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以“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为先导，新时代乡村题材长篇小说创作出现新面貌，不仅讲述了与之前不一样的乡村故事，展现了与之前不一样的乡村风景，塑造了与之前不一样的乡村人物，而且叙事逻辑也发生了深刻变化，由衰变叙事转为希望叙事。但由于受旧的文学理念影响，加之思想、知识储备不足，新时代乡村题材长篇小说创作还存在“报告文学味”较重等问题，因此，有志于这一题材的作家，需要继续调整写作理念，上好生活、政治、艺术“三个学校”，看清新时代“山乡巨变”的内在逻辑，讲好新时代“山乡巨变”故事。

关键词：新时代文学 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 城乡融合发展 “三个学校” 希望叙事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有着悠久的农耕文明、发达的农业意识、强大的重农传统，可以说，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农业、农村、农民构成了中国社会生活的主流，鼎定了中国社会规则秩序，形塑了中国社会底层逻辑，特别是文化逻辑，甚至社会心理，所以费孝通“乡土中国”的概念一提出来，就得到广泛认同，成为观察中国的重要理论范式。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国历代王朝都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普遍推行重农固本、本固邦宁的理念和做法。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革命、建设、改革的百年历程中，更是深刻地认识到在农业、农村、农民中蕴蓄着深沉而强大的力量，自觉发掘、导引、运用这力量改变乡村、改造农民、改进农业，进而变革中国、发展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抓住农民问题这个革命的中心问题不放，带领中国人民“农村包围城市”，取得革命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农民建立基层政权，改造山河，发展生产，中国农村迎来“山乡巨变”，而且“巨变”中的“山乡”还为中国城市化、工业化作出了重大贡献，乃至牺牲。进入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鼓励广大农民创新创造，在农村率先打破阻碍改革的坚冰，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由温饱迈向小康。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更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看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确立了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战略思想，明确“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1，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继续攻坚克难，向着建设农业强国的目标奋进，中国“山乡”再次迎来“巨变”，一幕幕新“山乡巨变”故事次第上演。

在中国“山乡”再次迎来“巨变”的时刻，中国文学也在理论嬗变中发生巨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文艺工作多次发表重要论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新时代文艺工作提供了强大理论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在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重要论述精神指引下，广大文艺工作者主动识变应变求变，中国文学发展道路、发展方向、管理方式、工作布局、创作理念、创作方法等，都发生了全面深刻的变化，其显著标志是“新时代文学”的正式提出。2

新时代，山乡活力迸发；新时代，文学奋发有为。巨变中的山乡与巨变中的文学双向奔赴，在“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3激发、引导下，许多作家深入山乡、体验山乡、感悟山乡、书写山乡，创作了一批质量较高的乡村题材长篇小说4，在中国当代文学中一度冷落、沉寂的乡村重新活跃、活泛起来，在中国当代文学中一度模糊、暧昧的农民也重新清楚、清新起来，谱写了中国当代文艺史上的精彩一页。

对这一时段的作品进行系统解读，总结其中的经验，发现其中的问题，探究改进提升之道，推动新时代文学更好地书写新时代山乡，不断推出更多优秀的长篇小说作品，对于农业强国建设和文化强国建设都意义深远。笔者将结合具体作品，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一、新时代文学：瞩目“山乡”，书写“巨变”

诚如张宏森在“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启动仪式上的讲话中所提出的，这个计划是推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的开局破题性举措。如果放宽视野，放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整体历史脉络中来看，则这个计划的意义可能更为重大，因为这是中国文学调轨变轨的标志性举措，即将中国文学从“新时期”调整到“新时代”的主动作为。

具体来说，新中国成立后，在建设人民文学的过程中，中国作家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作过相当艰苦而又卓有成效的求索，特别是在“十七年”时期。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主要特点是高度关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一方面通过文学回望、讲述革命历史，为新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构建情感认同、建立理论谱系、确立道路意识，一方面通过文学瞩目、书写正在中国大地上蓬勃开展的生动实践，为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树立模范榜样、鼓舞精神斗志、召唤新人出现。客观看，这个时期的探索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成绩斐然，不仅初步建构起现实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的理论体系，而且出现了许多不仅在当时广为流传而且还传之久远的优秀作品，“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所致敬、对标的《山乡巨变》就是代表性作品之一。

但社会主义是一个新生事物，社会主义文学也是一个新生事物，在探索的过程中，我们也遭遇了不少挫折，甚至严重挫折，使社会主义文学陷入困顿。比如，在探索、构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对其他文艺理论资源重视不够、研究不够、借鉴不够，甚至奉行“关门主义”，导致一些不必要的文艺批判，乃至冤假错案。又如，在倡扬人民文学的过程中，对文学中的人性、人情因素关注不够，导致作品不接地气，甚至失之于“假大空”。再如，在关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有时心态过急、理解过浅，导致文学作品成了某项政策乃至具体条文的图解，违背了文学来源于现实而又高于现实的理论要求，不仅影响了作品的真实性、文学性，而且也不利于实践。基于这样的原因，进入新时期之后，我们进行调整，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氛围中主动接受、学习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文学思想，进一步打开了中国文学的视野和思路，丰富了中国文学的手法和技巧。这一时期文学的主要特点是逐渐疏离宏大叙事，不再热心外部世界，不再重视“写什么”，而是更加关注“怎么写”，追求“向内转”，追求先锋技巧，喜欢发掘、表现个体的情感世界、精神世界，乃至心理、生理世界。因此，研究者普遍以“纯文学”命名这一文学现象。

同样，在肯定“新时期文学”对于调整中国当代文学生产关系、解放中国当代文学生产力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一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特别是当这一实践成为一种历史无意识时。比如，在高度强调“人”的独立性和价值时，作为“人”的更高存在形式的“人民”却受到冷落，“人民文学”也相应地受到冷落；又如，在不惮其细其微地发掘人的内在世界时，那个曾经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徐徐敞开的丰富宽广的外部世界却日渐单薄、式微，甚至模糊、远去。更重要的是，在长期实践中，文学在许多作家的潜意识中成为一种纯粹个人的事业，成为一种“单干”的事业，成为一种“绝对”自由的事业，在这种理解中，国家、社会、集体都是多余的，无足轻重的。正是这种无意识切断了文学与现实的丰富关系，使文学成为“行活”，越来越技术化，越来越冷静冷漠，从而严重影响了文学与大众的关系。

正是在这样的文学史脉络中，“新时代文学”的意义得以凸显：这是中国当代文学经历了正题、反题阶段之后的合题阶段，是中国当代文学否定之否定的必然结果，即“新时代文学”不是简单地否定前一个阶段的文学，而是对之前两个阶段的文学实践进行综合、扬弃，进而推动中国当代文学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新的理论武装下重新出发。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是“新时代文学”的增轨之举，即为中国当代文学增加一条新赛道，一条国家支持的关注现实、关注人生，尤其是关注乡村中国、关注乡土人生的文学赛道。

往深层看，这还涉及文学意识、文学理念、文学方法的调整问题，即帮助作家们解开“纯文学”心结，克服长期生成的个人主义文学意识，走出书斋，从“国之大者”的角度思考文学问题，开展文学实践。从目前的创作成果看，这一初衷已初步达成。纳入这个计划的作家，不少人是成名已久的“纯文学”作家，在创作谈或访谈中，不止一人表达了参与这一计划的激动之情。刘庆邦坦言，原本以为自己已年逾古稀，“激情在衰退，情感会淡漠”，但没想到“经过定点深入生活，了解到那位驻村第一书记的系列事迹后”“激情又燃烧起来，情感又充沛起来”“甚至有寝食难安之感”。为了调整自己的心态，他先写了两篇纪实性的文学作品，然后才正式进入长篇小说《花灯调》的创作。在创作过程中，他“常常泪眼模糊，看不清字迹”，他的眼泪是“情不自禁地为书中人物所流，为读者所流，也是为自己所流”5。

