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与乡土题材的小说相比，都市题材的小说创作一直是众多当代作家的“弱项”，甚至是长期难以突破的瓶颈。这种一头重、一头轻的奇怪现象，的确值得小说家和文学理论界认真探讨。《过关》无论写作视角，还是主人公，乃至小说语言，都可圈可点，堪称当代都市小说的可喜收获。作者以“另类”的视角，讲述了一个都市底层的生存故事。主人公李改梅来自偏僻的湖南乡村，其艰辛不幸的人生经历、乐观大度的处世态度和百折不挠的坚韧性格，不愧为当代都市小说全新的人物形象。书名“过关”一词，非常精妙地诠释了小说的主题，从而成为一种深刻的隐喻。

关键词：都市题材 李改梅 黄贝岭 郭海鸿 《过关》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都市题材的小说，曾经异军突起，红极一时，其一纸风行，受到读者追捧的火爆程度，对于今天的许多读者来说，可说是难以想象的。“1830年，上海只不过是一个带有海滨渔村性质的小县城，而时至1930年，上海迅速发展为能与东京、纽约、巴黎、伦敦并列的世界著名的五大国际都市之一。”1在这样天翻地覆、日新月异的时代背景之下，一切都是崭新的，令人耀眼的。固有的传统文学，乃至题材和写作方式，早已远远不能满足上海这个东方新都市众多的文化人，以及形形色色的市民们的物质文化和精神需求，于是，一种完全有别于过去，全新的都市题材小说便应运而生，产生了一大批引人注目，创作力非常充沛，专注于书写上海这个新都市的世俗风情的著名作家。

但这些新都市小说的弊病，是极为明显的。其所谓“新”，最多只不过是外表上的新，大多表现在浮光掠影的，对物质生活的描绘上。比如极尽刻画上海声光电的摩登，着装的新潮，舞女迷人的风姿和妖娆，以及声色犬马，乃至形形色色的物欲满足。其典型的场景就是跑马场、电影院、酒吧和咖啡厅。为了凸显上海的时尚和国际化，一些作家甚至不惜在小说中大量夹杂时髦的英文，或者干脆用英文来作标题。一时之间，都市小说便成为一种备受追捧，人人趋之若鹜的“文化快餐”。时过境迁，才仅仅数十年，这些昔日火得发烫的都市小说，就像明日黄花，再也无人问津。除了少数研究现代文学的专家学者，略微知道这类小说，当年那些红极一时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早已随风而逝，被时间无情地遗忘。

反观远离上海这个现代国际大都市的喧嚣，长期栖居于北京这个古老都市的作家们的写作，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北京作家并非仅仅着眼于对城市表面化的外在书写，而是专注于揭示时代背景下的人心和人性，以及其所处社会环境中各类人物的不同命运。就像老舍的小说《月牙儿》和《骆驼祥子》，其写作的眼光，与虽然生活在繁华的大上海，却始终具有平民视觉的张爱玲的《金锁记》等小说不谋而合，也可说是上海都市小说仅存的硕果。他们生活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中，却并不像那个时代的许多作家那样，皮相地去表现一个大都市的灯红酒绿、醉生梦死，而是专注于对生活在其中的小人物和各类底层人物的命运书写，深刻地描绘出他们的酸甜苦辣，揭示出其所处环境中的各种不幸遭遇和无法改变的悲惨命运，从而为我们塑造出了曹七巧、长白和长安，骆驼祥子和虎妞等经典的文学形象。

都市小说这一文学类型，诞生了近百年，广大读者对都市小说，始终抱着极大的希望和喜爱，但即便是到今天也依然是“踏破铁鞋无觅处”，鲜有经典的、具有真正时代气息和文学意义的经典都市小说问世。在当代文坛，乡土题材或者说与其有关的小说，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许多作家，尤其是那些来自农村，通过写作出名的作家，他们即便已经在大城市里生活了数十年，但其写作的视野，所讲述的故事和笔下的人物，往往依然是他们童年和青年时期在乡村生活的故事和体验。再大的城市，再现代化的建筑，在他们的眼里，都往往如同乡村的大集市。比如莫言、贾平凹、刘震云、迟子建、阎连科等作家，就很难写出像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这样伟大的都市题材小说。当代作家在都市小说的创作上，究竟遇到了什么瓶颈，走入了什么样的写作误区，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和文学界深入探讨的话题。

