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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莫言将自己的小说家身份定性为“讲故事的人”，在他和他的文学王国与故乡之间建立起一种血缘关系。这个源于“高密东北乡”又超越“高密东北乡”的文学王国，从《白狗秋千架》《透明的红萝卜》到《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从《酒国》《檀香刑》到《生死疲劳》《蛙》，见证了莫言与“高密东北乡”故事的成长与丰富，其主脉是世事变迁、命运莫测、人物沉浮，并带有作者自传的性质。莫言讲述故事，故事也在讲述着、塑造着莫言。讲故事的莫言和故事中的莫言互为镜像，在相互定义、相互丰富中塑造了一个丰满的莫言形象。

关键词：莫言 讲述 故事 高密东北乡

莫言说：“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是莫言在斯德哥尔摩的瑞典文学院发表题为“讲故事的人”的演说时说的两句话。两句话一抑一扬：第一句话把自己的小说家身份压得很低，谦虚地称自己只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在他看来，所有作家都是讲故事的人。第二句话则底气十足、非常霸气，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这句话莫言没有说透，隐去了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主要原因，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替他说了，大意是：莫言有着奇特的想象力，他用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将魔幻现实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下融合在一起，创造了一个令人联想神话原型与象征的世界，这是他对祖国及其他国家的现实的深刻洞察。因为写了这样的故事，莫言才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演说中，莫言将自己的小说家身份定性为“讲故事的人”，在他和他的文学王国与故乡之间建立起一种血缘关系。莫言深情地讲述了他童年从迷恋、聆听民间故事到复述、编造民间故事的才能，作为小说家从讲述民间故事到建构“高密东北乡”文学王国的过程。这个源于“高密东北乡”又超越“高密东北乡”的文学王国，从《白狗秋千架》《透明的红萝卜》到《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从《酒国》《檀香刑》到《生死疲劳》《蛙》，见证了莫言与“高密东北乡”故事的成长丰富，其主脉是世事变迁、命运莫测、人物沉浮，并带有作者自传的性质。莫言小说里包含很多自传的内容，或者说，作为作家的莫言，其完整的自传体现在他所有的作品里。由“高密东北乡”的民间传奇（包括莫言及其家族的传奇故事）和中国近百年社会变迁等内容合力构建的中国故事，终于从乡野民间登上文学的峰端，从中国走向世界。论其影响，其中的《红高粱家族》最震撼，《丰乳肥臀》最沉重，《生死疲劳》最深刻。

一

198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解放军总政文化部在西直门总政招待所召开了一个军事文学创作座谈会。会上，军队很多老一代作家对中国军事文学创作的现状忧心忡忡，他们拿苏联的战争文学同中国的战争文学作比较，说苏联的卫国战争只打了四年，可反映卫国战争的小说层出不穷，而且好作品很多；描写卫国战争的作家一代接着一代，已经出了五代。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长达28年，还不包括后来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为什么我们就产生不了像苏联那么多那么好的战争小说呢？为什么像《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这样的世界经典之作我们一部也没有？分析之后得出结论：这些老作家有非常丰富的生活经验，有很多素材，因为其创作的黄金时代被“文革”耽搁了，现在想写却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年轻作家虽然精力旺盛，有才华有技术，但没有经历过战争，没有生活经验，因此他们对军事文学创作很忧虑、很着急。言下之意，中国的军事文学创作出现了危机。

莫言初生牛犊不怕虎，他站出来反驳：苏联的五代作家有很多并没有参加过卫国战争，我们尽管没有像你们老一代作家一样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但是从你们的作品里也知道了很多战争的经验，从身边的老人嘴里也听到了很多关于战争的传说，完全可以利用这些资料来弥补我们战争经验的不足，完全可以用想象来弥补我们没有亲身实践的不足。譬如，尽管我们没有像你们一样在战场上同敌人搏斗拼刺刀、亲手杀过敌人，但是我们小时候见过杀猪甚至亲手杀过鸡，完全可以把杀鸡的经验移植到杀人上来。因为小说家的创作不是要复制历史，那是历史学家的任务。小说家写战争，他所要表现的是战争对人的灵魂扭曲或者人性在战争中的变异。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便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也可以写战争。