刘庆邦是一位极富现实情怀的作家，他的许多小说都有感而发，用心用情，他倾情投入“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并不令人惊讶。让我感到讶异的是王松。熟悉王松的读者都知道，他原先的写作风格极其冷峻，往往讲“他人即地狱”的故事，剖析极端年代的极端人性。但仅看其被纳入计划之中的小说题目《热雪》，就可以感知到其中融融的暖意，可以体会到作者的写作心境肯定同样是温暖的、有情的。其实，王松可谓这条新的文学赛道上创作最勤奋、成果最多的作家。他2019年参与中国作协发起的“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创作工程”，赴江西赣州采访后写出了报告文学作品《映山红》，随即创作了扶贫题材小说《暖夏》。《热雪》是他的第二部同题材小说。而且，在2023年4月23日举行的《热雪》研讨会上，王松表示将继续创作另外两部姊妹篇，完成“乡村四季”系列，回馈时代和读者。王松在写作题材、写作基调、写作心境、写作手法上的变化极有意味，在相当程度上展现了“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在文学调轨中的积极作用。

回到文学作品中看，以“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为先导而开展的文学调轨行动对于“新时代文学”乃至中国当代文学的作用则更为明显，因为在这个计划中出现了一些优秀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一种与以前不一样的中国乡村叙事正从容展开，一幅与以前不一样的中国乡村图景正徐徐浮现，一批与以前不一样的乡村人物正次第登场。

没有对比，就没有鉴别。在这个计划之前，更具体地说，大致自1990年代中期至这个计划之前，近三十年的时间中，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流行的乡村叙事是苦难叙事、暴力叙事、逃离叙事、衰变叙事。比如，夏天敏的中篇小说《徘徊望云湖》中的云南乌蒙高原，就是一片令人触目惊心的苦难之地，那里的村庄似乎是被现代文明遗忘的角落，村民除了不缺时间，其他什么都缺，吃的依然是野菜洋芋，穿的依然是破衣烂衫，住的依然是毛糙窝棚，读罢令人不禁发出今夕何夕之叹。这时的乡村，不仅苦难遍地，而且暴力频发。李锐的短篇小说集《太平风物》号称“农具系列”小说，每篇小说都以传统农具命名、结构，只看题目，以为是对乡村乡俗、乡风乡韵的深情回望，但小说集第一篇《袴镰》就是一个暴力凶杀故事，讲述南柳村久受压制的村民保来为了和村长杜文革“平起平坐”，用袴镰将其杀死，并把脑袋割下来，极其血腥压抑。这部小说集共收入16个短篇小说，涉及的命案竟有8起，可见“太平风物”寓意何在：“风物”尚存，“太平”不再！这样的乡村，自然留不住人，于是，逃离成为苦难、暴力之后的又一种乡村图景。罗伟章的《声音史》以巧妙的叙述展现了这种逃离之彻底。千河口村的杨浪天赋异秉，能敏锐感知并模仿各种声音，他童年时能听到17种鸟叫声，后来逐渐变少，最后只剩下4 种。鸟叫声的减少，寓意着乡民的逃离、乡村的溃败。到最后，村里只剩下九弟、贵生等几个老光棍，乡村陷入死寂，只能靠杨浪模仿万物发声，维持生机。其中的悲凉，可谓一言难尽。这几种叙事组合起来，就形成衰变叙事。这种衰变叙事十分常见，不少小说都传达着消失的意味，赵本夫一篇小说的题目就是《即将消失的村庄》，曹乃谦的一篇小说则干脆叫《最后的村庄》。这种衰败叙事在贾平凹的《秦腔》中臻于极致，在细针密线的日常生活描绘中，“清风街”的败象纤毫毕见，经济溃败、道德失序、世风日下，最后以秦腔为象征的乡土文明也成为挽歌、绝唱，以至于评论者称《秦腔》为“废乡”之作。6

我们当然不会简单地批评、否定这些作品，因为这不是作者向壁虚构的结果，而是一定时期中国农村现状之一种，或者是中国农村面相之一种，而且其中饱含着作家对中国乡村难以割舍的深情，以及对变革中国乡村社会的可贵责任意识，他们这么写也是意在揭出问题，引起疗救的注意。但问题在于，整体文学场景如此，且长期如此，就由不得人不发问：中国乡村真的这样“废”吗？或者，中国乡村有没有不这么“废”的一面？更进一步说，如果中国乡村真的像这些小说中所描绘的那样“废”，那么，现实中的中国乡村又是什么样的呢？或者说，长期这样讲述中国乡村故事，会不会像乔治·桑在《魔沼》正文前的“作者致读者”中所追问的，“把苦难描绘得如此丑恶、卑劣，有时甚至将它刻画为使道德沦丧的罪恶渊薮，他们这样做难道能实现自己的初衷吗？作品的效果是否如他们所期盼的那般确有裨益呢？”还有，像她继续追问的，“艺术家有权向我们揭示社会的疮疤”，但“难道除了描绘和刻画恐怖与威吓以外，他们别无他求吗？”7

在这样的文学背景下，“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成绩就更加显著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文学场景，看到了不一样的中国乡村叙事，看到的是苦干叙事、成长叙事、回归叙事、希望叙事。

毫无疑问，在这些小说中，我们所看到的中国乡村大多数依然是艰苦的、贫穷的、问题缠绕的、困难重重的，但小说中的人物却不仅没有悲叹、绝望、放弃、躺平，反而格外忧勤惕厉，格外精神抖擞，苦干实干巧干，一步一个脚印地改变着中国乡村的面貌。在杨志军的长篇小说《雪山大地》中，“我”爸爸和妈妈面临着多少困难和挑战，可他们却不计个人荣辱得失，投入沁多草原建设之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经过毕生努力，带着自己的孩子、学生们，跟草原上的牧民一起，把这里建设成了生产现代、生活充裕、生态美好的新世界，而他们也通过自己的忧劳、牺牲成为草原牧民心目中的“金刚”和“菩萨”。在刘庆邦的长篇小说《花灯调》中，向家明原本在市检察院有一份理想的工作，但她却毅然响应党中央号召，来到有“高原孤岛”之称的贫困山村高远村，宿在山村屋舍，吃在简陋灶膛，走在田间地头，干在劳动一线，在上级支持下，带领全村人“找出路”“闯新路”“走致富路”，即使身患重疾，依然初心不改，隐瞒病情，继续操劳。工夫不负苦心人，在她发动下，村民们逐渐觉悟，由心动而行动，纷纷投入改造家园、改善生活、改变命运的脱贫实践之中，最终取得脱贫攻坚胜利，村庄旧貌换新颜，欢乐的花灯调在高原村庄上响了起来。

经过艰苦劳作、精心建设，乡村之美得到发现，乡村价值得到重估，原本的疏远之地、逃离之地，又慢慢地变成了魅力之地、创业之地，由此出现了回归叙事。在王松的长篇小说《热雪》中，肖圆圆是赵家坳的“富二代”“能二代”，父亲肖天行是天行健集团董事长，她自己是农林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既有财，又有才，可谓前途无量。但出人意料的是，研究生毕业后，她既没有出国，也没有留在父亲的公司总部，而是来到了父亲在家乡投资的公司，克服困难，流转土地，通过公司化运作进行现代规模农业生产，发展良种产业、有机农业。她的选择，让我们看到了现在有理想的年轻人不一样的眼光与选择，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乡村的别样潜力。老藤长篇小说《草木志》中的青年企业家寒寒的选择有异曲同工之妙，她在省城开了一家旅游公司，主营国际旅游，得知家乡开发驿路旅游后，回到家乡投资，不仅打开了事业的新局面，而且在家乡遇到了意中人，进入了人生的新阶段。这样的回归叙事虽然还相对少见，但却具有重要的文学与现实价值。希望随着乡村振兴事业深入发展，我们能看到更多精彩的回归叙事。

