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世界和平运动与国际统战中的茅盾
内容提要：由苏联主导的保卫世界和平运动具有鲜明的国际统战属性，是社会主义阵营开展对外宣传与人民外交的重要平台，新中国高度重视这一国际性运动。茅盾因党外民主人士的身份被安排参与其中，虽然并没有实际的权力，但茅盾在国际统战工作中依然对文化外交做出了贡献。然而频繁的外事活动早已使茅盾陷入事务繁杂的焦虑之中，尤其是随着中苏关系变化与冷战格局调整，世界和平运动内部分裂政治斗争加剧，他又因参与1962年莫斯科裁军会议等活动被卷入政治旋涡。对统战工作中“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批判反映了茅盾的不满，也折射出知识分子在政治活动中的尴尬与无奈。
关键词：保卫世界和平 国际统战 茅盾 世界和平理事会
茅盾作为20世纪中国文坛的重要作家，其文学成就已被文学研究者所公认，但他的政治参与和社会活动同样是其人生经历的重要维度。新中国成立后，茅盾长期担任文化部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等重要职务，同时又是著名的党外民主人士，国内、国际统战工作的重要参与者，诸多外事接待和国际活动中，皆可见其身影。胡耀邦在茅盾的追悼会上就提到：“几十年来，他勤勤恳恳，殚思竭虑，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支援各国人民的进步文化事业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献出了全部心血。”1长期从事中外文化交流工作的朱子奇也把茅盾看作“国际和平战士”“中国与世界文学文化交流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而且是“这条战线上的一面光辉旗帜”2。
但目前学界对茅盾参与新中国国际统战工作的经历，尚缺乏足够的关注和梳理，很多传记类的著作大多只是笼统介绍。3关于文艺界参与保卫世界和平运动等国际统战工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世界和平理事会的世界文化名人纪念等话题4。另外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资料性著作5。本文即以保卫世界和平运动为中心线索，梳理茅盾在这项国际活动中的具体实践和历史痕迹，尽可能呈现作家、民主人士在国际性政治活动的位置、遭遇和心态。
一、茅盾：保卫世界和平运动中的民主人士
保卫世界和平是二战后针对侵略和军备竞赛而兴起的全球性的反对战争、争取和平的运动，其正式发端是1949年4月20日—25日在巴黎和布拉格同时举行的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第二次和平大会于1950年11月16日至22日在华沙召开，这次会议的重要成果，是成立了世界和平理事会这一经常机构，其宗旨是致力于“保证一个与世界各国的切身利益相符合的稳固的和平”。根据章程，理事会每年召开全体会议一次或两次，必要时召开特别会议，理事会设有常务委员会，每三个月召开常务委员会会议一次。6
世界和平理事会并非没有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色彩的单纯的民间国际组织，它是由苏联所主导的，在冷战对抗中被作为重要的意识形态武器。据当时参与该组织具体工作的陈乐民回忆，世界和平理事会“牵头的是苏联，所以这个国际组织在政治上是贯彻和宣传苏联的对外政策和在国际问题上的立场的，实质上是苏联搞冷战的‘国际统一战线’的组织”。苏联关于反对“重新武装德国”“签订五大国和平公约”“反对核试验”等签名运动的主张都是通过世界和平理事会等来“动员舆论”的。理事会书记处的工作人员“绝大部分是党员”，“俨然是一种‘共产国际’型的组织”，也正因此，西方世界把世界和平理事会称作“国际共产主义的外围组织”7。
对于刚刚成立的新中国而言，出于融入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阵营、开展国际统战工作的需要，将世界和平理事会相关活动，视作参与国际事务、开辟世界交往空间、争取良好国际环境的一种方式。就像周恩来所指出的：“世界形势的发展，有利于我们开展人民外交。现在我们通过和平运动，与各国人民广泛交往，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人做朋友，这就不仅突破了美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包围和封锁，而且反过来对美帝形成了反包围。美国想在外交上孤立我们，我们则在人民运动中孤立了他们。这就是我们开展人民外交的重大意义。”也正因如此，中国 “对这一机构和活动十分重视，作为主要的对外活动”8。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天便召开了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成立了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由郭沫若为主席，刘宁一、蔡畅、廖承志、沈雁冰、马寅初担任副主席。