一

就像当年的上海，仅仅是一个“带有海滨渔村性质的小县城”一样，1980年代的深圳，依然属于宝安县下辖的一个边陲小镇。1980年8月，深圳成立经济特区，一夜之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春潮涌动，千军万马，各路精英和千千万万的农民工不约而同，共闯深圳，“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成为突显深圳精神的时代强音。在这股强劲春风的吹拂之下，一大批反映深圳人物质生活和精神追求的文学作品，也随之接连问世。如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林坚的《深夜，海边有一个人》《别人的城市》，张伟明的《下一站》《我们INT》，吴君的《亲爱的深圳》等。这些带有典型“深圳气质”和特色的小说，除了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和吴君的《亲爱的深圳》等少数作品外，几乎无一例外地被囊括进了日后被文学批评家们津津乐道的，“打工文学”这个文学的“箩筐”之中，“打工文学”也成为深圳的一个著名文学品牌。

打工文学闪亮登场，各种打工文学期刊和报纸，更是雨后春笋般地出现，文学批评家们不遗余力地为打工文学摇旗呐喊，已然成为深圳这个现代化大都市一道独特的文学景观。打工文学就像漫山遍野四处绽放的野花，迎来了众多读者的喜爱和文坛的广泛关注。但毋庸讳言的是，早期的深圳作家，并没有书写出多少值得称道的真正意义的都市小说，他们始终描写的是深圳这个城市的边缘。继打工文学之后，财经小说和职场小说成为深圳文学的第二波创作高潮。一些作家仿佛忽然发现了写作的密码：人们非常关注发财，关注职场的钩心斗角，更关注在这个经济发达的、新兴的国际大都市里，人们的腰包是怎样鼓起来的，有钱之后，他们的夜生活又是怎样度过的。于是，大量与老板、炒股、职场、夜场有关的小说便犹如汹涌的洪水，澎湃而出。以致让许多不了解深圳的读者误以为，深圳除了腰缠万贯的老板，就是满眼泪水、成天愁眉苦脸、一肚子痛苦的打工者。深圳文学也由此被贴上了标签化和脸谱的标签。打工文学随之成为“怨恨文学”的代名词，职场小说和商战小说，更是成为了人们求职的秘籍和发财的指南。而这样的写作，却与文学完全无关。

在深圳作家中，郭海鸿可说是一个极具个人风格，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作家，他的写作沉着而又踏实。《过关》深入到了深圳这个城市的最深之处和最底层，它既不像许多描写深圳的小说那样，急于去书写深圳物欲的膨胀和灯红酒绿的光怪陆离，也不像风行一时的打工文学那样，把作家自己当作底层人物的代言人，一味去书写打工者的苦难和不幸，咒骂黑心的老板和无良的商人，而是以其独特的视角，书写出一个与过去众多深圳作家笔下截然不同的深圳故事。书中形形色色的小人物，虽然都非常平凡，但却独具个性，堪称当下都市小说的“另类”视觉和可喜的收获。小说讲述的是，来自湖南“胡家冲”的偏僻乡村女子李改梅，和她的丈夫在深圳著名的城中村黄贝岭的打工故事。在看似平凡的柴米油盐和人间烟火中，讲述着深圳的日益变迁和人性的美好善良。

二十多年前，年轻的李改梅与丈夫老胡一起，从湖南老家来到深圳打工。为了挣钱，他们并没有像众多打工者那样，进入日夜繁忙，加班加点的流水线，而是从事收入完全没有保障的，回收废旧物资和家政服务这样非常艰苦，而又特殊的服务行业。在黄贝岭，老胡和李改梅夫妇不仅手脚勤快、待人热情、服务周到，而且脑子非常活络，逐渐赢得了良好的口碑。眼看着深圳日新月异地飞速发展，夫妻俩的日子也逐渐好起来，但命运却与李改梅开了一个无比残酷的大玩笑，她的丈夫老胡不幸患上了癌症，最终医治无效而离开了人世。在将老胡的骨灰带回故乡，掩埋好之后，李改梅很快就回到了深圳：