乡村振兴，除了需要“归来者”，为乡村注入活力，更需要本乡本土人坚韧地成长，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人生轨迹。周瑄璞的长篇小说《芬芳》呈现给我们的就是这样的成长叙事。小说看似讲述了中原乡村一个大家族自1970年代至今五十多年的变迁，实际上是借这个家族的变迁讲述四代女性的生活与命运，而更准确地说，其实是借四代女性的生活与命运讲述主角烈芳这位平凡女性不凡的个性与成长。在无尽的生活重压下，母亲上吊自杀，父亲游手放浪，哥哥执迷高考，重担从母亲肩上转移到她肩上，会不会把她给压垮？没有！她不但把这个家给支撑起来了，而且支撑得很好，既供应哥哥考上了大学，改变了命运，自己也招工进入了县城，而且爱拼才会赢，不断开拓生活疆界。她最大的特点是坚韧、热烈、自立。正像她的名字所暗示的，凭着这种个性，她像一朵花一样始终怒放，发出热烈的芬芳，美丽着自己的生活，美丽着亲友的生活，也美丽着她所扎根的土地。杨逸的长篇小说《东山坳》中的韩松花也跟烈芳一样，一茬接一茬的变故，一个接一个的困难，把她折磨得几乎失去人形，但一有机会，她就像石块下压着的小草一样，执拗地生根发芽，拔节生长。马金莲的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中的马一山和他的妻子、儿女，也是这样的人，他们在贫穷的日子里互相理解、你扶我持、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用自己的劳累、自己的付出、自己的温情、自己的耐心融化生活中的坚冰，巩固生活中的收获，彼此活成对方“亲爱的人们”。这些埋头苦干的人就是中国乡村的“脊梁”，是中国乡村发展的深沉动力。

我们看到，在这样的苦干叙事、归来叙事、成长叙事中，中国乡村的心气重新聚集起来，中国乡村的能量重新汇聚起来，中国乡村的前景重新明亮起来，就是说，中国乡村重新成为“希望的田野”。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看到了与之前乡村题材小说中不一样的风物——清亮的风物，不一样的人物——活泼的人物，不一样的故事——向上的故事，由此，一代代、一家家、一位位中国农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努力被看见、被承认；中国共产党为此付出的努力与心血被看见、被尊重，而这又反过来强化希望叙事，使中国农村向着好的方向前进。

这就是“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已出版的作品的意义之所在。毋庸讳言，这样的叙事也只是关于中国乡村叙事之一种，只是中国乡村的一个面相，既来源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正在乡村展开的生动丰富的实践，也来自作家深入生活后的体认和感悟，但同样毋庸讳言的是，这些作品中同样饱含着作家们对于中国乡村难以割舍的深情，以及对变革中国乡村社会的可贵的责任，还是借用乔治·桑的话来说，毕竟艺术家的使命“应该更为宽广，更加富有诗意。创作的目的应当在于令读者喜爱作者关怀的事物，必要时，作者还可以对这些事物略加美化”，因为，略微改动一下她的话，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更为持平的结论：艺术不仅是对客观现实的研究，而且还是对理想现实的追求。8说到底，我们不仅是在为现实创作，也是在为未来而创作。

二、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认识要深，开掘更深

慢说参与“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作家们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上文所列，也只是笔者个人的浅见，其成绩肯定还要多，其实，仅凭他们有意愿有勇气有热情参与这种“新时代文学”的创新实践，就应该向他们表达敬意。尽管如此，笔者还是想谈谈自己阅读这些作品时的不满足感，因为文学创作毕竟是人类以实践精神的方式理解、改变世界的行为，真诚的批评表达的可能是一种更高的敬意。更现实的原因是，这个计划还要推进，这些先行者蹚出来的道路还要开拓，指出其中的不足，既可以供这些作家参考，也可供其他人借鉴。

整体来看，在我阅读的作品中，除了杨志军的《雪山大地》、阿宁的《太行赋》、周瑄璞的《芬芳》、马金莲的《亲爱的人们》——但后两部作品又主要集中在家族、家庭内部写，社会开掘面不够深广，代表性不是很强——之外，其他作品最大的缺憾就是或多或少还带着报告文学的胎记，有一种“报告文学味”，让人感觉到这些作品还是“采访”出来的，“调研”出来的，因而小说中的“山乡巨变”主要是作家们转述出来的，而非小说中的人物自己“讲”出来的，“干”出来的，读起来，总有一种难言的套路感，令人无法真正沉浸其中。这种“报告文学味”的表现方式多种多样，我看到的，主要有三种。

最常见的表现是意图太明显，思想太外露，而没有将思想性内容内化在小说情节中、人物性格中、人物行动中，导致作品单薄，文学性不足。跟“十七年文学”中的那些优秀作品相比，这种缺点更明显。闫作雷在研究《山乡巨变》时，提出了一个有意味的问题：为什么在小说下卷第一节中，当1956年初清溪乡五个初级社短时间内全都转成高级社，社员们可以大有作为之际，建社积极分子、青年骨干、团支部书记陈大春不仅没有被安排任何职务，反而和落后分子符癞子一起被调到株洲的工厂去了？经过入情入理的分析，闫作雷指出，周立波之所以这么安排，是出于他对人民公社需要什么样的干部的考虑：陈大春固然对建社事业充满热情，但热情有余，方法不足，在工作中总是直来直去，动不动就发脾气，用小说中的话说就是“左”得吓人，不仅不利于团结一般群众一起从事建社事业，而且也不利于公社班子成员间的团结，因此只能把他调走，但考虑到他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赤诚及巨大的成长空间，又只能以上升的方式把他调到城市中去锻炼。与陈大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清溪乡支部书记兼农会主席李月辉，他倒是心思细腻，作风温和，能够充分考虑乡村实际，但这也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党的建社任务不仅落在后面，而且还往往打了折扣，不能圆满落地，也因此，他犯了“右”的错误，还被乡人称为“婆婆子”。与这一“左”一“右”不同，作家眼中的理想人物是在建社过程中逐渐成长起来的互助组组长刘雨生，他既能够遵守党员原则，坚持建社方针，而且也能够结合当地实际开展工作，为此不惜作出自我牺牲，比如，在繁忙的插田季，他就说服未婚妻盛佳秀把原本留着结婚时用的猪提前杀了，按照当地习俗，让社员们吃了一餐场场面面的“鱼肉饭”，鼓舞了社员们的斗志，赢得了跟单干户“菊咬金”的插田竞赛。按照闫作雷的阐释，建设社会主义既需要“道”，即一种统摄性的原理，在小说中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原则与政策，也需要“术”，即落实“道”的方式方法、作风做派、步骤策略等。只有“道术合一”的人，才是符合社会主义事业要求的“新人”，只有在这样的“新人”领导下，社会主义事业才能攻坚克难，不断发展，这也是小说中刘雨生后来居上，超越陈大春，成为清溪乡建社事业骨干的主要原因。9

闫作雷的研究提醒我们，周立波把党领导互助合作事业的路线方针、政策策略都彻底弄懂吃透后，将其活化为自己的思想认识，然后再将其文学化，不仅将其作为推动小说叙事发展的情节主线，而且还将其作为设计小说人物性格特点的主要依据，这就使得小说人物的个性特点与思想内容完美结合，因而他们之间的互动既是人物的互动，也是思想的互动。这样，通过人物言行，时代主题巧妙地传达出来。

跟周立波的《山乡巨变》相比，“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已出版的作品显然还有一定差距，大多数作者没有将党的脱贫攻坚战略活化为自己的思想认识，更不用说将其艺术化，使之人格化，正因如此，我们在目前的作品中所看到的，往往是文学化的报道，或者报道化的文学。而这又导致了第二个问题：叙述浮泛，事多人少。其最直观的表现是除了上文提到的以家族、家庭为中心展开叙事的《芬芳》《亲爱的人们》之外，其他作品写的大都是乡村外部世界，即第一书记、驻村干部等“外来者”通过调查发现村庄的问题——主要是经济问题，特别是贫困问题——后，跟村里的人——主要是村干部和村里的能人——协商研究，确定解决方案——主要是招商引资、招商引智，就是找项目、找资金、找人才——后，立刻进行建设，当然，建设过程中总会遇到一些问题，但在上级关心下，这些问题总能得到解决，“外来者”也慢慢为村民所理解、接纳，村民也融入建设中，最后项目成功，村庄旧貌换新颜，村里的人欢欣鼓舞，载歌载舞庆祝。在这个过程中，“外来者”和村干部或多或少也会进入村民家中，但多是程式性的，一扫而过，很少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场景、人物、事件。