世界和平运动发起后不久，全世界就有71个国家响应，成立各自国家的和平运动组织。在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法、英、意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和平组织名义上是政府附属的“民间团体”，实际上由各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成为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扩大自己影响、争取党外人士的‘统一战线’组织”9。
世界和平理事会作为国际性的统战组织，在具体活动中一般都会刻意淡化政党和政治色彩，因此很多民主人士，文化、科学界知名人士成为理事会和各国和平组织极力争取的对象，“每举行世界和平理事会各种会议，这些国家的和平委员会都要力争一些本国的政界和社会名流与会”，以此来壮大声势、扩大影响。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常设书记处筹备会议时也“敦促各国和平委员会，多争取非共产党的社会名人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的活动”10。因此，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内部构成非常多元，“理事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来自所有的国家，属于所有的种族，具有各种见解和各种信仰。他们属于不同的组织。他们代表着各种极不相同的舆论和思想的潮流”。其中有政界人物、工会的领袖、宗教界的人物、科学家，更有大量文学艺术领域的知名人物，如作家阿拉贡、萨特、亚马多、聂鲁达、爱伦堡、法斯特等，还有罗伯逊和毕加索等艺术家11。
理事会的构成也意味着文艺、文化的交流会成为世界和平运动、国际统战的重要内容。1950年11月22日世界和平理事会通过了《关于巩固和发展各国间文化关系的决议》，其中在文艺方面建议：
组织剧团、乐队和舞蹈队及卓越的文艺代表作轮流演出，并放映电影；组织音乐会使听众熟习别国音乐；组织艺术展览会及组织民间艺术展览会；广泛邀请别国代表参加本国重要的历史、科学、文学和艺术的纪念日；在别国庆祝这些纪念日；翻译文学作品和出版与演奏音乐作品；交换这些作品，并交换有关这些作品的注释、评论和批评。广泛出版文学、音乐的世界经典著作，并仿制名画、雕塑和世界闻名的建筑；在每一个国家发展翻译外国作品的技术。12
同时世界和平理事会专门设立了国际文化关系委员会，并要求“还没有这样作的各国和平委员会成立文化关系特别委员会”，来推动 “每一个国家都能拟订、详细研究和慎重准备一些计划，规定使文化交流得以顺利进行的一切条件”13。
基于统战工作对文化交流的重视，中国保卫世界和平运动委员会从成立之初就非常注重对党外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的动员，广泛吸纳非共产党员的政治家、文学家、学者参与和平运动。郭沫若一度担任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副主席、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主席。茅盾作为民主人士、知名作家，“从政治身份归属上也算是中国作协党组负责统战的工作对象”14，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被认为是“统一战线里面的忠实朋友”15。这当然与茅盾的身份和位置有关。一方面，茅盾虽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因故脱党，虽有恢复党籍的意愿，但中共从统战的需要出发，希望他以党外人士的身份开展工作，认为这样比在党内有更大作用，因此茅盾长期以党外人士的身份参与革命事业。另一方面，茅盾对世界文学和文化较为熟悉，他在西方世界文学的翻译、研究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在同时代中国作家里面是比较突出的，这使得他在国际文化交流中更有优势。此外，苏联方面也要求中国多安排民主人士参加世界和平运动，1951年10月，爱伦堡与郭沫若有一场谈话，传达了苏方的意图，其中特别指出：“即将在维也纳举行的理事会很重要，希望中国理事多出席。他对上次柏林会议中国出席人员多非理事本人而为‘代’理事，表示不满”，因为“中国的理事名单多为有声望的民主人士，不负实际责任，所以实际与会者多为‘代理事’”16。