莫言发言之后，当场就有人对其嗤之以鼻，事后更有人说他狂妄无知。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莫言说我把自己逼到了悬崖上，我必须写一部战争小说。但在落笔之前，很是费了一番斟酌。我发现“文革”前大量文学实际上都是写战争的，但当时的小说追求的主要目标是再现战争过程，突出正义战争对非正义战争的胜利。新一代作家如果再这样写，绝对写不过经历过战争的老作家。我认为，战争无非是作家写作时借用的一个环境，利用这个环境来表现人在特定条件下感情所发生的变化，把人放进去进行试验。1比如前苏联作家拉夫列尼约夫于1924年发表的中篇小说《第四十一》，描写红军女战士马柳特卡与作为俘虏的白匪军官戈沃鲁哈·奥特罗夫被海浪冲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孤岛之后，他们之间发生的出乎意料的人性变化。

有了这样的想法后，莫言决定把抗日故事和爱情故事放到家乡的高粱地里去表现，间接地把“高密东北乡”故事和自己家族故事演绎成《红高粱家族》。“《红高粱家族》好像是讲述抗日战争，实际上讲的是我的那些乡亲们讲过的民间传奇，当然还有我对美好爱情、自由生活的渴望。”2

《红高粱家族》由《红高粱》《高粱酒》《狗道》《高粱殡》《奇死》五部中篇小说组成。先出的《红高粱》一炮而红，一步登顶。《红高粱》是“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故事。1930年代初，山东高密地区土匪横行、民不聊生。“我”奶奶戴凤莲16岁被贪财的父亲做主，嫁给了高密东北乡开烧酒坊的有名财主单廷秀的儿子单扁郎——一个患有麻风病的男人。在迎亲路上，遇到了劫匪，孔武有力的轿夫余占鳌受到我奶奶亢奋眼光的激励，打死了劫匪。在我奶奶三天回门的路上，我爷爷余占鳌将我奶奶夹进高粱地，我父亲就来源于他们的那次欢爱野合。三天后她回来，单家父子已经被我爷爷暗杀了。我爷爷成为我奶奶的情人，也因此正式当上了土匪。在我奶奶家做长工的罗汉大叔被日本鬼子抓去，残遭酷刑而死，我爷爷愤而拉起队伍，与抗日支队合作击溃了鬼子。我奶奶被敌人的子弹射倒而牺牲。

这就是莫言后来一再强调的“把好人当作坏人写，把坏人当作好人写，把人当作人来写”的创作理念。小说中的我爷爷既是一个杀人越货、到处绑架的土匪头子，又是一个名满天下的抗日英雄。我奶奶虽然不是什么良家妇女，但她敢爱敢恨，不仅是抗日英雄，还是个性解放的先驱，妇女独立的典范。

血红腥甜的红高粱是悲壮、神圣、永恒的象征，原始野性的生命力在高粱地里被激活，化为不屈的灵魂，凝结成民族精神。《红高粱家族》歌颂了个性张扬的精神，也为战争小说开辟了一种新的观念、新的写法，具有文学史意义。

或许是受《红高粱家族》的启示，1990年代初，一批新的土匪形象出现在众多小说中，如《五魁》中的唐景和五魁、《白朗》中的白朗、《美穴地》中的柳子言、《晚雨》中的天鉴、《白鹿原》中的大拇指和黑娃、《最后一个匈奴》中的黑大头、《金龟》《石门夜话》《石门呓语》《石门绝唱》中的二爷、《十九间房》中的春麦、《土匪》中的姬友申，等等。这些民国时期的土匪形象一改往日丑恶凶狠的面目，良善义气，重情重德，英国学者贝思飞称其为“社会土匪”即“好的土匪”。这些小说描写了土匪的无奈与悲伤、愤怒与反抗，揭示了他们为匪的合理性，理解他们，同情他们，同时叙写他们行侠仗义、良善刚勇的品德，是这些小说共同的艺术倾向。自此，这种土匪形象源源不断地出现在许多文艺作品中。