李改梅回来了，仿佛半个黄贝岭的人都闻到了她从湖南带回的气味：辣椒的气味、腊肉的气味、樟树油的气味，还有悲伤的气味。很多人都不相信她回来了，在他们的预想中，她至少要在胡家冲待上个把两个月，那样才合情合理，才足够消除一个丧夫之妇的悲痛。可才多少天呢，人就回来了？有人说，莫非这娘们半路把男人的骨灰撒了，转身回了深圳？2

小说的开篇，即是一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开头。在这短短的一百多字中，一个独具个性、与众不同、性格倔强的湖南农家女子的形象，清晰地浮现在我们的眼前。李改梅为何要在丧夫之痛完全没有消除的时候，就急匆匆地赶回深圳，无疑为她所熟悉的黄贝岭人和广大读者，留下了一个非常“抓人”的悬念。正是在这样的悬念之中，《过关》的故事徐徐展开，娓娓道来。

二

在早期的深圳文学中，深圳虽然是一个繁华的、灯红酒绿的城市，但却是一个千千万万打工者和底层人们难以融入且无法亲近的欲望之城，以至被他们痛彻心扉地称为“别人的城市”。许多对深圳并无多少了解的文学批评家，往往是人云亦云，他们从许多打工作家的文学作品，即所谓“打工文学”中，去寻找和打量深圳文学，从而窄化和矮化了深圳作家多元化的且具有深度的文学书写。从林坚的《别人的城市》，到吴君的《亲爱的深圳》，再到郭海鸿的《过关》，在深圳作家的笔下，那些外来打工者，由当初对深圳的怀疑、抵触，到爱恨交加、难舍难分、五味杂陈，又充满矛盾的感情，最终发展到发自内心地喜欢上深圳这个充满包容和爱心的国际大都市，无数在写作艺术上孜孜以求的深圳作家，不断用他们手中的笔，为我们这个时代留下了无数优秀的作品。在郭海鸿的《过关》中，那种肤浅化的，一味习惯性地痛诉和愁眉苦脸的人物形象，早已失去了踪迹。当年那些在流水线上打工，奋力拼搏的底层人，通过不懈的努力，有的已经当上了老板，拥有自己的事业，即便是那些仍然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打工的普通人，也越来越爱上了深圳，他们把深圳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过关》中的李改梅和老胡，就是这些打工者和底层人物的典型代表，更是精彩的艺术形象。他们与深圳，早已密不可分，产生出一种水乳交融的情感：“她和死鬼男人有一个认识是始终一致的，那就是无论如何待在深圳都比老家强，谁也不会轻言回去。所以，她多么清楚，这个死鬼不愿意回湖南治病，怎么哄都不答应，就是不想回去死，二十多年没经受湖南冬天里的冻了。当然，死了要弄回去，那是另外一码事，由不得他。她本来都做好了准备，要是他答应回去治病，就放下深圳的事带他回去，哪怕搞个半年一年也可以，可惜他不干，非要在深圳再磨一个冬天，再吃一顿年饭。刚过完年，人就走了。”在郭海鸿的笔下，既写出了李改梅在深圳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又写出了许多打工人在岁月流逝中留下的永久的痛。因为长年在深圳打工，李改梅的一双儿女，成了长期见不到父母，缺乏父母关爱的留守儿童。尤其是儿子的叛逆，学习成绩急剧下滑，更是李改梅夫妇无法弥补，难以抑制的痛。“女儿胡丹丹姐弟俩书都没念好，初中毕业就一前一后来到深圳，跟父母住在一起。姐姐进厂打工，东一下西一下，后来谈恋爱，更是管不了。”这样的描写，堪称深圳许多两代打工家庭典型的缩影，同时也是无数打工家庭时刻都必须面对的生活难题。好在李改梅夫妻天性乐观，即便是对“恨铁不成钢”的女儿胡丹丹和儿子胡根平充满抱怨，也从来没有失去过对他们的牵挂和慈爱。