在这样的国际和国内背景下，茅盾承担了国内外和平运动与国际文化交流的任务，以多重身份参与各类和平运动相关的会议，发表宣言演说，参加反战和平游行，撰写和平主题的文章，招待外国和平人士来访等等。从1949 年开始，茅盾就联合文化界人士发表拥护世界和平大会的宣言，还通过广播演说声援国际和平大会代表团，开始参与国内和平运动。1950 年起，他深度参与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相关工作，多次参加工作委员会的会议，担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常务委员，联合文艺界发起和平签名运动，发表抗议美军挑衅的声明，写文章呼吁反侵略等等。
从1951年开始，茅盾开始参与更多的国际性的保卫和平运动，多次远赴维也纳、奥斯陆、斯德哥尔摩等地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而且茅盾也被赋予更多的具体职责，比如当选为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大会国际委员会委员、国际和平金奖评议委员，任赫尔辛基世界和平大会中国代表团团长并当选大会常务理事。同时，随着中国外交重心的转移，自1950年代中后期开始，茅盾开始参与到亚非文艺交流工作中，担任新德里亚非作家代表会议、开罗第二届亚非作家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当选中国亚非作家常设事务局联络委员会主席，还多次声援埃及、阿拉伯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在1960年代，茅盾投身反帝反侵略的运动中，通过发表书面谈话、演讲等方式反对美国侵略行为，揭露其战争政策，声援朝鲜、越南人民的正义斗争，谴责美国迫害进步人士的行径；以中国代表团团长身份参加莫斯科争取普遍裁军与和平世界大会，出席禁止核弹大会，参与反美反侵略游行，直至 1964 年仍参与了支持越南人民、禁止核弹等和平活动。
翻阅《茅盾年谱》《茅盾全集》《人民日报》等资料可以明显看到，茅盾在国际统战的工作中投入了很多的精力，接待、宴请外国来访人士等活动，也占据了其日常工作的大量时间。在朱子奇看来，1950—1960年代影响最大的国际活动，“是世界和平运动和亚非团结反帝运动”，主要领导者和活动家，大部分是世界著名作家、文化界人士，“我国是郭沫若、茅盾、廖承志三位；而文化方面是以茅盾为代表的，他的活动丰富多彩，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17。
二、茅盾与世界和平理事会
世界和平理事会虽是苏联主导的、带有鲜明冷战色彩的统战组织，但它的各种决议和举办的各种活动客观上对国际文化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也在文化、文学等诸多层面对参与国家产生了一定影响。在这一过程中，茅盾作为重要的参与者，通过自身的实践深入介入其中，并在可能的范围内做了一些实际的工作，在某些方面推动了中外文化和文学的交流。
茅盾曾多次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的会刊《保卫和平》组稿，通过这个刊物向国际社会介绍新中国的状况。在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的书信中，有一组茅盾与萧三的往来书信，详细呈现了这个经过。1951年4月22日萧三写信给茅盾，并把《保卫和平》的广告也寄给了茅盾，茅盾一个月后收到，随即写信向萧三询问：
昨日，得到您寄来的《保卫和平》杂志的广告，知道此刊定于六月一日创刊。看了那广告，知道此刊甚为宽泛。我想，我们可以组织些文章，但不知最需要的是些什么性质的？新中国的社会生活、科学、技术、文艺等等的一般情况呢，还是必须与保卫世界和平联系起来？我在这里将召集一个小组会先谈谈，同时也请您在最近期内写信告知一切。
茅盾还把萧三的信给郭沫若、胡乔木看了，并且专门开会讨论，着手组织稿件，在5月26日的复信中，详细介绍了所制订初步的计划：
一、拟请人撰写的稿件：a.介绍我国的治淮工程概况（请新华社记者李千峰同志写一篇文艺性的报道，李现为中央视察慰问治淮代表团团员）；b.介绍治黄及济卫工程（拟请新华社介绍记者担任）；c.介绍中央文学研究所（请丁玲写）；d.介绍工农青年作家（请康濯写）；e.介绍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一日的活动（请严文井写）；f.介绍北京工人业余艺术补习学校（请严文井负责找人）；g.介绍新区土改情况（对外文化联络局选译教授们的文章）；h.介绍老区土改后的新生活（请赵树理写）；i.介绍新的北京（从人民代表会到市政建设等等，请老舍写）；j.介绍敦煌艺术；k、介绍近年的考古发掘（以上二者请郑振铎和裴文中写）；l.介绍翻身妇女生活（请廖盖隆同志负责找人写）；m.编译朝鲜通讯《最可爱的人》；n.刘白羽、周立波写稿（题未定）。
二、以上拟写各稿，争取于六月十日前陆续先寄上三、四篇，即《最可爱的人》、《劳动人民文化宫一日的活动》和《文学研究所》、《工农青年作家》（但可能题目有变动）。
三、凡所撰写的各稿，都求其具体，简明扼要，文字生动，再附照片。
四、短期内，“文联”拟召集一次小会，组织作家写稿，及美术家推荐漫画或特作漫画。
五、各稿都译成外文后寄上。
六、我们供给的稿件是否合用，请您接到后提意见。我们现在多约人写，以便您“取精用宏”。事实上，这些稿子不可能同时弄到，是陆陆续续弄好了的。