《红高粱家族》的发表轰动全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当张艺谋将其拍成电影《红高粱》上演时，其轰动效应前所未有，它以强烈的视角冲击力震撼了中外观众，一首“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的插曲吼遍大江南北、大街小巷。它于1988年在西柏林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金熊奖，这也是中国当代电影第一次在国际A级电影节上获得的大奖。导演张艺谋、主演巩俐和姜文遂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

张艺谋也许没有想到，自导演了《红高粱》及其后的《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活着》等电影后，他的名气在海外越来越大。莫言于2004年12月在北海道大学的讲演时说到了一个他亲身经历的趣事：你在街上随便拉着一个美国人，问他中国的总理是谁，他可能不知道；你问他，知道张艺谋吗？他肯定知道。我今年秋天去美国使馆签证，他们问我，你知道张艺谋吗？我说，不认识。遭到拒签。我马上给美国邀请我去的人打电话，说，他们拒签了，他们说我不认识张艺谋，不让我去。对方听了很愤怒，说，你马上再去签，你拿着《红高粱》的影碟去。第二次，我再去，他们又问我，你认识张艺谋吗？我说，我不仅认识张艺谋，我还认识巩俐。结果，他们给了我一个三年内多次往返。签证官说：随时欢迎你到美国来（众笑）！你看，哪有一个中国人像张艺谋这么有影响力。3

二

1995年莫言回忆：十几年前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院读书时，在一节美术欣赏课上，观看一部幻灯片。幻灯片的第一张让我很震撼，这是很古时代的人类不知用什么工具雕出来的石雕像，一个女人的石雕像。乍一看这雕像既粗糙又丑陋，两只硕大的乳房宛如两只水罐，还有丰肥的腹部和臀部。雕像的面部模糊不清，她立在那儿简直稳如泰山。据授课的孙教授说，这雕像是母系社会时期的作品，是生殖崇拜，自然也是母性崇拜的物化表现。“那尊女性雕像，其实是我们共同的母亲，是母亲最物质化、最形象性的表现。”

雕像的作者是谁，已经不可考。但可以肯定，在远古时代，即在雕刻“老祖母”的时代，一切几乎都没有被道德包装，雕刻者们是最不讲“道德”的最道德者。原始人的审美观源于朴素的自然主义：乳房是哺育的工具，臀部是生殖的工具。丰满的乳房哺育出健壮的后代，肥硕的臀部是多生快生的物质基础。性是自然的行为，也是健康的行为，而自然和健康正是真美的摇篮。那时候的人类对丰乳和肥臀充满敬畏，视若神明，只是到了后来，别说一见到实物的丰乳肥臀，就是一见到这四个字，马上就联想到性，想到下流，想到卑鄙4。

人世间没有比母亲更神圣的了，莫言由此而想到自己的母亲：母亲15岁嫁给14岁的父亲，从此开始了长达六十多年的艰难辛苦的一生。母亲身材矮小，缠了小脚，繁重的体力劳动和贫困的生活，以及繁重的生育使她很快就衰老了。母亲一生中生过八个孩子，夭折了四个，我是她最后一个孩子。母亲对我溺爱，允许我吃奶到五岁，现在想起来，这件事残酷而无耻，我感到欠母亲实在是太多了。母亲一生多病，没钱买药，只能苦撑着。在她最后十年岁月里，我每次探家，几乎都要陪她进医院，她在死亡线上挣扎了十年，1994年元月病逝。

母亲去世后，莫言万念俱灰，情感渐渐平复后，他决定写一部小说告慰母亲在天之灵。好几次拿笔，但不知道从哪里动笔。这时候他想起几年前在北京地铁口看到一位母亲给两个孩子喂奶的场景5，他知道该怎么写了。

莫言说，这部小说的腹稿我打了将近十年，但真正动笔写作只用了不到九十天，写出了五十万字的初稿，那是1994年春天，母亲去世不久，取名“丰乳肥臀”。我觉得没有什么名字比“丰乳肥臀”更好，“母亲之恩，大莫大过养育之恩。养用什么养？育用什么育？用臀，用乳。”“丰乳和肥臀是大地上乃至宇宙中最美丽、最神圣、最庄严，当然也是最朴素的物质形态，她产生于大地，象征着大地。”6