跟1950年代书写“山乡巨变”的优秀作品相比，这一不足也更加明显。比如，赵树理的长篇小说《三里湾》也是写事情的，是写三里湾互助合作事业的，特别是扩社、开渠事业的。很明显，这也主要是在村庄外部空间展开的事业，但赵树理却将其转化为主要在家庭中展开的内部叙事，甚至转化为爱情叙事、婚姻叙事：马多寿是马家院的家长，顽固落后，百般阻挠扩社，但他的小儿子、青年团员马有翼，因为不敢跟落后的父母、哥嫂作斗争，导致爱情失败，不仅失去了一直心仪的范灵芝的青睐，而且眼看着又要失去王玉梅的好感，迫不得已，揭竿而起，举行“革命”，要求分家，挽救爱情，在“有翼革命”的压力下，马多寿不得不退让，支持扩社。天成老汉是个“妻管严”，老婆“能不够”反对扩社，他就不言不语，但当看到在老婆唆使下，不仅女儿袁小俊和王玉生离了婚，而且眼看着又要被马有翼抛弃，鸡飞蛋打，也闹起了“革命”，跟“能不够”离婚，带着女儿参加扩社事业，“天成革命”吓坏了“能不够”，向袁天成承诺以后自己再也不胡闹了。村主任范登高是土改时的积极分子，但土改时多得了好处，用村民的话说就是“翻得高”了，现在退坡思想严重，利用自家的两条骡子，雇工搞起了贩卖生意，不仅不再关心扩社事业，反而想方设法拖延乃至阻挠，但一方面挡不住党组织念的“紧箍咒”，另一方面为女儿范灵芝的进步所感染，卖掉牲口，同意扩社。就这样，围绕着扩社、开渠，几个家庭得到重组，几对青年找到爱情。而在这些家庭故事、爱情故事中，我们又感受到一股蓬勃的时代气息，即通过微观叙事映现宏观世界，这样的叙事无疑更有文学性，更具感染力。

更重要的是，由于浮在外部叙事上，只注意事情，不注意人，绝大多数作品没能写出人物的意义世界、精神世界，说得严重一点，许多作家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没有意识到农民不仅在为物质生活而努力，而且还在为精神生活而努力，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农民——其他人也一样——之所以改造自己的物质世界，其实是为了改造自己的意义世界、精神世界，物质上的富足是为了精神上的充盈，而后者本来应该是文学表现的重点，但遗憾的是，我们在“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已经出版的作品中，几乎没有看到这方面的内容。

其实，这曾经是中国当代小说的优势之一。在这个方面，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业史》可谓经典，而其中梁三老汉又可谓经典中的经典，柳青写他的一切现实表现、波折动摇，其实都是为了写他的意义世界：四十岁的梁三之所以收留逃荒的生宝父子，是因为他的心还没有死，他还想“创家立业”；但当生宝被抓壮丁，他卖了好不容易养大的大黄牛，打发生宝钻进终南山藏起来后，他竟既不气愤，也不伤心，反而看破红尘，认为这就是自己的命，要全家人认命，这是因为他的意义世界瓦解了；新中国成立，土地改革，分给他十来亩稻田，他在自家的草棚院里再也蹲不住了，东走西看，确定这不是梦幻之后，“他竟竭力地把弯了多年的腰杆，挺直起来了”10，多年的气喘咳嗽也轻了，这是因为他死去的心又活过来了，他又看到了“创家立业”的前景，他觉得自己的生活又有意义了。但让他百思不解的是，已经长大成人的继子生宝竟然跟他不一心，放下家业不管，净去忙活互助组的事，他无比愤懑，跟老婆大闹一场后，决定躺平，自己也不劳动了，那是因为他又幻灭了，看不到活着的意义了，以至于在富裕中农郭世富盖房上梁时，村里喜欢开玩笑的小伙子孙志明把他的毡帽摘下来调侃他，“他也不怎么生气，因为他认为：只有像他哥梁大、郭二老汉他们一样创起业来，才能被人尊重”11。但当最后梁生宝真的带着穷乡亲们把互助合作的家业创立起来时，不仅改善了集体成员的生活，而且也改善了自己家的生活，穿着一身新棉袄棉裤的梁三老汉在集市上听到人们议论互助合作事业，称赞他的儿子生宝时，热泪横流，因为他的心又活过来了，他感受到生活的意义了，他体验到尊严的价值了。

无须多作分析，在《创业史》面前，在梁三老汉的意义世界面前，当前乡村题材小说的单薄一览无余，而且，这种意义世界的匮乏还带来一个问题：人物薄弱的问题，即当前乡村题材作品中真正饱满的人物很少很少，多是一些扁平的人物，更多的只是一些人名，而非人物。笔者在阅读中发现，一些作家喜欢给小说人物起绰号，比如在老藤的《草木志》中，几乎绝大多数人物都有绰号，与植物名称对应的绰号。欧阳倩森的长篇小说《莫道君行早》中的一些人名也有类似绰号，比如千年村的两位主要村干部，村主任麻青蒿、村会计吴艾草，就是两种草。这样作者可能觉得还不过瘾，又给麻青蒿起了一个绰号——麻五皮。

这样的设计，当然有其意义，一看绰号，人物的性格特征就一目了然，他在小说中的地位、作用也基本交代清楚，便于接受、理解。因此，周立波、赵树理等前辈作家也喜欢在小说中给人物起绰号，而且运用得得心应手，许多绰号由于跟人物个性十分契合而广为流传。但即便如此，这个问题也依然值得讨论，因为一旦给人物起了绰号，人物的性格特征、行为准则，乃至命运走向就基本定型、无法展开，小说的戏剧性只能靠不同人物之间的互动来提供，而无法靠人物性格发展、人物成长历程、人物内心波动来提供，影响了小说的丰富性。

鲁迅在《答〈戏〉周刊编者信》中有个有意思的说法。他说自己在小说《阿Q正传》中给人物起名字时煞费苦心，比如用《百家姓》上最初的两个字起了“赵太爷”“钱太爷”两个名字，阿Q的姓更是“谁也不十分了然”，不是怕得罪人，而是“在消灭各种无聊的副作用，使作品的力量较能集中，发挥得更强烈”，具体来说，就是“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像是写了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12。用今天的话说，鲁迅谈的是文学的代入感问题，他是在批判的意义上谈带入感的，让每一位读者都无法从《阿Q正传》中排除自己，进而反思、批判自己。但在肯定的意义上，鲁迅提出的这个问题也有价值。好的小说人物名字是有代入感的，“使作品的力量较能集中，发挥得更强烈”，比如梁三老汉、梁生宝，就极富代入感。而绰号则很难发挥这种作用，因为绰号是用排除法提出来的，是独一无二的，比如《山乡巨变》中的“亭面糊”，在阅读中，读者很容易把自己排除在外。

笔者谈这个问题，是想从这个角度切入分析目前乡村题材小说创作中人物薄弱的情况。说到这里，关仁山三卷本一百一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白洋淀上》最让笔者觉得遗憾，因为，看第一卷，这部长篇小说为乡村新人的成长铺垫得十分扎实，乔麦、王决心两个人物完全可以塑造成新时代乡村新人的代表，特别是乔麦，她的苦楚、忍耐中，蓄积着一种强大的生长性力量，她完全可以和王决心在追求美好爱情的过程中成长起来，成熟起来，变成王家寨脱贫攻坚的中坚力量。但读完后两部后，笔者怅然若失。或许是作家想法太多了，导致这部长篇小说的重心时时游移，一会儿要写雄安新区，一会儿要写白洋淀的革命英雄传统，一会儿要写白洋淀上的传奇老人——铃铛老人的原型，一会儿要写新时代的乡土“新人”，甚至要写中国高科技企业的脊梁型人物——杨义成的“师傅”、深圳国盛集团老总靳一光，尤其是这几条线索没有拧成一股绳，分散了小说力量，使作家无法集中精力耐心塑造、打磨乔麦、王决心等人物形象。13或许是作家太心急了，想让乔麦尽快成长起来，承担重任，导致了近乎“穿越”的效果，几乎一夜之间，乔麦就从一个知识有限、见解有限、原本在丈夫“腰里硬”股掌之下忍气吞声的普通妇女，先是变成了苗木公司负责人，后又转行经营现代农业，而且义无反顾地投入到现代种业培育实验，令人禁不住追问：她的知识是从哪里来的？她的见识是从哪里来的？她的底气是从哪里来的？她的资本是从哪里来的？她的技术又是从哪里来的？……所有这一切，都语焉不详。一个理想的人物，变成了幻影。这个人物的失败，提醒我们，新时代山乡巨变是一项需要毅力、耐力的事业，刻画、塑造新时代山乡巨变中的典型人物也需要毅力、耐心。

