侧重讲了现代文学三十年所包含的社会主义思想对新中国十年文学的影响，认为社会主义文学在现代文学三十年末期中已经“孕育成熟了”：“这年轻的社会主义文学是继承过去三十年革命民主主义文学而发展过来的。我国革命民主主义文学，一开始就由无产阶级所领导，因此在当时的文学中，就已经包含着社会主义思想的主导因素。三十年来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学运动的丰富经验、伟大的鲁迅的传统、国际社会主义文学的影响以及在那个阶段中就逐渐形成的无产阶级文学队伍，都为现阶段的社会主义文学准备了充分的条件；特别是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奠定了卓越的理论基础，指出了为工农兵服务的实践方向。社会主义文学在前一阶段的末期中已经孕育成熟了，当革命一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它就立刻以一种生气勃勃的姿态，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量。”23邵荃麟文章的重点是讲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文学的巨大变化，他在两个阶段的关联中突出了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过程。与周扬的报告《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相比，邵荃麟文章提高了对现代文学中“社会主义因素”比重的认识。

从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的报告《新的人民的文艺》到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议（扩大）几个报告，再到邵荃麟的《文学十年历程》，实际上已经形成了论述中国当代文学“第一个十年”的基调和阐释模式，其中包括以1942年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发生的起点。这些论述的影响，在1950—1960年代的当代文学研究（包括教材编写）以及1970—1980年代文学史教材编写中得以充分体现。

三

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伟大实践中，中国作家协会如何开展工作是本次会议重点讨论的内容。

周扬报告对作家协会职能的定位是：“要完成建设社会主义文学伟大任务，作家协会，作为作家通过集体领导来推动创作和实行自我教育的战斗性的创造性的社会团体，应当负主要的责任。”他明确作协的中心任务是：“作家协会是以创造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艺术作品作为奋斗目标的，因此，它的全部工作都应围绕于发展文学创作，提高文学中的思想和艺术水平这个最中心的任务。”他为此提出这些方面的要求：“不能用行政方式来处理思想和创作的问题；在工作中克服和防止宗派主义的倾向；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各种表现及道德败坏的行为进行斗争，特别是和对我们的作家有致命危险的个人主义的骄傲自满的情绪进行斗争；采取一切措施扩大文学和广大人民的联系，争取政府部门和社会团体的联系和帮助；积极地培养青年作家是作家协会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发现和培养地方的和各少数民族的作家；加强文艺批评工作，建立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战斗性的文艺批评”24等等。

如何培养青年作家是这次会议讨论的重点工作之一。周扬在报告中高度评价了青年作家的创作：“文艺界最值得注意的、突出的现象之一是新生力量正在迅速地成长；他们表现了无限丰富的创造力；他们正在成为一支强大的社会主义文艺的新军。现在全国出版和发表的文学作品，绝大部分是出于青年作家的手笔。”25茅盾在社会主义制度层面上强调培养新生力量、扩大文学队伍的重要性，他认为：“新人的不断涌现，年青一代的迅速成长，是我们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26。在《培养新生力量，扩大文学队伍》报告中，茅盾首先肯定了文学新生力量出现的意义：“这些新的作者给我们的文学队伍带来了新的声音，注入了新的血液。他们的共同的特色，是对新事物具有敏锐的感觉，对生活和斗争怀着充沛的热情。他们不愧为我们文学事业中的生力军。”和周扬在报告中的观点一致，茅盾也从业务和政治两个方面指出青年作者存在的问题：“对生活的理解不深，缺乏独创性和独特的风格，有许多作品留有模仿的痕迹，还不能熟练地运用语言，艺术的表现力不强等等。在他们当中，有些人还沾染着相当浓厚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他们对文学事业缺乏正确的认识，把创作看作达到个人名利的手段，或者刚发了几篇文章，就自命不凡、骄傲自满、脱离群众；而不问政治、轻视学习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倾向也是相当普遍的。所有这些，都是妨碍青年作者的成长和发展的。而这也正好说明：他们迫切需要帮助，需要得到政治上和业务上的帮助。”27茅盾在讲话中批评了以培养文学青年为主要任务的文学讲习所，在肯定了讲习所“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后，他不点名批评丁玲的错误：“在学员中间，散播了一种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他们离开文学的党性原则，而提倡所谓‘一本书主义’，鼓励青年作者以取得个人的名誉地位，取得个人的‘不朽’为创作（一本书）的目的；他们公然提出个人崇拜；公然提倡骄傲，说什么‘骄傲的人才有出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文学讲习所的不少学员中滋长了个人主义的思想，产生了脱离政治的倾向。作家协会主席团对这种现象也没有能及早地加以检查和纠正。”28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定要反映在文学制度的设计和实践中，茅盾检讨了中国作家协会在这方面工作存在的“严重缺点”。茅盾用了很重的语气和措辞来谈这个问题：“作家协会在培养青年作家这个工作中的基本缺点，是领导落后于群众、认识落后于实际。长时期间，我们对青年作者的力量估计不足，因此没有认真地进行培养青年作者的工作。相反地，在作家协会的工作中，以及在作家协会所领导的有些刊物中，却经常对新生力量采取的贵族老爷式的冷淡或打击的态度。这种恶劣的思想作风，确实严重地阻碍了我们文学的新生力量的生长。”29他提出了从这些方面来加强青年作者的培养工作：（一）在各个中等以上的城市总建立文学小组，使广大的青年文学爱好者的文学学习能够有组织、有领导地去进行；（二）改进文学讲习所的工作，举办短期训练班，以便更广泛地训练青年作者，同时准备条件，创办正规的文学院；各大中城市有条件时可举办文学讲座；（三）每隔一两年召开一次青年文学创作会议，讨论青年作者的作品，交流创作经验，请有经验的老作家作报告答疑解惑；（四）组织、动员、督促从事具体帮助青年作者的工作；（五）文艺刊物是团结青年作者，培养青年作者的中心；（六）加强对青年作者作品的评论工作；（七）培养理论批评工作的新生力量。（八）高等学校的文学系是培养文学后备力量的重要部门；（九）各省市日报考虑增设每周一次或三日一次的“文学副刊”，作为专供青年作者发表作品的园地。刘白羽的报告《为繁荣文学创作而奋斗》，呼应了茅盾的报告，强调培养青年作家是作协的中心任务以及老作家在这方面必须承担的责任。