性格倔强的李改梅，总是想不通：“同样是跟自己一样搞清洁，收废品，四街市场那对江苏夫妇就不同，为了省钱，他们两年三年不回家是常事，两个子女跟爷爷奶奶在老家长大，懂事得很，姐姐考上了北京大学，弟弟考上清华大学，而且上了大学就不要父母寄一分钱，自己在北京兼职挣钱了。现在姐姐出来工作了，弟弟读博士，听说把爷爷奶奶接到北京生活了。同样是在深圳扫地，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教育结果呢？”李改梅的揪心追问，可说是一代打工者的痛苦和不解之问。好在李改梅善于宽慰自己，甚至“欺骗”自己，她深知花无百样红，人与人不同：“李改梅想通了，就是一个字：命。”李改梅来自偏远的湖南农村，虽没有读过多少书，更没有高深的文化，但她却是一个不喜欢纠结，豁达乐观，善于与生活达成和解的人。

走在黄贝岭这个人口稠密的城中村里，李改梅有一种一般打工者鲜有的“成就感”，不仅随处都有与她热情打招呼的熟人，而且有着无数她每天都上门收购废品，从事家政服务的老客户。因为在这里打工的老乡多，与黄贝岭一些说得起话，办得了事的人很熟，李改梅间或还能帮老乡们一个小忙，办点事实。比如通过关系为湘菜馆老板张建奇寻找门面，招徕客源，帮助他最终成功在香港开设分店。张建奇商业成功的背后，也有李改梅无形的影子。正是因为有了李改梅的热心帮助，张建奇的湘菜馆才能在深圳这片遥远的土地上，创造出意想不到的商业奇迹。

三

英国作家毛姆在《论小说写作》中说：“在过去三十年中，读者的数量大大增加了；有一大堆无知的人要求不费气力就能获得知识。他们看小说看到书中的人物对眼前的一些热门课题发表自己的见解时，就觉得学到了东西。再零零星星插进一点爱情，就会使他们提供的报道相当合口味。小说被看作传播思想的方便讲坛。有不少小说家愿意把自己看作是思想领袖。他们写的小说与其说是小说，毋宁说报章文字；具有一些新闻价值。缺点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它和上星期的报纸一样令人看不下去。”3与以往众多描写深圳，“新闻体”似的都市小说相比，《过关》并没有展览似的、皮相地去呈现深圳在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急于为深圳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开出药方和解药，也没有我们在过去许多都市文学中所习见的一派繁华，乃至职场和商场中的尔虞我诈，更没有刻意妖化深圳，任性地批判深圳，把深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描绘成一种物欲的，冷冰冰、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在《过关》的字里行间，处处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和贴心的温暖。小说中的打工者，再不是灰头土脸，邋里邋遢的农民工形象；小说中的本地人，早已不是过去我们在众多文学作品中所常见的，光着个脚丫子，穿着人字拖走上大街，钱多人傻的“土佬肥”形象。李改梅虽然来自偏僻的湖南乡下，在深圳这个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国际大都市里，干着一份在许多人看来都很不起眼，甚至卑微的收购废品和保洁工作，但却脑子聪明，说话得体，讲究卫生，活得非常有尊严。尤其是她与本地人的和谐相处，相互依靠，相互解难，典型地呈现出深圳这个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新型而又温暖的人际关系。