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很多，但主要有两个：一是学习不够，影响了对乡村中国的认识；二是文学理念保守，局限了对中国乡村的书写。

先说学习和认识的问题。笔者集中读了14部乡村题材长篇小说，其中包括11部“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作品。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作品，在阅读作品时，笔者搜索、阅读了作家们的创作谈和访谈，发现没有一位作家谈到党的十九大、二十大报告中关于“三农”问题的战略部署，谈到习近平总书记“三农”问题系列重要论述精神，谈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每年必发的“中央一号文件”内容，党的十八大之前的相关重要论述、文件精神自然也是付之阙如，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农业、农村、农民工作的历史线索就更是没有影子的事，而一些著名学者关于“三农”问题的重要研究著作、论文，也一字未见。

这种情况表明，作家们的储备，尤其是思想、知识储备严重不足。当然，有了思想、知识储备也不一定能够写出好作品来，但对于像新时代“山乡巨变”这样思想性、知识性要求极高的文学题材而言，没有思想、知识储备是肯定不行的，因为不知道新时代“山乡巨变”与历史上历次“山乡巨变”的异同，就无法比较、确定自己的书写重点，就只能就脱贫攻坚谈脱贫攻坚，甚至沉迷于有限的调研经验、感受中，导致就像禅宗史书《五灯会元》所指出的参禅者的三种境界之第一种，只能“见山是山、见水是水”，无法达到“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第二种境界，“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的至高境界，只能是空想。更重要的是，乡村问题并不只是乡村的问题，而是中国的乡村问题，至少应该在与城市的互动中观察乡村问题，即只有站在更综合的维度上看清乡村中国，才能在更具体的维度上写好乡村，进而写好中国。

鉴于这个问题比较重要，笔者想简单谈谈，以供参考。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百年历程来看，中国已经发生了三次“山乡巨变”，目前我们正在经历的则是第四次。第一次“山乡巨变”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大致包括从1919年新文化运动起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止的30年时间，这30年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农民挣脱旧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束缚，成长起来，组织起来，壮大起来，成为中国革命最澎湃的前进动力，最终，愚公移山，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赢得革命的彻底胜利。与历史进程相呼应，这个时期，文学中的中国乡村从“无声的中国”变成“骚动的中国”，变成“怒吼的中国”，变成“活跃的中国”，中国农民从被压迫、启蒙的对象变成历史主体。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乡村开启现代化进程，1949年至1978年是“山乡巨变”的第二个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在这个阶段，携带着革命胜利的强大势能，中国乡村被高度组织起来，动员起来，行动起来。一方面进行内部建设，将人多地少形成的剩余劳动力组织起来建设基础设施，提供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另一方面，勒紧裤腰带，以壮士断臂的精神为城市提供源源不断且往往缺乏回报的资源积累，为中国城市化、工业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乃至牺牲。这个时期，文学中的乡村是创业的乡村，建设的乡村，也是艰苦的乡村。

1978年农村改革启动，至2006年取消农业税，约30年的时间，是第三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通过恢复家庭经营，释放农户内在生产积极性，从农业中释放出大量农村劳动力，先进入乡镇企业后进城务工经商，极大地推动了农村经济发展。同时，这个时期也是“三农”问题逐渐积累、凸显的时期，进入1990年代后期，引发广泛社会关注。这个时期的文学，经历短暂的“伤痕”叙事后，进入“希望”叙事，但进入1990年代之后，随着“三农”问题发生，进入“衰变”叙事。

我们目前经历的是第四个阶段，按照国家战略部署看，这一阶段自2006至2035年，是中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继续奋斗，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期。这一时期最鲜明的特征是党中央确立了“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14的战略思想，不仅在2006年彻底废除了延续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而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采取“多予少取放活”的农村工作方针，加大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但这一时期，由于城市化的虹吸效应，越来越多青壮年农民进入城市，农村老龄化、空心化现象日益严重。如上文所指出的，这个时期的文学，受原有叙事策略影响，基本延续“衰变叙事”，未能有效展现党在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方面的实践。这也是中国作协提出并力推“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原因。15

观察、思考这一阶段的中国乡村，必须联系2035年至2050年阶段的国家战略规划，即中国全面实现现代化的战略规划。在这一战略规划中，“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更应“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16，即党和国家不仅更有能力也更有决心建设一个现代美丽的中国乡村。在这一背景或前景中看，这个阶段的文学创作尤应关注城乡融合发展，因为这是这个阶段“山乡巨变”与之前最大的不同之处，即经过长期努力，我们终于到了解决城乡差别、开启城乡共生时代的历史节点17。具体来说，虽然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努力致力于中国农村建设，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特别是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不仅城乡融合始终未能提上议程，而且在不同历史阶段城乡之间总是存在某种差异和区隔：新中国成立后，通过户籍制度实现城乡分隔，通过人民公社化调用农业资源，发展现代工业；改革开放之后，改革户籍制度，取消城乡分隔，农民进城务工经商方便了，也回馈了农村社会发展，但由于城市现代化程度高，导致农村人才、资源流向城市，农村日益空心化，城乡区隔以另一种样貌呈现出来。在这个历史脉络中，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意义得以凸显。所以，只有抓住这个最大的不同，才能发现、写出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故事来。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在下文还要进行详细的讨论。

缺乏思想、知识储备，仅凭调研的初步印象和感受就从事乡村题材长篇小说创作，就是文学理念保守的一种表现，即大多数作家还为“纯文学”理念所影响，还潜意识地将“怎么写”放在“写什么”之上，也就是说，作家们虽然意识到了乡村建设，特别是脱贫攻坚的重要性，但却未能自觉地研究这种重要性的根源，而是主要琢磨怎样将这件事情表现出来。这在作家们的创作谈、访谈中有明显表现，这导致多数作品见事不见人，重视现实世界的书写，忽视意义世界的书写。

更进一步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书写中国乡村有两大文学传统，一种是由鲁迅开所创并作出理论阐释的乡土文学传统，一种是由毛泽东所倡导，并在革命文艺实践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农村题材传统。关于前者，又有两条脉络。鲁迅在谈中国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小说创作情况时提出了乡土文学的命名，认为“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18。这段话提出了定义乡土文学的两大标准：一是空间上的“在北京”，即作家不在乡村现场，而是在遥远的城市之中；二是写作姿态上的“胸臆”，即作家笔下的乡土是想象的、回望的。基于这两大标准，乡土文学的一支脉络是“主观”的、抒情的，作家笔下的乡村往往是诗意栖息之地，是寄托情怀的乡愁之地，最典型的代表是沈从文的《边城》；另一支脉络是“客观”的（作家“自称”）、讽刺的，即由于现代城市的反衬，作家笔下的乡村是落后的、丑陋的，而生活于其中的农民，则往往是需要批判、启蒙的群氓，最典型的代表是鲁迅的《故乡》。而后者在相当程度上是对前者进行反驳、反拨的产物。早在1939年11月7日，在跟周扬的通信中，毛泽东就基于政治经济与历史动力分析，指出周扬“一般地说都市是新的而农村是旧的，同一农民亦不宜说只有某一面”是“不大妥当的”，指出“鲁迅表现农民着重其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这是因为他未曾经验过农民斗争之故”19，因而也是不客观的。在这封信中，就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书写乡村的基本要求，一是辩证，即不要只说某一面，二是要“经验”，即深入农村、经验农民世界，这与乡土文学写作要求有着质的不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这些精妙的见解得到系统化、理论化，其核心要义是作家要深入生活，一方面熟悉、研究工农兵，一方面改造自己的情感和世界观，先做工农兵的“学生”，再做其“先生”，在这种辩证关系中书写他们。在《讲话》指导下，很快就出现了不同于乡土文学的工农兵文学，最典型的代表是赵树理。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大规模建设在乡村展开，作家们深入农村，创作反映农村社会变革和农民精神风貌的作品，农村题材小说由此蔚为大观，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笔者梳理乡土文学传统与农村题材小说传统绝无厚此薄彼之心，对于优秀的作家来说，无论哪种传统，都可以写出精品力作，乃至传世之作。比如，乡土文学，鲁迅不但写出了“客观”、批判的《故乡》，让我们见识到了“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的“几个萧瑟的荒村”，让我们认识了少年闰土、老年闰土，认识了像“细脚伶仃的圆规”的杨二嫂，让我们禁不住和他一起感叹：“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20而且还写出了“主观”、抒情的《社戏》，让我们认识了活力满满的乡村少年阿发、双喜，认识了热情好客的六一公公，看上了朦胧的乡村社戏，特别是吃上了“偷”来的煮罗汉豆，以至于引得我们跟多年后的他一样感慨：“真的，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21自从乡土文学传统创立起来，在其两支脉络上，杰作可谓如珠串相连，滋养着读者的眼目与心灵。农村题材小说亦然，从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起，到柳青的《创业史》等，也有一个灿烂星丛般的作品集群，在这些作品中，我们确实看到了与乡土文学中不一样的乡村和农民，不仅看到了在革命中发展的乡村，尤其是看到了在建设中成长的农民。正是在这不同的文学传统彼此鉴照之下，我们对乡村的认识丰富起来。