七、在东亚各国找负责人，我们决定由和大联络部宣传部在北京与朝鲜、越南先接洽。但对于东亚的资本主义国家，我们要他们来些什么性质的稿件呢？请您来信说明（我们以为可请他们写本国的和运，人民生活等等，但不知是否合式）。
此后，茅盾和萧三又多次通过信件、电报往来，沟通稿件的组织情况。6月30日萧三给茅盾的电报中说：“《保卫和平》八月号是亚洲专号，而且要我们航寄‘中朝等国作品’”，茅盾一方面回信说明情况，“我们只能把手头边有的中国作品（即前此组织的十四篇稿件）先寄上二篇（丁玲的新中国工农作家及康濯的中央文学研究所），其他各国没有东西可以应命。这是个人感到十分抱歉的。请代向编辑委员会表示歉意为荷”。同时又针对组稿中的问题，提出具体意见请萧三斟酌“是否可以向《保卫和平》编委会提出”：
A.亚洲各国约定专人负责收集稿件，事属必要。但约定何人，就目前情况而言，我在北京是很少有办法的；因此，我建议：应由编委会通过理事会直接向各国的和大发电，请他们负责。例如朝鲜，倘由理事会直接与朝鲜和大接洽，必较迅速而有效；我通过此间朝鲜大使馆文化参赞，至今毫无消息，即其明证。至于越南，我和越南代表说后，他们总算送来了一篇——即《前进，越南保卫和平运动》——如果理事会与越南直接来往有所不便，我仍当就近与越南代表接洽。
B.此次亚洲专号，时间短促，准备稿件翻译甚为困难，即以我国已约定稿件言之，在得到您的电报时，我们已有稿六篇，但适值七一，各翻译部门忙于翻译“七一”的纪念文，就把我们的稿子搁起来了。再三设法，仅译了上述丁玲等二篇；尚有治淮等稿，非待三四日后不能译成，故亦不能与此信同时寄上。因此我建议，以后如有此类之专号，最好早点告诉我们。庶几有充分时间准备。国内各方工作之忙，有增无减，故而不得不有充分时间。此层你是了解的。
最后，六月卅日来电言及七月二十至廿三日世和执行局在芬京开会，廿四日刊物编委开会，盼我出席一事，我请示结果，目前我还不能出国参加（因为有若干经手事一时放不下），只好仍请您代表。这是要请您转向编委会解说和表示抱歉的。
《保卫和平》创刊后，茅盾在给萧三的信中表示，“我个人很赞成这样的编辑方针。看了创刊号后，我就感到，过去所组织的稿件只能作为素材，不一定完全适合刊物的要求。现在打算在更能适合于刊物要求的目标下，第二次组织稿子”。萧三
8月12日和9月3日两次复信茅盾谈到对这个问题的意见，茅盾又根据萧三的意见召开小组会，组织第二批稿件，并决定：
（1）根据《保卫和平》编委会在赫尔辛基的会议所议定（也就是您的八月十二日信中所述编委会议结论的第二点——“刊物应在政治上加强，三分之一应为政论，严肃的文章请名人写”，及结论的第五点——“宣传五大国和平公约，论文而非简单报导，要深刻研究问题而不是重复口号”），请郭老写政论一篇。
（2）上述之政治论文除请郭老撰写外，尚拟请李四光、刘宁一、吴耀宗、华罗庚等四人撰写。
（3）介绍新中国新生活之稿件，分为八篇：1.一个大学为何由旧到新（周培源）；2.新中国的卫生事业（由张仲实负责找人写）；3.扫除文盲的工作（请钱俊瑞负责找人）；4.工厂内的文化娱乐（周立波）；5.土改（胡愈之，他新参加土改回来）；6.新中国的电影（人未定）；7.旧艺人的改造（拟请老舍）；8.国内少数民族的新生活（费孝通，他曾访问了西南少数民族区，现正访问中南区）。以上八个题目，陆续写成后再当寄奉。
茅盾的组稿工作及针对性的调整是很有预见性的。苏联非常重视《保卫和平》杂志在世界和平运动中的作用，爱伦堡与郭沫若的那场谈话中也提到以往中国所组织稿件存在的问题： “《保卫和平》杂志中关于中国的文章多为外国朋友撰写，中国人自己的数量太少，而且用语不适合杂志的性质。”18而茅盾的组稿计划几乎覆盖了中国新生活的各个重要领域，且邀请的作者均为各个领域较为权威的“名人”，体现了全面向世界介绍新中国的意图。
此外，在纪念世界文化名人的候选人的推荐中，茅盾凭借自身的文学修养和国际眼界，通过对中国和西方作家的推荐，推动了国际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学遗产的共享。1953年是爱国诗人屈原逝世2230周年，1952年维也纳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委员会议在确定1953年文化名人的人选的时候，“会上根据茅盾的介绍和提议”，“首先一致鼓掌通过” 屈原作为文化名人，“其他三名是经过一番辩论后才取得共识的”，“有好几位东西方作家都发了言，不仅表示拥护，而且讲了在他们国家，屈原受到高度尊重的情况”。而且还有一个细节：
理事会总书记拉斐德在发言中问：谁是现代中国屈原？茅盾即兴回答说，据他本人看，除了郭沫若、爱弥·萧（萧三的外文笔名）两位诗人之外，还有好多位都在不同的方面继承了屈原的优秀品格和诗风，如刘大白、刘半农、闻一多、臧克家、艾青、田间、冯至等。会后，他要我先整理艾、臧、田、闻的简历给拉斐德，后来被摘要编入“和平公报”，向许多国家发行，从而，他们就同伟大屈原的名字一起走向世界了。19