《丰乳肥臀》从母亲上官鲁氏生育最后一胎写起，一直写到她去世。自从嫁给上官家后，她就忍辱负重，不停地生育，孩子却来自不同的父亲。因丈夫不能生育，她要获得起码的做人的权利只能与各种男人苟合。她在生下八个女儿——来弟、招弟、领弟、想弟、盼弟、念弟、求弟、玉女之后，最后生下儿子金童。玉女和金童是双胞胎，玉女为姐，金童为弟。他们的生父是牧师马洛亚。她的女儿们长大后有的嫁给了国民党，有的嫁给了共产党，有的嫁给了伪军。因此，她忽而是窝藏反革命的敌对分子，忽而又成了革命烈士家属。战争年代里，她的女儿女婿之间经常刀枪相见、誓不两立，但他们生了孩子都送到她这儿来。她养育着共产党的后代、国民党的后代、伪军的后代，对他们送来的孩子，她一视同仁，而不管他们的父母属于哪个阵营、哪个阶级。对一个母亲来说，他们都是一样的。

革命如同走马灯，城头不断变幻大王旗，唯有母爱超越一切，用爱抚慰着这个悲惨世界。一切都是虚幻的，唯有象征着母亲和大地的“丰乳肥臀”具有神圣永恒的意义。

上官家阴盛阳衰，女人们的命运悲惨却落地疯长，男人们猥琐缺失。作为上官家唯一后代的金童，在姐姐们的簇拥下长大，养成了胆小懦弱的性格，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男人，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巨婴。他还有严重的恋乳癖，到了六岁还不能断奶。这个形象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种文化心理的隐喻，1999年7月莫言与《丰乳肥臀》日文译者吉田富夫对话时说：“尽管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一个上官金童，但上官金童性格中的缺陷，却几乎可以在我们每个男人身上找到，或者说，我们每个人心中都隐藏着一个小小的上官金童。”2002年12月莫言与王尧对谈，他不无自豪地说：“上官金童是中国文学中从来没有过的一个人物形象。”7

莫言有多部经典之作，根据他在多处的表述，他最看重的是《丰乳肥臀》和《生死疲劳》，“毫无疑问，《丰乳肥臀》是我的文学殿堂里的一块最沉重的基石，一旦抽掉这块基石，整座殿堂就会倒塌。”8“假如我能有两本书得以流传，《生死疲劳》肯定是其中之一。”9莫言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正是因为这部小说，把2012年的“诺奖”给了他。

三

从抗日战争开始，我们曾经根据战争和革命的需要，将社会上所有人划分为“敌”与“我”两个阶级。在1930—1970年代的多数文艺作品中，异己的敌对阶级专指地主、富农和封建贵族。1980年代以前的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地主、富农和封建贵族，除少数叛逆者和开明人士外，绝大多数是作为反面形象出现的。战争年代的地主、富农和封建贵族属于剥削阶级，不是土豪恶霸，就是汉奸与还乡团的骨干分子。这种政治的阶级论形成的正统历史观为文学描写地主、富农和封建贵族规定了不可逾越的创作原则。在过去的文学作品中，地主是无恶不作的坏人，就像黄世仁那样欺男霸女、像刘文彩那样残酷剥削农民。

正如土匪有“社会土匪”即“好的土匪”与恶匪即“坏的土匪”之分，地主、富农和封建贵族也有好坏善恶之分。莫言听他爷爷说，他家乡的地主，很多是劳动能手，他们的财富都是通过干活和勤俭挣来的。而这样的人能赢得周围百姓的尊重，他们自己也在劳动中得到乐趣。到割麦子季节，他们雇工割自家的麦子，而自己却去为别人家打工割麦子。他们把割麦子当作一门技艺，实际上是以割麦子会友炫技，就像武林中人炫耀武艺一样。他爷爷就是割麦子高手，一到割麦子季节，他就领着高密东北乡的割麦高手，穿着白色的纺绸褂子，拿着镰刀，背上斗笠，去给别人家打短工割麦子。他爷爷的割麦技术已经很好了，是真正的高手，但他说自己还不行，真正的高手都是提着画眉笼子，摇着芭蕉扇，身后跟着跟班的。镰刀的柄上镶着象牙的，都是大地主。也许有人会问，大地主也会干活？其实很多地主都是干活高手，从小劳动出来的。