而且，认识传统，不是为了固守传统。有出息的作家自然也不会这样做。换个角度说，传统是活的，不是死的，是需要作家们发展的。比如，“在场”与“不在场”、“经验”与“胸臆”是判断农村题材小说创作与乡土文学创作的重要标准，但这也不是绝对的。一定时期的“在场”之后“离场”，在回望中，“经验”可能更美丽饱满。读杨志军的访谈，就会意识到正是这种“在而不在”“不在而在”的状态，成就了《雪山大地》的殊异之处。杨志军出生在青海，在那里生活了四十多年，现在定居山东青岛。四十年的时间，尤其是青春岁月，他在这里有许多刻骨铭心的经历，使这片雪域高原成了他真正的故乡。他举的一个例子，即使我们这些局外人读了，也感动不已：1977年，他去玉树杂多草原采访，县上的车把他拉到想去的帐房后就走了，说好一个星期后来接，但司机却忘了，直到高考临近，父亲找他回去参加高考，打电话给报社找他，报社又给县上打电话，县上才想起来把他给忘在牧民家了。一个多月时间，他早已和牧民成为一家人。离别时，牧民老妈妈竟把自己这些年念的十万个嘛呢送给他，保佑他扎西德勒——藏族人给最亲的人送的最珍贵的礼物就是嘛呢。在杨志军看来，这是这个人世间最无私的馈赠，“是超越一切物质、根本没办法用金钱衡量的珍宝”，他当时不知道怎么表示，只能扑通一声跪下。22没有长期的“在场”，没有深刻的“经验”，没有彼此交心的经历，我相信杨志军写不出《雪山大地》，特别是写不出角巴（他为了支持“我”父亲的事业，几乎献出了自己所有的东西，包括生命、家人）、姜毛（角巴妻子，她放弃家庭，在“我”父亲办的学校照顾孩子们，在新年假期后返校的途中被狼给吃了，“只剩下骨架”23）这样的人物。可如果一直“在场”，没有拉开距离——空间的与时间的——回望、审视，没有情感的提炼与升华，《雪山大地》可能会是另一种面貌，情感可能会更加浓烈，但却有可能诗意不足、高度不够，因为正是在遥远的回望中，那些因切己而“普通”的人和事才有可能变得不那么“普通”，才有可能如丰碑般浮现，成为巍峨纯粹的“雪山大地”。

但无论如何，不同的文学传统对写作姿态和审美品格的基本要求是不同的。新时期以来，对乡村的书写大多继承、延续乡土文学传统，到了后来，尤其集中于其中“客观”、批判的支脉上。从创作缘起、目标旨趣看，“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无疑是要在扬弃的基础上发展农村题材小说传统——当然，要兼顾、吸收乡土文学传统的有益思想、技巧，但整体看，目前已出版的作品，大都刚刚走出“纯文学”，尚未真正融入新的写作理念与传统中，因而写作处于悬浮状态之中。

三、创作建议：上好“三个学校”，聚焦三种视角

把问题梳理清楚了，下一步继续提升的思路也就相应地顺畅了。

就像笔者一再强调的，“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是“新时代文学”的破冰之旅，能踏上这条陌生、艰难而又意义深远的道路，就值得钦敬，更不要说目前已出版的作品在诸多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还出现了像《雪山大地》这样的力作，但是这个计划要有更大的作为，出现更多的优秀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这条新赛道上跑出新成绩，也必须直面问题、解决问题。为此，首先必须要上好“三个学校”。

“三个学校”是柳青谈自己的创作经验时提出的说法，即生活的学校、政治的学校、艺术的学校。24这个问题，笔者在上文曾间接提及，这里再集中讨论一下。所谓“生活的学校”就是深入生活问题。跟丁玲、赵树理、柳青、周立波等那一代作家相比，今天的作家尤其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因为由于中国革命、建设实际，老一辈作家们曾经长期在农村生活、工作、斗争，对农村的了解非一般人所能比，跟农民的感情也非一般人所能比，但即便如此，为了新的写作计划，他们仍然要深入农村、扎根农民，柳青、周立波还在深入生活的农村落了户，承担实际工作。与他们相比，今天的作家，即使出身农村，但也往往随着上学、就业离开了农村，跟农村的关系若即若离；那些出身城市的作家，对农村就更陌生了。因此，如果参加“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必须上好“生活的学校”。目前采风式的深入生活无异于“走马观花”，有其价值，但价值有限，因此，还要“驻马观花”——深入生活的时间长一些、扎实一些，甚至“下马种花”——到农村住一段时间，而且参与农村的具体生产、生活实践。坦白说，我们今天肯定无法像赵树理、柳青、周立波等一样到农村去“落户”，但现在城乡交往比以前方便得多，我们到农村“观花”“种花”也方便得多，我们虽然无法到农村去“落户”，但“挂职”总还是可以的。总之，只要有心，特别是有决心，“生活的学校”是能够上好的。

“政治的学校”，就是思想、知识储备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由于“纯文学”理念的影响，长期存在一种误区，认为对于文学创作而言，思想、知识是辅助性的，甚至是无关紧要的，这导致一些从事“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作家几乎连党中央的重要文件精神，尤其是“三农”问题的文件精神也不认真学习，仅凭感性就进行创作。其实，对于文学创作来说，“政治的学校”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思想、知识是帮助我们研究、认识生活的理论工具，这就是为什么同样的题材，甚至是同样的生活，有人能从中发现文学，有人却漠然视之的原因。更进一步，思想、知识还是帮助作家熔铸、提炼美学的熔炉——强劲的思想催生强劲的美学，与孱弱思想相伴的往往是孱弱的美学。理解了这个问题，也就理解了上好“政治的学校”对于创作的重要性。

“艺术的学校”，就是艺术理念、艺术手段、艺术方法等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不同的作家往往有不同的理解和取径，但就像笔者在梳理书写中国乡村的两个文学传统时所指出的，不同的艺术理念对于创作的影响可谓有天渊之别，对于“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这样时代性、思想性极强的文学题材而言，“艺术的学校”要求更加严格。

从“三个学校”的理论视域看，笔者建议未来“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应重点聚焦三个视角：文明视角、互动视角、成长视角。