在此之前的1952年世界和平理事会确定阿维森纳、达·芬奇、雨果、果戈理为世界文化名人，也是茅盾积极推荐的结果，在“表示赞成”的同时，茅盾“具体讲出了这些历史名家的贡献和纪念他们的意义以及在中国的影响，给在座的各国大作家们深刻印象。有的大作家说，茅盾先生了解他们国家的名人甚至胜过了他们自己”20。在中国举行的雨果纪念大会上，法奇对茅盾的推荐表示感谢：“我非常感激中国的伟大作家茅盾在世界和平理事会上提议要为我们的天才的雨果举行国际性的纪念会。因此，我代表法国人民在你们的面前，向你们表示衷心的谢意。”他在会上宣读了1859年12月2日雨果指责美国的信，以此回应世界和平的主题，即通过“把雨果的严厉的警告重新提出来”，来批判“美国在朝鲜和中国东北正在进行严重的罪行。”21
同时，在国际和平奖金与金质奖章评议的过程中，茅盾通过多种方式大力推荐中国的艺术家和作品。1951年2月柏林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茅盾和梅汝璈、陈翰笙一起当选为理事，同时茅盾还被增选为执行局委员。22理事会通过了关于国际和平奖金的决议规定了颁发国际和平奖金的具体程序，并组成评议委员会，意大利的南尼任主席，茅盾和哥德（法）任副主席。23这个委员会“都是世界一流的大作家、大艺术家”24，茅盾作为其中一员也多次参与评奖过程。
茅盾始终很关注和平奖的评选问题，1951年5月26日他专门写信向萧三询问：“和平奖金评议会寄来了文件，但未说明推荐作品何时截止？如果中国推荐，可推几部？又，中国想来也可以推荐外国的，您觉得推荐外国的哪些作品较为合式？推荐英美法进步作家的作品如何？应推哪些？都请您下次来信时告知为感。”1951年8月在给萧三的信中，再次就如何向世界和平奖金推荐中国作品的问题进行咨询，希望推荐中国的《朝鲜前线通讯选集》参与评奖：
我们已得郭老及定一同志之同意，把朝鲜前线通讯选辑一册（约三十万字），作为中国推荐应征的东西。这些通讯，形形色色，有些是很好的报告文学。这是集体创作，因为非一人所写。我们的步骤是先选出一个中文本（反正国内也需要有这样一个选本，因为全部通讯已有百万字之多，且在不断增加），然后由上级考虑是否拿出去应征，如果决定拿出去，那时再译为外文。初选稿本定于月内完成。现在我要问您的，即是这样的东西，在您看来，是否合于国际和平奖金的要求？我们觉得上届的和平奖金目的似在鼓励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步作家与拥护和平运动的民主人士，而不以暴露美帝、进攻美帝为主要目标。不知今年如何？如今年仍是这样的宗旨，那么，我们这个选集便和它有了距离了。那样，我们应另作考虑。请您从侧面了解一下，并即赐函，至为盼祷。我们这里的选集是一定要选的，因为国内自己也需要。选集目录确定后，当寄奉一份（并拟先把那些原文，都是发表过的，也寄上一份，以便您明了其内容性质）。这里，请先记住有这件事，并请尽先从侧面了解一下本届和平奖的宗旨及目标，并尽快赐覆。
1954年茅盾提名齐白石为国际和平奖金的候选人，“他还认真审改了推荐的文字稿，加强了白石老人一生追求艺术特色和保持民族气节的感人内容”，呈现了齐白石的艺术成就和人格魅力。最终齐白石获得了1955年“国际和平奖金”，并排在首位，受到了毕加索的称赞。毕加索还向茅盾表示，“他一直想有机会去伟大的中国看看，并会见这位尊敬的东方老画家”25。在1955年5月在赫尔辛基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茅盾带去了由齐白石、何香凝、陈半丁、丁非闇、汪慎生等14位中国画家集体创作、由郭沫若题字的《和平颂》，“画中有青松、秋菊、红花、绿草，群鸽嬉戏其中，构成一片和平美景，令人神往，成为世界和平运动史上极为珍贵的文物和艺术瑰宝，引起了轰动，茅盾同志还亲自回答了记者和代表们的各种问题”。26
就像洪子诚所说的，中国文学机构和作家通过世界和平运动组织的大量活动，“参与到当时冷战角力的政治斗争中，确立观察世界的方式，并建立了不仅与苏联，而且与西方左翼作家、文化人的广泛联系”，通过世界文化名人的评定，“让一批西方古典作家以名正言顺地在当代中国‘落户’，并扩大中国与西方左翼作家（阿拉贡、艾吕雅、毕加索、萨特、波伏娃、聂鲁达等）的联系”27。世界和平理事会虽然是统战组织，其最终目标并非落脚于文化和文学，但在客观上对国际文化交流、扩大中国文学的世界视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茅盾通过为《保卫和平》组稿，推荐世界文化名人，推荐和平奖金等实践参与其中，并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三、国际统战的政治与茅盾的位置
世界和平理事会虽以推动世界和平为宗旨，但作为苏联主导的统战组织，其活动具有一定程度的仪式或表演色彩，所召开的会议基本呈现“一边倒”的特征，“除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外，西方国家来的代表都是‘苏联的朋友’，所以是一个没有争辩的会议，那时总是苏联拿出方案，大家只是举手通过而已。这种会议不过是为苏联同西方对抗摇旗呐喊，并向西方‘示威’罢了”28。1950年代中后期以后，随着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苏联影响力下降，世界和平理事会的会议影响力下降，在陈乐民看来，“这种会议简直是浪费精力”：