李改梅和众多的打工者一样，出门打工，完全是为了挣钱，但她和丈夫老胡，却并非什么钱都想要，甚至昧着良心去挣钱。而是用自己的善良和勤劳，去挣一份清清白白、干干净净、浸透着汗水和辛苦的钱。在黄贝岭，老胡的幽默善良和李改梅的热情火辣，就是以这样优秀的人品和口碑，赢得众多老乡和当地人的信任和尊重的。因为在收购旧家具时与黄贝岭村老村长相识，并以良好的服务和低廉的价格，赢得了老村长的信赖，李改梅夫妇在黄贝岭村遇到了越来越多、各色各样帮助他们的好人和贵人。因为常常去派出所搞卫生，做保洁，他们甚至和派出所的领导和警官都非常熟稔。李改梅与黄贝岭一些年轻的本地女性，比如阿芳等，也成了非常要好且无话不说的好“闺蜜”。人们对这个泼辣能干的“梅姨”信赖有加，赞不绝口。在与黄贝岭人相处的过程中，李改梅始终坚信：“你对人好，人也对你好。”“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你给人家半桶水，别人方会给你一桶油。”

十二年前，黄贝岭村老村长的太太不幸得了癌症，就指名要请李改梅来护理她。李改梅把自己的事扔给老胡，全身心投入到为老村长太太的护理中。在李改梅看来，这个病人不一样，她甚至把老村长的太太当作自己的亲人，老村长太太时时痛得打滚，但因为有李改梅在身边照料自己，即便是在临终的时候，也表现得疲惫而安静。由此，李改梅与老村长一家，结下了一段亲情般的不解之缘。老村长不仅让李改梅夫妇搬进自己漂亮的出租屋来住，而且还让他们夫妇帮着管理出租屋，增加他们的收入。尤其感人肺腑的是，在李改梅的丈夫老胡身患癌症，李改梅决定搬出老胡家的时候，老村长却说：“房子你们住的时间比我们还长了，你们就当自己的，不要顾虑什么。”这一刻，更是让李改梅感慨万端。在黄贝岭，她和老胡的诚实劳动和辛勤付出，都得到了最好的肯定。在老村长家中，她和老胡受到了亲人般的关怀和帮助。这种外来打工人与本地富裕人群之间新型的人际关系和相互尊重，使整个小说始终充满着一种温暖动人的情怀。这样的温馨，诠释着当代都市中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善良与美好。

四

在当代文坛，自从西方文学风靡一时之后，现实主义小说的写作手法，便被某些追新逐异，故作时髦的先锋作家视如敝屣。邯郸学步，形形色色的先锋小说更是风头无两，备受追捧。以至在当代文学中，几乎看不到几个能够在读者眼前立得起来的人物形象。《过关》中的李改梅，可说是当代文学中一个独具个性的、崭新的人物形象，她的倔强和独具湖南特色的“霸蛮”，堪称当代都市文学的新收获，也是当代文学中从未出现过的典型的文学形象。在老胡去世之后，李改梅再也不可能从事之前的废品收购工作，她既没有那个体力，也没有那样的精力。在回到胡家冲安葬好老胡的骨灰，回到黄贝岭之后，她首先面对的就是严峻的生存和新的选择。传统的工作方式，也面临着新的转型。好在李改梅脑子活，人缘广，即便在年龄较大时候，也从不自暴自弃，从而开启了一种新的人生。

在老村长的介绍下，李改梅来到了一家地产公司上班，因为老板和老村长是很早就结识的朋友，彼此都非常放心。职业的转型和升级，悄然改变着李改梅的人生轨迹，同时也是一位农村女性在深圳这个繁华的大城市中，紧随时代，与时俱进的可喜蝶变。从平时的便装，到职业着装，从之前时间散漫，到按时上下班，以及怎样与公司各类人员共事，和谐相处，无不成为李改梅随时都必须考虑，时刻面对的新问题。本来，李改梅已经习惯了这种打卡上班的模式，并在内心里渴望这种有规律的生活，但郭海鸿在小说中，并没有这样平铺直叙、按部就班地一直将故事讲述下去，而是把小说写得跌宕起伏、急转直下、精彩迭出。让人物的性格变得鲜活，具有多重性和不确定性，从而更加丰满。