强调文明视角，首先是因为这是关系如何认识中国乡村的一个重大理论与现实命题。诚如有研究指出的，“在西方历史的叙事逻辑中，城市和乡村始终是一对充满张力的矛盾体，城乡关系是一部关于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落后、理性与蒙昧的对立史，城市被视为人类智慧的结晶和文明的灯塔，而乡村则长期被赋予了落后与守旧的象征意义。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甚至可以追溯到其词语本身。比如，在拉丁语中，‘城市’一词源于urbs，特指拥有特定政治和法律秩序的聚居地，其派生词urbanus暗示着城市与文明、教养的内在联系。相反，‘乡村’则源于pagus，意为‘乡村地区’，其形容词paganus最初指‘乡村的’或‘乡下人’，而其在基督教兴起后甚至还有了‘异教徒’的贬义。工业革命颠覆了西方传统的城乡格局，却并未消弭这种对立，反而将其推向了新的高潮。蒸汽机和工厂的轰鸣将城市变成了现代性的熔炉，资本、技术和新的社会关系迅速聚集，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乡村则被无情地卷入到市场经济的浪潮中，被城市通过非对称要素流动进行资源掠夺，逐步沦为城市的附庸，文化肌理与社会生态持续消解。”25中国是后发现代化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肯定会借鉴西方的做法，在城乡观上也难免受其影响，而且由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在相当局促的物质与文化空间中展开的，有时在城乡关系的理解上甚至更趋极端。比如，新文化运动时期，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价值重估时，乡村往往被视为经济落后、文化愚昧之地。其后，随着中国社会矛盾加剧，乡村更是成为中国落后的渊薮。比如，积极推行平民教育运动的晏阳初就认为“愚、贫、弱、私”是中国农村的“四大疾病”。在这“四大疾病”中，“愚”居于首位。26乡土文学传统中“客观”、批判支脉中的小说作品对中国乡村的价值判断，秉持的就是这样的认知逻辑。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现代观、城乡观，努力克服对立的城乡关系，但在特殊情况下，仍难免受西方现代观、城乡观影响。比如，改革开放后的一个时期内，中国知识界对于城乡关系的理解就是“文明与愚昧的冲突”，甚至将其作为新时期小说的基本主题。今天，随着现代化进程发展，都市现代化的问题愈益凸显，特别是在文化、精神上，人与人之间冷漠、隔离，缺乏有机性。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村的重要性浮现出来，我们越来越意识到，美丽的山水、清新的空气、和谐的社会、友好的人情等都是有价值的，都是人类生存发展所离不开的。由此，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城市与乡村，如同托举人类文明的两片互补拼图，承载着差异化的社会生产与再生产功能，共同构成了人类聚居生活的两大空间形态，是融合共生的命运共同体”27。在这个意义上看，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文明价值。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看，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文明视角必不可少。

还有，这种文明视角提醒我们，乡村不仅是一个物质生产的空间，是一个经济空间，而且还是文化生产的空间，意义生产的空间。文学最大的价值就在于文化空间、意义空间的发现与生产。在这个方面，虽然已有作品有所注意、呈现，比如乔叶的长篇小说《宝水》、陈彦的长篇小说《星空与半棵树》，但整体看，依然很薄弱，需持续发掘。

与文明视角相关，是互动视角。我们强调以文明视角观照乡村，并不是要走向另一个极端，说乡村一切都是理想的、美好的，城市一切都是功利的、丑恶的。其实，不用讲大道理，就像我们在城市中会看到丑陋的事物、有不如意的经验一样，在农村中也一样。唯其如此，我们才强调文明视角，强调互动视角，强调城市与农村彼此镜鉴、互相补益，形塑一种更加理想的生活状态，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

从这个角度看，目前已出版的作品表现并不理想，多数作品还是就乡村写乡村，就扶贫写扶贫，即使涉及城乡关系，也是单向度的乡村求助于城市，缺乏联系的视角，缺乏互动的视角，无法看到乡村之于城市，进而之于中国的重要价值。关于这个问题，贺雪峰的研究很有启发。早在2014年他就提出小农经济、中国制造和科技进步是推进中国现代化的三个必不可少的轮子，建议“在未来30年，中国应采用三轮驱动的现代化战略：以传统农业为基础的小农经济继续为中国现代化提供稳定器和蓄水池，因此要长期保持，继续发展；以中国制造为基础的出口导向战略要长期坚持，为中国从世界上获取资源、技术和资金提供可能，长期保持中国‘世界工厂’地位尤为重要；将传统农业所提供的稳定的社会基础和中国制造所挣来的血汗钱主要用于发展中国高新技术，推动‘中国创造’的成长，实现中国产业升级，并因此能在全球化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占据优势地位”28。现在，十多年过去了，他的这个见解还是很有启发。正是在城乡互动乃至中国与世界互动中观察，使他意识到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始终高度重视“三农”问题的原因，借用金观涛、刘青峰一个曾名震一时的说法，没有稳定的中国农村，没有中国农村的稳定，就不会有“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29。贺雪峰还从文化的角度切入研究乡村的前途与中国现代化之关系，认为“乡村不仅为走不出去的农民提供了保障，为进城失败农民提供了退路”，而且“乡村是中国人的牵挂与宗教，叶落归根，入土为安。作为家乡的乡村可以为所有中国人提供人与自然和人与自己内心世界和谐相处的远方”，因而，建设中华现代文化“离不开农耕文化，离不开乡村大地”。30

在这样的知识框架中，“城乡融合发展”的战略价值展现得更清晰，互动视角之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性也充分展现出来，对于创作而言，下一步的任务就是研究如何将这种视角内化，变成具体的文学叙事。在这个方面，也有成功的案例作参考，比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为了在城乡互动中展现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山乡巨变”，路遥设置了三个重要的人物：一个是孙少安，他生于双水村，长于双水村、创业于双水村，通过这个人物，我们在村庄内部体验具体的“山乡巨变”；另一个是田福军，从双水村走出去，走进城市的能人，最后官居省委副书记，通过这个人物，我们从城市这个外部空间观察“山乡巨变”的外部动力；最重要的是孙少平，借助于其“城乡交叉地带的游牧者”身份，我们看到了城市和乡村是如何在改革开放中进行对话、交流的。

当下，也有作家从城乡互动的视角表现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笔者觉得写得最好的，是杨遥的中篇小说《父亲和我的时代》。这篇小说通过儿子——在城市工作的“我”——的视角写出了父亲——固守老家——在新时代的变化。小说从“我”对父亲的嫌弃开始。先是嫌弃他老套、固执，不肯接受新生事物，让“我”每次见面都“失望透顶”，在心中暗想：“要不是我的父亲，这样的人在街上看见，我不会多瞧一眼。”31转机始于父亲跟“我”要智能手机，“我”以为他终于跟上时髦，要用智能手机联系、消遣了，但出乎“我”的预料，原来他是要做微商，他要“我”转发他的微信，还主动加了“我”的同学、朋友，后来变本加厉，要“我”把他拉进自己的朋友群。“我”怕父亲卖的产品不合格，给自己丢人，终日惶惶不安。但转机再次发生。一个国庆长假，“我”回老家看父亲，发现他变了，不仅穿得干干净净，而且微店经营得井井有条，不仅自己有事干，而且还帮助乡亲们带货，“每次这些人来找他，父亲眼里总是冒着光，没有一次不耐烦”32。“我”还有意外的收获，通过父亲的朋友刘桐得知，父亲还在微信、抖音、快手、哔哩哔哩上直播自己种谷子的过程，而且下边的回复“几乎都是理解和赞美父亲的”33。父亲的变化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我”主动接触他，发现他的内心世界其实十分丰富精彩，“我”以前几乎一无所知，“我觉得以前的视野太狭隘了，而父亲他们，我认为远远落后于这个时代的人们，竟然跟着时代奔跑”34。在父与子的关系变化中，在城乡互动中，乡村新貌跃然纸上。虽然只是一个中篇小说，但杨遥的成功提醒我们，在互动视角中，有多少素材可以写作。毕竟不仅跟赵树理、柳青、周立波他们那个时代不一样，也跟路遥、张炜、莫言他们那个时代不一样，现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联系高度紧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将其联系起来的“中介”多的是。杨遥找到了智能手机这个“中介”，就写出了新时代的“父与子”，写出了新时代的“城与乡”，可见，只要找准互动点，就大有可为。

杨遥这篇小说好就好在写出了成长，不仅写出了父亲在新时代的成长，而且也写出“我”在新时代的成长，更重要的是，通过“父与子”的共同成长见证了中国乡村乃至中国的成长。归根结底，新时代“山乡巨变”就是一个关于成长的主题，就是要通过一个个村庄的变化/成长，展现中国乡村的变化/成长，进而展现中国的变化/成长。可所有这些变化/成长都系于人的变化/成长，系于成长视角，就像柳青在《创业史》中写出了梁三老汉的成长，写出了梁生宝的成长，就写出了中国农村从梁三老汉的世界向梁生宝的世界演变；就像周立波在《山乡巨变》中写出了清溪乡的农民从陈先晋、亭面糊向着李月辉、陈大春转变，又从李月辉、陈大春向着刘雨生转变，就写出了“春到山乡”35的生动场景；就像赵树理在《三里湾》中写出了王玉生、范灵芝、马有翼、王玉梅、满喜、小俊等青年在扩社时期的情感变化，就写出了三里湾的新家庭、新生活一样，人的成长就是世界的成长。