还有，过去的作品中，都是说穷人给地主干活，吃的是猪狗食，住的是牛马棚，而东家在一旁喝酒吃肉，实际上根本就不是这么一回事。这长工、短工，要是伺候不好的话，是不会给你好好干活的。事实上，东家都会把家里最好的东西做给雇工吃，自家反而舍不得吃。

《生死疲劳》描写：高密东北乡地主西门闹在“土改”中被误杀，他感到很冤枉：“想我西门闹，在人世间三十年，热爱劳动，勤俭持家，修桥补路，乐善好施。高密东北乡的每座庙里，都有我捐钱重塑的神像；高密东北乡的每个穷人，都吃过我施舍的善粮。我家粮囤里的每粒粮食上，都沾着我的汗水；我家钱柜里的每个铜板上，都浸透了我的心血。我是靠劳动致富，用智慧发家。我自信平生没有干过亏心事。可是——像我这样一个善良的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大好人，竟然被他们五花大绑着，推到桥头上，枪毙了！”在阴曹地府，西门闹的亡灵受尽了人间难以想象的酷刑，每次提审他都鸣冤叫屈，向阎王告状。他请求阎王放他生还，然后向杀害他的人复仇。

阎王见他的心被复仇所俘，就将他转世为畜生，让他在畜道承受苦难，这样就会慢慢地忘记人类的仇恨。他不断地转世，历经驴、牛、猪、狗、猴的轮回，终于泯灭了所有的烦恼和仇恨，最后转世为人——一个带有先天疾病而极顶聪明的大头婴儿蓝千岁。而这部小说，正是西门闹的再世蓝千岁从五岁生日那天开始叙述的故事，从1950年1月1日讲到2000年的故事。

西门闹“六道轮回”的故事从动物的视角观照五十多年来中国当代乡村社会的变迁，魔幻的现实力量摆弄着人物的命运，荒诞的喜剧性的舞台上演着人物的悲剧。现实的直指既是历史的反思，更是讽刺与否定。而小说中那位以一己之力与时代潮流对抗、坚持单干的蓝脸，在莫言看来，是一位“真正的英雄”。这个人物的原型，是莫言邻村的一位姓蓝的单干户农民。莫言说：童年时，经常看到他推着一辆吱吱响的木轮车，从我家门前的道路上经过。给他拉车的，是一头瘸腿的毛驴，为他牵驴的，是小脚的妻子。这个奇特的劳动组合，在当时的集体社会里，显得那么古怪和不合时宜。我们这些孩子对这个顽固地坚持单干的落后分子充满了反感与鄙视，把他看成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以至于他们从街上经过时，我们都会义愤地朝他们投掷石块。这个农民一直抗争到1966年，终于忍受不了残酷的迫害而自寻短见。莫言一直想把这个单干户的事迹写成一部书，“尤其是当80年代人民公社解体、分田到户，农民又实际上恢复了单干时，他感到蓝脸是个了不起的，敢于坚持己见，不惜与整个社会对抗，最后用生命捍卫了自己的尊严的人”。蓝脸如同大头婴儿蓝千岁、上官金童，“这样的人物形象，在中国当代文学中，还没有出现过”10。直到2005年夏天，当莫言在一座庙宇里看到“六道轮回”的壁画时，他茅塞顿开，知道怎样写西门闹和蓝脸了。