稳定的、有规律的工作，与之前工作的强烈反差，不知不觉让李改梅感到了日渐的不适应，产生了巨大的心理落差：“每天早上到岗，忙不了几下，然后就没事干了，会议室不需要天天打扫，会议也不是天天有，办公室的文印活计也零星有限，同事请她帮忙的事情实在太少。很多时候，她就窝在那里，不停地喝水喝茶，也装模作样翻翻报纸，和年轻人说话，她学会了做会议记录，学会了在例会上汇报个人小结，办公室要做的事情，她学学就会了，然而，一天一天过去，她这种不适应感慢慢变成了空虚、烦躁。在黄贝岭的二十多年，尽管风来雨去，但是每天都很充实。她不能闲，一闲下来就感到不踏实。”于是，她公然向公司办公室主任提出自己的工作量不够，可做的事情太少。

如此石破天惊、不合常理的要求，对于公司其他的同事来说，实在是太难以让人理解，同时也是一种严峻的挑战。在他们看来，李改梅完全是靠董事长个人的关系才进入公司的。一个在黄贝岭收废品、做保洁的农村妇女，好不容易安置下来，脱胎换骨，从事办公室的工作，想不到李改梅却非常不识趣，居然不“珍惜”这样的工作，主动要求去干自己的“老本行”，到小区物业中心报到，去主管这个小区的清洁工作。丝毫没有职场经验的李改梅根本就没有想到，她这样的惊人举动，上得罪了早先办公室的同事，让公司领导清楚地意识到，其他工作人员同样工作量不够，下得罪了清洁班的其他保洁人员。因为李改梅在这里担任主管，其工作和管理方法，触动了这些清洁工的各种无形的利益，由此引发出与他们之间种种意想不到的矛盾。对于那些生活在底层、家境贫困的打工者来说，看似一点小小的利益，对于他们来说，往往都会用命来拼。谁触动了他们的利益，谁就会成为他们的仇人。在私卖废品事件上，六十多岁的老油条老丁，首先向李改梅发难，给李改梅一个下马威，而这时的李改梅，却一改昔日的温和克制，而是尽显湖南女人的倔强和霸蛮，对老丁的公开挑衅针锋相对。

但心地善良的李改梅并没有与老丁死磕，一直硬干下去，而是将心比心，尽量多为清洁班的工友们着想，并随时以身作则，每天准时上班，哪里需要支援就出现在哪里，如果有人请假，人手不够，李改梅就主动顶上，并通过自己的人缘和关系，让自己的老乡联系到了最大的收购商，请对方固定时间上门验货。这样，这些工友既减少了之前的劳累，又比之前的废品卖的价钱更高。李改梅不仅自己一分钱不要，而且还主动请老丁来公开分配这些卖废品的钱，从而赢得了清洁班工友们的称赞和信任。老丁对李改梅也更是心悦诚服，专门向李改梅道了歉。小说以一桩桩出人意料的事件，针脚绵密，异常丰满地塑造出了李改梅这个有血有肉，不服输、不轻易向生活低头，却又通情达理，非常有尊严的都市文学新形象。

五

别林斯基在谈到果戈里的小说创作时说：“创作独创性的，或者更确切点说，创作本书的显著标志之一，就是这典型性——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这就是作者的纹章印记。在一位具有真正写作才能的人写来，每一个人物都是典型，每一个典型对于读者都是似曾相识的不相识者。”4只要在深圳生活过的读者都知道，《过关》中的“黄贝岭”，既是现实生活中真实的黄贝岭，又是文学意义上的黄贝岭，小说中的老胡、李改梅、老村长、阿芳、朱查理、张教授、胡根平、胡丹丹，都是我们“熟悉的陌生人”。他们就像我们身边无数的深圳人一样，美好善良，乐于助人，让人感到纯棉般的温暖。正是因为他们美好的品格，才形成了深圳这个由广大移民所组成的，现代化大都市温馨动人的底色。从湖南的胡家冲，到深圳的黄贝岭收购废品，从事家政工作，李改梅备受尊重，再到大方漂亮的“梅姨”，仅从人们对李改梅称谓的改变，以及李改梅从穿着，到气质上的变化，都可以清楚地让人感受到这个城市的巨大变迁，以及李改梅是怎样水乳交融地融入到了深圳这个美好的城市。