“世和”的会议不是“党”的会议，扯不到“意识形态”的高度，只是在争取和平、防止战争之类的国际问题上发表意见，最后通过一些不痛不痒的决议之类的文件。这些文件在当时“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各国共产党的党报上都转载出来；西方的舆论几乎连理都不理，最多在最不显著的地方登一条不起眼的小消息。29
“世和”的工作人员对这一组织和运动的“务虚”性质的认识，茅盾不可能没有觉察，他对自己作为“民主人士”的位置和身份也很清楚——更多的是配合演出，因此对相关的会议和活动逐渐产生了厌倦之感。在参加了几年的活动之后，茅盾多次提出退出此项工作的意愿。早在1955年茅盾就写信给周恩来，希望自己可以不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常委会，他表示虽然自己是常委，“应当没有二言，遵命出席”，但因为要参加批判胡适思想、讨论和批判胡风的文艺理论，写相关文章，还要讨论文化部各局、司的工作计划，无法有更多精力参加“世和”。另外，他还表示自己是“既鲁钝而又衰朽的人，就觉得顾此失彼，惶恐万状”，“自己笨嘴笨舌，政策水平又低，出席‘世和’常务会议，在表面看，总算国内有个人出去，显得郑重，而在实际上，增一个我，并不会把工作做得更好”。而且茅盾还希望能够辞去“世和”的职务：“‘世和’常务会议经常举行（每二、三个月一次），我占了常委名额（中国方面的），实不相宜；可否在下次的‘世和’理事会全体会议时另提一人替换，庶几公私两利。”30茅盾的信虽然比较委婉，提出诸多工作上的“公”的原因作为理由，但推辞之意已经非常明显。而1958年给中国作协的信中则更加直白地表达了自己的“私”的诉求：
收到3月15日的通知了。现在写一点我个人的规划，可是，规划是定下来了，能不能完成，要看有没有时间。这就希望领导上的帮助。帮助我什么呢？
一、帮助我解除文化部部长的兼职，政协常委的兼职。
二、帮助我解除《中国文学》和《译文》两个兼职。
三、帮助我今年没有出国任务。
而且，尽管挂名不办事，会议还总得出席，外交宴会也不能不去，结果，人家看来我荒废职守，而我在三种“会”上花的时间，平均占每星期时间的五分之二。我从来不去公园，很少出门(除了开会、看病)，只看了要我去看的戏、电影的三分之一，每天晚上看书到十一时，可是总觉得时间不够，有许多要看的书都没有看。我自己也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最近请了一个月病假，倒看了不少书）。31
茅盾的这些诉求不但没有实现，而且在此后的世界和平运动的活动中，他陷入了更大的政治风波中。茅盾前期参加的活动虽然耗费时间和精力，但好在只是参与“表演”，因为世界和平理事会在开始的几年，“一切都是苏联代表说了算”，“作会议总结时总要问‘苏联同志’的意见，‘苏联同志’的意见就是莫斯科的意见”，理事会书记处的工作人员“都一概听从苏联代表的‘指挥’，几乎听不到不同的意见”。但是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特别是苏共二十大之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矛盾加剧，世界和平运动中的政治斗争越发明显。尤其是波匈事件以来，“‘以苏联为首’的日子和各国共产党唯苏联马首是瞻的日子已成为过去”。中苏关系的恶化使得世界和平运动开始充满斗争色彩， “中苏代表已明明暗暗地在顶牛、较劲”，其中最重要的分歧就是围绕苏联的“和平主义”政策的不同意见：“争取普遍裁减军备”和“支持民族独立”，“哪一个居于首位”，中国代表“坚持提高‘民族独立’的重要性”，苏联和西方国家的代表，“强调‘裁军’是和平运动的第一位”，最后虽然两个问题都会被写进会议决议，但“把‘裁军’放在‘民族独立’的前头，是无法改变的”32。
茅盾只是参与者，并不是真正的决策者，但因为国际政策、中苏关系的变化，在参与过程被卷入政治漩涡中。1962年在莫斯科召开了裁军会议，“中央高层认为代表团参加这次会议前，在国内就把基调定低了，到会后我国代表在会上没有坚持原则，坚持斗争，迁就上当，以致会议通过的《告世界人民书》没有明确指出美帝国主义是和平的敌人，没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对世界各国人民斗争不利”33。茅盾作为代表团团长，因为讲话中透露出对苏联的妥协被批评。据侯金镜的交代材料透露，“茅盾在参加大连会议之前，曾参加裁军会议的代表团，曾犯了极其严重的政治错误，茅盾向苏修讨好，吹捧二十二大”34。
参加莫斯科裁军会议的代表团一回国就遭到了严厉批评，中国代表团与苏联有争论，但没有投反对票，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态度最激烈，投了反对票”：
对苏联太软，斗争不力，还不如“小兄弟”（即阿尔巴尼亚，好像他们已向中方告了状）。紧接着开过几次总结会，王力、欧棠亮做检讨。……他们似乎没有心理准备，感到委屈，欧棠亮曾几度要辩解，被刘宁一制止。我还听一位“和大”的领导说，毛主席说：什么“和平共处”？就是“和平地”消灭帝国主义！35