现实中姓蓝的单干户农民与小说中名叫蓝脸的单干户农民重合了，现实的故事与小说的故事互文，彼此给历史留下了一道沉重深刻的伤痕。

四

回到讲故事的人。莫言讲述故事，故事也在讲述着莫言，塑造着莫言。“一个作家一辈子可能写出几十本书，可能塑造出几百个人物，但几十本书只不过是一本书的种种翻版，几百个人物只不过是一个人物的种种化身。这几十本书合成的一本书就是作家的自传，这几百个人物合成的一个人物就是作家的自我。”11作为讲故事的莫言，无论是从早期作品他作为潜在者隐藏在故事背后，还是从《檀香刑》开始他作为虚构人物由后台跳到前台，他始终都是一个无处不在的人物形象，尤其是在《白狗秋千架》《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蛙》等小说中，都站立着一个莫言——一个在性格行为上天马行空、浪漫传奇，情感思想上愤世嫉俗、疾恶如仇，精神质地上有声音、有灵魂的莫言。

《红高粱家族》是他积累的精神力量对长期的意识形态压抑的一次大爆发，座谈会上顶撞老一代作家的狂傲之举与赌气写作正好为他情感的大爆发提供了契机。他赞美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最能爱的高密东北乡英雄好汉，赞美风流万种、敢爱敢恨、个性解放的先驱、妇女独立的典范的“我奶奶”，赞美既是杀人越货、拉驴绑架、坏事干尽，又是名满天下、八面威风的抗日英雄“我爷爷”，赞美那些吸附了红高粱精魂而在抗击侵略者之战中牺牲的英灵。《丰乳肥臀》是献给母亲的一部大书，莫言站在超阶级的立场和观点上，塑造了一个忍辱负重、宽宏大度、无私奉献、像大地一样宽厚沉稳、神圣永恒的母亲形象。

《天堂蒜薹之歌》是莫言把积压多年的愤怒和痛苦发泄出来，表达了对官僚主义的批判和对农民的同情。《酒国》对人类堕落的惋惜和对腐败官僚的痛恨，直指社会中黑暗恶劣的现象。《檀香刑》描写清末酷刑的“檀香刑”，揭示了一群异化的人和一种变态的文化现象，“那观刑的人山人海中，大多是可以用善良来定义的百姓。但那些刽子手，之所以要那样夸张地表演，就是为了满足这些善良的看客的需要。而那些受刑人，之所以能够那样慷慨悲歌，视死如归，其中也有为了看客而表演的成分。这样，受刑者、观刑者、施刑者，就是一种合谋的关系”。当然，“在受刑者、观刑者、施刑者背后，还站着一个集团，这些人，是受刑者、观刑者、施刑者共同的主人”12。揭示异化的人和变态的文化现象，如同鲁迅，揭示国民的劣根性和人性的痼疾，意在“暴露国民的弱点”，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其中充满着悲悯精神。

《生死疲劳》是一部悲愤之作，“悲”乡间大善人西门闹因地主身份在“土改”中被冤杀，“愤”魔幻现实对人的肆意践踏，反思中国当代五十多年的历史。《蛙》不仅是一部悲愤之作，还是一部具有反讽意味的忏悔之作，“悲”被高密东北乡百姓誉为“活菩萨”“送子娘娘”的姑姑在执行计划生育中变成夺人性命的恶魔，“愤”二千多个婴儿被姑姑活活地扼杀，而姑姑晚年的忏悔，既是对自己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恶的救赎，又是对这段历史的反讽。两部作品的莫言岂止是跳到了前台，俨然是愤怒的西门闹和忏悔的姑姑的化身，分别出现在两个故事的场景中。

讲故事的莫言和故事中的莫言互为镜像，在相互定义、相互丰富中塑造了一个丰满的形象——一个个性彰显，站在超阶级、超民族、超政治的立场，“把人当作人来写”的具有悲悯情怀的人道主义作家莫言的形象。

注释：

1 参见莫言《莫言讲演新篇》，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202—203页；《莫言散文新编》，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153页；《我为什么要写“〈红高粱〉家族”》，《莫言作品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56—257页。

2 3 5 9 10 11莫言：《莫言讲演新篇》，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125、17、128、73、73、86页。

4 6 莫言：《〈丰乳肥臀〉解》，《莫言研究资料》，路晓冰编选，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30—31、34—35页。

7 8 12莫言：《莫言对话新录》，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239、94、240、433页。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