从这个角度看，目前乡村题材长篇小说创作远不能令人满意，我们只是写出了发生在山乡的一些故事——有的很精彩，写出了活跃在山乡中的一些人物——有的很突出，但还没有写出人的成长，而在这里边才蕴含着真正的“山乡巨变”，蕴含着“山乡巨变”的真正内容。尤其值得提醒的是，由于没有写出、写好人的成长，尤其是没有写出、写好基层党员、干部的成长，就没有写活新时代“山乡巨变”中的基层组织，没有写出他们的光荣与梦想，没有写出他们的力量与智慧，而这却是新时代“山乡巨变”中最值得重视的一个群体、一支队伍。

在笔者看来，阿宁的长篇小说《太行赋》是当前乡村题材小说中写党员、干部成长写得最好的：杨伯峻是市科技局副局长，老局长退休后，原本呼声最高的他竟意外落选，政绩平平、口碑一般的崔副局长反而接任了，而且一接任就排挤他，派他到插剑岭村扶贫，对“被下乡”，他原本满心郁闷，但一是工作任务，二是为了躲清静，就接受了，到插剑岭村担任扶贫工作队队长。但一到村里，看到贫困的现状，看到重重的问题，看到危险得近乎冒烟的村庄，他“想起了老家”，想“小时候要有扶贫工作队，家里绝不是后来的样子”，责任感油然而生，“觉得扶贫工作有干头，有意义”36，义无反顾地投入村庄治理中，而他一投入工作，就被卷入了波诡云谲的政商关系博弈中，麻烦一个接一个，一个比一个严重，但责任意识已被唤醒的他却越战越勇、不退反进，不仅和同伴们一起解决了村里的贪腐问题，而且还为村子找来有担当有能力的新干部，招来项目，使村庄焕发了生机。与杨伯峻不一样，年轻同事江小童来到插剑岭扶贫，是为了对抗虚无。她家庭条件极好，父亲是市委副秘书长，但在城里，她却觉得虚无。所以，来到村里后，她时时用加缪的荒诞英雄西西弗斯鼓励自己，对抗生活中的无意义感、失败感——这个人物的设计，符合现在一些青年人的生活现状，很有现实针对性。但在繁杂甚至危险的日常工作中，她越来越为杨伯峻所感动，试着理解他所说的中国式西西弗斯——“移山”的“愚公”——的意义，开始反思加缪的西西弗斯：“外国人说这是推石头，明知道要滚下来，仍然往上推。中国叫什么？叫愚公移山。这是一座插着剑的山，伤痕累累，又满山期待，中国外国乍一看意思差不多，其实有根本区别。愚公更乐观些，他承认命运，更相信自己！”37在这样的认识、对话中，她也逐渐成长、成熟起来。工作队的成员还有梅长风、黄俊涛，他们参加扶贫工作队的原因不一，但却都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锻炼，有了程度不一的成长。他们的成长故事表明，农村还是一块考验干部的试金石，一所培养干部的学校。唯一让笔者觉得遗憾的是，小说还没有写新的本土党员、干部成长，就曲终奏雅、戛然而止38，但也因此，笔者更盼着有这样的作品出现，笔者也相信，这样的作品一定会出现。毕竟，路已在脚下，已在心中。

真心希望有更多作家瞩目山乡，看清乡村中国，写好中国乡村。

注释：

1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12月28日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发出的号召。参见习近平《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求是》2022年第7期。

2 参见张宏森《高举伟大旗帜 全面推进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文艺报》2021年12月20日。

3 参见罗建森《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在湖南益阳启动》，云顶4008集团官网2022年8月1日。

4 截至2025年11月20日，“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已推出19部作品，数量可观。（张宏森：《在中国作协十届六次全委会上的工作报告》，《文艺报》2025年11月28日）。在这个时段前后，还出现了其他一些乡村题材优秀长篇小说，比如陈彦的《星空与半棵树》、乔叶的《宝水》、马金莲的《亲爱的人们》、阿宁的《太行赋》，这些作品可以看作这个计划的“周边”，笔者一并将其纳入讨论之中。

5 王雪瑛：《大半生的充分准备，书写新时代的中国美——关于刘庆邦长篇小说〈花灯调〉的对话》，《文汇报》2024年3月19日。

6 陈思和、杨剑龙、王鸿生等：《秦腔：一曲挽歌，一段情深——上海〈秦腔〉研讨会发言摘要》，《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5期。

7 8 [法]乔治·桑：《田园三部曲》，罗旭、徐和瑾、陈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1、12页。乔治·桑在阐释自己创作《魔沼》这部田园小说的动机时，对欧洲文艺史上以及当时文艺创作中过于追求“现实”因而作品中充满阴郁、苦难、残酷、恐怖图景的现象作了批评，进而提出自己的创作理念：“艺术不是对客观现实的研究，而是对理想真实的追求。”笔者在文中将这组对立的关系改为并列，以表达自己的看法。

9 闫作雷：《“道”“术”之辨与革命者的“修养”——解读〈山乡巨变〉中的乡村干部》，《文艺理论与批评》2024年第4期。

10 11柳青：《创业史》，《柳青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

12鲁迅：《答〈戏〉周刊编者信》，《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1、152页。

13在关仁山的创作谈、访谈中，多次谈到相关问题。参见关仁山《来自历史的精神磁场》（《文艺报》2023年4月24日）；舒晋瑜《关仁山：白洋淀是个大舞台》（《中华读书报》2023年3月15日）；张杰、张清俐《〈白洋淀上〉：书写新时代波澜壮阔的乡村生活》（《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12月9日）。值得提及的是，小说中靳一光这个人物很容易让人想到任正非，对这部小说来说，有些离题太远。

1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5页。

15关于近代以来中国农村几个发展阶段的划分，笔者除了参考党中央的相关文件，还参考了贺雪峰的著作《认识中国：乡村的前途与中国现代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5年版。

16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外文出版社2025年版，第24页。

17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由此，“城乡融合发展”被写入党的文献，标志着二元对立结构的终结与城乡共生时代的开启。党的二十大报告延续这一目标，要求“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强调“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对这一理念作了全面深入的阐述，明确指出“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并进行了系统擘画，要求“必须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将其锻造成制度基石，为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提供了根本遵循。具体内容参见《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2024年7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18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5页。

19毛泽东：《致周扬（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七日）》，《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59页。

20鲁迅：《故乡》，《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01、505页。

21鲁迅：《社戏》，《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97页。

22舒晋瑜：《杨志军：雪山大地，一生所爱》，云顶4008集团官网2023年4月14日。

23杨志军：《雪山大地》，作家出版社2022年版，第129页。

24柳青：《在陕西省出版局召开的业余作者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73年2月27日下午）》，《柳青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7页。其实，这不是柳青一个人的见解，而是当时许多作家的共识，丁玲、周立波、赵树理等人也多次谈到这个问题，只是在具体表述、用语上有所不同而已。

25 27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创新实干促发展——理论热点面对面·2025》，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第67—68、69页。

26晏阳初：《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宋恩荣编，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43—147页。

28贺雪峰：《城市化的中国道路》，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131页。

29“超稳定结构”是金观涛、刘青峰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一个假说，他们从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两千余年与每两三百年爆发一次大动乱之间的关系入手，分析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结构与彼此之间的关系（参见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在他们的著述中，“超稳定结构”并非肯定性判断，而是有某种保守意味。笔者在这里则从肯定的角度使用这个词组。

30贺雪峰：《认识中国：乡村的前途与中国现代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5年版，第15页。

31 32 33 34杨遥：《父亲和我的时代》，《理想国》，作家出版社2024年版，第306、326、329、345页。

35《山乡巨变》由B.克里夫佐夫翻译到苏联，正篇俄译名为《春到山乡》，1960年由苏联莫斯科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续篇俄译名为《清溪》，1962年由苏联莫斯科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两个译名都特别传神。

36阿宁：《太行赋》（上部），中国青年出版社2025年版，第66页。

37阿宁：《太行赋》（下部），中国青年出版社2025年版，第871页。

38就整部小说的情节线索以及人物发展来说，这样结构没有问题，但放在整个文学现场看，却令人不满足。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