茅盾“名义上是团长，但大家都知道他不负政治责任”36，实际负责人是王力、欧棠亮等人。茅盾的发言稿是代表团党组负责人、中联部副部长王力写的，他只是“在会上照念而已”。而且王力的这个稿件也并非他个人的主张，他的观点来自中联部部长王稼祥。在1962年3月间王稼祥写信对中国的对外政策提出一些建议，就是后来被批评的“三和一少”政策，即对外采取缓和的方针，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等。“周恩来、邓小平、刘少奇看了这封信没有表示不同意见，又交给中央书记处各同志传阅，最后送给毛主席看，都没有认为其中有什么问题。”37资中筠回忆说：“参加莫斯科大会代表团的政治负责人王力和欧棠亮就是秉承这一精神行事的。”38也有研究者指出，是“王稼祥提出方案并主持起草讲稿”，代表团出国前，“中央书记处开会，完全同意王稼祥提出的方针和方案”39。
而且5月在瑞典举行的筹备会上，“中苏之间似乎还有妥协的期望”，郑森禹与杨朔参加会议并与考涅楚克有一次长谈，“那次谈话双方都坦率地摆出了分歧，不过气氛还比较缓和，表示了团结的愿望”。而且按照惯例，“代表团出来以前，参会方针一定是上面批准的，发言调子也是在国内基本定的” 40。因此茅盾的发言稿在那个时候并没有显示出明显的“错误”，基本和国内的政策和形势相符，但随着中苏关系的紧张，毛泽东对苏联外交政策的不满，以及对和平主义的批判，莫斯科裁军会议中国代表团的观点也自然成为“投降论”。
据侯金镜的交代材料透露，茅盾的“错误”还在于 “附和苏修分子苏尔科夫，攻击亚非作家会议常设局的森纳那亚克”，“这是向苏修投降，出卖亚非进步作家的罪行”41。据陈徒手披露的中国作协整理的《关于茅盾的材料》，对茅盾的批评也指向他与苏尔科夫的会面：“茅盾在会议期间擅自对苏联记者发表谈话，并主动拜会苏联作协书记苏尔科夫”，而且在拜会中，“苏尔科夫表示对亚非作家会议科伦坡常设局的工作不满意，要求与中方共同推动，建议召开常设局会议”42。 茅盾表示同意，愿共同推动常设局工作，“提议最好在一两个月后首先在科伦坡开会，邀请各成员国参加”，并“希望中苏先以通讯方式协商，并请苏方先写信。苏尔科夫赞成中苏先协商，但要中方先写信”，“茅盾对此也表示同意，并答应回国后两周内即将信发出”。但茅盾并没有实际权力推动此事，因为中方高层认为，“苏方此举是为了攻击常设局，将常设局迁离锡兰，撤换常设局秘书长森纳那亚克，夺取亚非作家会议常设局领导权”，所以作协迟迟没有按照茅盾和苏尔科夫的商定的那样回信43。茅盾曾给严文井写信催促此事的推进：
初到大连时曾询荃麟同志以亚非作家会议常设局开会及世界作家圆桌会议发起人事上报后有无批示，据云未有。并谓外办负责人在京者无多人，恐一时不能批下。当时我即谓：世界作家圆桌会议发起人事，有两方面之考虑，而且事情复杂，外办需慎重考虑，但亚非作家常设局开会事，则微有不同，似可早决，当时曾请荃麟同志函您转催外办，他亦允之。此因常设局开会乃当然之事，拖延过久，则于锡方愈不利；且我方先函苏方协商，尽可只提一二方端，且看苏方如何答复，再入细节。如此则我方不致被动。且我在莫斯科与苏尔科夫会谈时，苏曾请我方最好早些先提意见，（即书面协商，我方先发第一函），并以两周时间够不够为询，我曾允之。今时将一个月，而我方尚未发第一函，曾与其事之我，个人觉得未能践两周发信协商之诺，殊觉歉然。而人家也将谓我们凡事拖延，工作效率不高矣。但如外办之意，对常设局当故示冷淡，则另为一事，此则非我所敢置喙矣。否则，此事似仍以速办为妥。44
茅盾的“错误”很大程度上源于国际关系的变化，而且事实上茅盾并非没有政治敏感。据朱子奇的回忆，在莫斯科，苏尔科夫曾邀请代表团到他们俱乐部观看由肖洛霍夫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改编的影片，“希望看后提出意见。苏方曾在舆论中大肆宣传这部作品如何‘创新’、‘突破’，描写战争与人的心理活动，如何‘空前成功’。也听说有不同的看法”。去还是不去看这部影片，代表团里有不同的意见，茅盾认为“还是应该礼貌接受邀请，看后不发表意见，说声谢谢、再见”。“影片中那些渲染活命哲学、人性论及战争的单纯残酷性的形象镜头，使大家都感到透不过气来。看毕，几分钟沉默后，茅盾同志才站起来说，谢谢主人安排我们看了这部新片，要好好想想，下午还有事，就告别了，并和对方一一握手。”45
茅盾虽然没有直接政治责任，也表现出政治的谨慎，但受这些“错误”的牵连，他在外事活动中的位置受到了影响。他在给严文井的信中曾提到访问朝鲜的安排，“赴朝鲜访问事，似认为可往与应往，则同行人伴，亦应早日确定。我本拟九月中去，但大连归来后天天失眠，明日将赴医院诊视；故拟于十月内赴朝。藉此亦得充分准备。流光如驶，转眼即为一个月，故亦宜抓紧，例如同去何人，如果决定了，也应及早通知，俾得准备。此事究已上报否？尚无所知，亦望拨冗见告是祷”46。但因为莫斯科裁军会议上的“政治错误”，“陈毅副总理决定取消他赴朝代表团团长的资格”47。
结语：统战中的作家