《过关》关注的是深圳人的日常生活，柴米油盐，以及打工者子女的学习和工作，乃至老年人的晚年，尤其是再婚等切身的现实问题。李改梅的一双儿女，由于常年生活在偏僻的湖南老家，长年既缺乏父母的关爱和温暖，又缺乏良好的家庭教育和文化教育，学习成绩都很不理想。儿子胡根平尤其显得叛逆，即便是来到深圳打工，与李改梅也几乎是无话可说，让李改梅感到非常绝望。所幸的是，胡根平来的是深圳，在这个温暖、包容的城市里，胡根平尽管学习成绩并不理想，但却是一个非常聪明，喜欢电脑，动手能力特别强的人，他的潜能一旦被发现，受到肯定和鼓励，就会爆发出惊人的力量。他重新回到校园，在深圳技师学院读书时，学习勤奋，成绩优异，不仅“入选学校代表队，到过香港、澳门和内地多个城市，交流、比赛。最牛的纪录是，和另外两位同学代表深圳到北京参加全国职业技能大比武，拿过通信技术类铜奖。”身披各项大奖光环的胡根平毕业时，就被一家知名大型企业录取，但刚上满一年班，不喜欢无休止加班的他，就辞职不干了。之后又自己开起了公司，当上了老板，最终与朱查理成了事业上的合伙人。

而这位朱查理，恰恰就是胡根平的父母曾经热心帮助过的一位香港年轻人。在生活上，他们对朱查理关怀体贴，无微不至。朱查理在留学英国时，母亲因癌症去世，毕业后来到深圳工作和创业，遇到了老胡和李改梅夫妇这对善良的好心夫妇。在李改梅身上，朱查理得到了因为母亲过早离世而一度失去的母爱，从此与李改梅夫妇亲如一家。

朱查理的父亲张教授，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深圳毗邻香港，张教授因为早年妻子身患癌症去世，儿子在英国留学，一个人孤独地生活，但却从未消沉，而是特别喜欢看书和过深圳来买书，并且同样喜欢上了深圳这个城市。冥冥之中，他结识了李改梅这个失去丈夫的乡下女子，李改梅虽然没有多少文化，却漂亮大方，待人得体，给张教授留下了极为良好的印象。从初次相识，到彼此的相互依恋，在你来我往的交往中，二人感情遂深，产生了一段看似学识和经济条件都极为悬殊，实则非常美好的婚姻。小说寓意着，在深圳这个处处充满爱心，繁华美丽、兼容并包的现代化大都市里，一切都是新的，并且通过不懈的努力就会实现的。只要你敢于去追求和尝试，就一切皆有可能。

尤其耐人寻味的是，“过关”不仅仅是小说的名字，而且充满着深刻的隐喻。在早期，人们要想进入深圳特区，首先就必须经过南头、同乐、布吉等关口才能进入市区。毗邻深圳的香港人要想进入深圳，也必须经过深圳湾口岸、皇岗口岸、文锦渡口岸、沙头角口岸等诸多口岸的边检关，其次指的是来到深圳打工创业的人，无论多么艰难，都必须面对各种各样的生活关和工作关。这些形形色色的“关”，可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生活关口，而像李改梅这样的农村妇女，与香港的张教授结为夫妻，无论生活习惯、文化知识，还是在情感上，都还必须经过形而上的种种精神考验和关口。可以说，这或许就是李改梅和张教授在短暂的再婚之喜之后，所必须面对和闯过的难关。而生活的难关再多，最终都必定会被闯过，这才是《过关》留给人们的思索，也正是这部小说发散性思维，耐人寻味的迷人之处。

注释：

1李俊国：《中国现代都市小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2本文所引皆出自郭海鸿《过关》，深圳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23年版，下文不再一一标注。

3吕同六：《20世纪世界小说理论经典》（上卷），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第258—259页。

4伍蠡甫、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81页。

[作者单位：深圳市宝安区作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