茅盾提到的这九个方面的工作，在大会结束后陆续落实。1956年3月15日至30日，第一次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的目的是迎接即将到来的文化建设高潮，繁荣创作，鼓励创作，积极培养青年作家，扩大创作队伍，反对限制和排斥青年从事业余创作的宗派主义态度和粗暴作风。参加这次会议的许多作家在当时已经崭露头角，后来以“重放的鲜花”在“文革”结束后复出，成为1980年代文学的中坚力量。

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也是大会重点讨论的工作。周扬的报告对少数民族的文学创作给予了肯定：“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作品，不但在诗歌方面，而且在戏剧小说方面，都在增多起来。少数民族的民间口头文学不断地被发掘和整理。《阿诗玛》和《白衣鸟》两首长诗就是经过整理和改编的民间创作的珍品。”30在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召开的上一年，1951年五一后，中国作家协会召开了一次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小型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十一位少数民族作家，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央民族学院、《人民日报》、人民文学出版社、民族出版社、《文艺报》《人民文学》和其他有关的机关也都派人列席，显见座谈会之重要。老舍作了《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的报告，在回顾这次座谈会后，他从这样几个方面介绍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情况与问题：（一）民族文学遗产和新文学的兴起；（二）开展搜集、整理、研究工作；（三）翻译问题：翻译是个关键问题，没有翻译就没有各民族间的文学交流；（四）创作问题；（五）克服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思想。在此基础上，老舍提出了开展各民族文学工作的八项措施。31在大会上发言的纳·赛音朝克图、布哈拉等也从不同角度肯定了党的民族政策，感谢了文学界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关切和支持。

为了做好中国作协工作，促进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第二次理事会议（扩大）的重要收获之一是当代文学制度的设计。

在组织机构方面，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中国作协书记处的决议，这个决议说明了设立书记处的理由、职能和组成：“为了加强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议（扩大）根据理事会主席团的提议，决定在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下设立书记处。书记处是一个集体的工作机构。它的任务，是负责处理作家协会的日常工作，书记处由书记九至十一人组成，书记由作家协会理事会主席团从理事中遴选。”32这是中国作家协会体制建构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文革”结束后文学制度重建过程中仍然行之有效。

制度设计的成果集中体现在会议（扩大）通过的《中国作家协会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的工作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中。刘白羽代表作协理事会所作的报告《为繁荣文学创作而奋斗》，围绕组织创作的工作，对《中国作家协会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的工作纲要》（草案）做了一些解释性的说明。关于制定背景、目标、主要任务和如何实现《纲要》，《纲要》开篇的总论做了概述：“全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正在推动文化高潮的到来。为了适应人民群众对文学艺术的日益增长的需要，中国作家协会必须制定出一个文学事业的长期规划。为此，中国作家协会拟定了一个从目前到第三个五年计划结束（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这段时期中的工作纲要，作为我们的工作依据和奋斗目标。为着实现这个纲要，我国作家及广大的文学工作者必须团结起来，努力发展创作，提高文学艺术的思想艺术水平；继续与资产阶级思想，与脱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的倾向进行斗争；争取在十二年内几倍地扩大我国作家的队伍，创作大量的无愧于我们的人民和时代作品，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帮助促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完全胜利。”33《纲要》凡四十四条，涉及七个方面的工作：（一）关于发展文学创作；（二）关于开展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工作；（三）关于培养青年作家的工作；（四）关于发展各兄弟民族的文学；（五）关于国际文学交流工作；（六）关于编辑、出版工作；（七）关于加强作家协会的工作。《纲要》七个方面的设计，吸取了党领导文艺工作的经验和教训，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尊重文学创作规律，是社会主义文学实践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制度性文件。后来随着时事的变化，《纲要》的实施也曾遭遇挫折，但其历史意义是值得肯定的，新时期文学制度的重建在相当程度上是从这一《纲要》出发的。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章学’传统与百年中国散文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4&ZD236)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2 3茅盾：《开幕词》，《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议（扩大）报告、发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1—2、2页。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4页。

5 6 8 9 10 11 12 14 15 16 17 24 25 30周扬：《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议（扩大）报告、发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3、7、4、5—6、38、18、18—19、5、6、17、17—18、37—38、6、24页。

7 《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人民日报》1962年5月23日。

13冯雪峰：《关于目前文学创作问题》，《冯雪峰选集》（论文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90页。

18 26 27 28 29茅盾：《培养新生力量，扩大文学队伍》，《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议（扩大）报告、发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52、39、42、45、43页。

19吴伯箫：《吴伯箫的发言》，《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议（扩大）报告、发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202页。

20赵寻：《赵寻的发言》，《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议（扩大）报告、发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298页。

21曹禺：《曹禺的发言》，《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议（扩大）报告、发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228页。

22陈伯吹：《陈伯吹的发言》，《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议（扩大）报告、发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206页。

23邵荃麟：《文学十年历程》，《文艺报》1959年第18期。

31参见老舍《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议（扩大）报告、发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70页。

32《关于成立书记处的决议》，《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议（扩大）报告、发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427页。

33中国作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的工作纲要》，《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议（扩大）报告、发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98页。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 苏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