1957年茅盾在中央统战部的会议上对统战工作中人事安排导致“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党外人士得到安排之后，宗派主义并不减少，甚至有了新的滋长。并且从另一面看，这又滋长了或者竟该说是培养了一批官僚主义者。例如，不少专家就因为安排给他的兼职太多了，以至于忙于‘三会’（哪三种会？是冗长的会议、宴会和晚会）。不务正业，不得不做个忙碌碌的官僚主义者。”48很显然，茅盾把自己视为“三会”的受害者，“不务正业”也成为茅盾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耿耿于怀的事情，创作计划屡屡无法实现，“作家”身份的焦虑可想而知，而这也是许多知名作家的共同感受。更为可叹的是，在这些国际统战活动里面，很多参与的作家“只是个摆设”49，并没有实际的权力，而且他们参加的这些活动此后随着国际关系的变化大多被“完全否定”，毛泽东曾说这些国际会议“完全没用”，“通过好的决议和坏的决议都没有用”。50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第一次文代会与当代文学的发生研究”（项目编号：22BZW155）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在沈雁冰同志追悼会上胡耀邦同志致悼词》，《人民日报》1981年4月12日。
2 17 19 20 24 25 26 45朱子奇：《我心目中的茅盾》，《茅盾与我》，万树玉、李岫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版，第255、260、261—262、262、262、263、263、266—267页。
3 14 33 42 43陈徒手的论文《矛盾中的茅盾》（《读书》2015年第1期）是目前相关研究中较多涉及这一话题的文章，并且披露了中国作协所整理的《关于茅盾的材料》，提供了重要内部材料，极有价值。
4 如钦佩的《政治仪式、文化遗产与国族认同——1952—1963年间新中国文艺界“世界文化名人纪念”考察》，《文艺理论与批评》2022年第4期等。
5 比如陈乐民和资中筠作为世界和平运动亲历者所写的著作《在中西之间：自述与回忆》和《资中筠九十自述：浮游天地话沧桑》披露了大量关于这一运动的内幕。李斌的《郭沫若书信中的当代中国》（云南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通过大批书信展示了郭沫若参与国际统战工作的一些事实。
6 参见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编《世界和平运动文献（1949—1956）》，世界知识社1955年版。
7 9 10 28 29 32 49陈乐民：《在中西之间：自述与回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41、42、41、41、55、59、60、58页。
8 16 18 35 36 38 40 50资中筠：《从“牢不可破”到反目成仇》，《炎黄春秋》2014年第12期。
11 12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编《世界和平运动文献（1949—1954）》，世界知识社1955年版，第3—4、36页。
13《关于文化关系、利用一九五二年假期从事和平事业和伟大的文化周年纪念的决议（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六日）》，《世界和平运动文献1949—1954》，世界知识社1955年版，第72页。
15黄药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524页。
21《纪念阿维森纳、达·芬奇、雨果、果戈理》，《人民日报》1952年5月5日。
22《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通过理事会及其执行局补充名单》，《人民日报》1951年3月1日。
23《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通过关于和平解决德、日、朝鲜问题及指责联合国诬蔑我国等决议》，《人民日报》1951年2月28日。
27 洪子诚：《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文艺争鸣》2016年第8期。
30 31茅盾：《茅盾全集》（第3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06—307、423—424页。
34 41 47 转引自洪子诚《材料与注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72、72—73、73页。
37汤应武主编《中国共产党重大史实考证》，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版，第1896页。
39许剑波：《关山飞渡 1962年的中国》，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年版，第156页。
44 46茅盾：《茅盾全集》（第3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1—92、92页。
48茅盾：《茅盾全集》（第1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38—539页。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