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身劳动的再发现：新工人劳动书写的可见性实践
内容提要：文学自古以来与劳动有千丝万缕的关联，劳动不仅构成文学的重要题材来源，也形塑着文学的叙事伦理与感受结构。然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调整，具身的劳动经验一度从文学领域隐身。本文以北京新工人文学小组成员的劳动书写为研究对象，结合文本细读与媒介传播语境，考察新工人劳动书写如何通过文学重现被遮蔽的身体经验与劳动细节，实现劳动可见性的再建构，使具身的劳动经验重新进入公共文化视野。
关键词：新工人 劳动书写 非虚构写作 劳动可见性
在文明的演进过程中，劳动始终占据核心地位，这构成了人类实践的起点与基础。劳动不仅塑造了物质世界，也塑造了人类自身，使之具备文化、伦理、认知等多维度的发展可能。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劳动更是社会结构、文化秩序及主体意识生成的原型与发源地1。劳动不仅是文学创作的重要源头，为文学注入了丰富的现实基础与生命力，也生动展现了劳动者的尊严与韧性。
随着科技水平进步，传统意义上的肉身劳作在人类实践和社会生活体系中正在相对地缩小自己的范围和边界，传统体力劳动正逐步被机器取代，成为与现代生活日益疏离的历史性记忆。文学不仅应该正视这种变化，而且要重新理解、探索在当下书写劳动尤其是传统体力劳动力与美的可能。面对着劳动概念的泛化，本文依然坚持以“活”劳动，即“一种绝对地增长和壮大改造自然力量的活动”2为定义展开阐述。
近年来，越来越多以劳动为主要叙述对象的文学作品和纪录片等在公共场域里引起广泛关注，非虚构作品如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袁凌《我的皮村兄妹》，新工人文集《劳动者的星辰》《大口呼吸春天》，纪录片如《我的诗篇》，网络访谈节目《十三邀》与诗人陈年喜就早年从事爆破工作的对谈等，均呈现了劳动经验的诗性表达。劳动者的生存经验及其主体性表达逐渐进入公共话语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主流叙事长期以来对劳动的遮蔽与边缘化。
有学者曾经质疑过“新工人”的观点，认为没有必要从源头上做“新”工人的区分，认为工人群体所面临的根本性矛盾并未发生本质改变，后续研究的重点应放在工人阶级历史角色的延续性与结构性特征上。笔者对此观点深表认同，但这种阶级角色的延续并不意味着“新工人”一词的使用应被完全否定。事实上，“新工人”的“新”并非仅仅着眼于命名策略的革新，而是体现于当代工人群体在劳动形态、生活经验、媒介环境与表达方式等多重维度的转变之中。身份上，“新工人”主要由外来务工人员、灵活就业者、新兴制造业及服务业的劳动者构成。他们既不同于计划经济时期的产业工人，也有别于传统手工业者，而是随着市场经济、产业升级和城市化进程而出现的新型劳动群体。劳动形态上，新工人的工作内容已不局限于传统制造业，而是广泛分布在物流、外卖、快递、家政、平台经济等新兴行业。尤其在数字经济的推动下，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新农人等逐渐成为新的劳动者代表。他们的工作方式更趋灵活，但劳动权益保障问题也更复杂。正如学者吕途所总结的，“新工人”的“诉求”包含着一种“渴求创造新型工人阶级和新型社会文化的冲动”3。
在此背景下，新工人文学小组（原“北京皮村文学小组”，于2020年更名）的文学实践尤为值得关注。自2014年起，小组成员每周定期组织文学小组写作研讨，编撰内部刊物《新工人文学》，自费为优秀创作者出版作品集。其文学创作不论是在规模、持续性、写作水平、主观能动性及社会影响力上，都具备充分的代表性。从他们中走出的范雨素、李若、李文丽、万华山等作者，从各不相同的生命经验出发，用个体的写作探索重新将劳动带回公众视野。这种对于劳动书写的“再发现”评价不一，但正如该文学小组成员在一次讨论中所言：“有讨论度就是好事，最怕的就是没有声音。”正因如此，本文选择新工人文学小组作者群及部分典型新工人知识分子的劳动文本为主要研究对象，不仅关注他们如何书写劳动与自身经验，更试图深入理解其写作实践在当代社会结构与文化语境中的复杂定位。进而探究新工人知识分子作为文学表达与实际劳动者的双重身份，尤其是他们在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使命与历史责任。
一、从历史到当下：重新定义劳动书写的新工人知识分子
劳动的书写贯穿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史。从《诗经》中“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到当代文学对劳动技能的诗意再现。劳动作为一个文学母题，不仅反映了社会生产方式，也折射出劳动者的尊严与韧性。“文章合为时而著”，1918年11月，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借“劳工神圣”的发言，对劳动群体的地位加以肯定，甚至将原本处于社会底层的劳作群体拔升至“神圣”的高度4。与此同时，以鲁迅为代表的作家们也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聚焦于乡土社会中的劳动人民，其创作内容似乎在某种程度上自然回应了劳工神圣的社会思潮。鲁迅前期乡土文风的小说，尤其是《故乡》《祝福》等作品，揭示了乡村文化中的压抑与困顿；许钦文则借助短篇小说集《故乡》中多样化的人物塑造，描绘了底层劳动者在社会变迁中的无力感；蹇先艾以《水葬》《盐巴客》等，聚焦于贵州地区劳动者在自然与社会夹缝中的生存境遇。这些创作不仅拓宽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叙事领域，也深化了对“劳工神圣”思潮的文学表达，使得乡土劳动书写与社会思潮之间形成了一种有力的对话关系。
我国近现代的历史语境中，劳动书写大致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首先便是1940-1970年代的“人民美学”时期，这一时期的劳动者形象，既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体现，也是国家叙事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者被塑造成时代的“主人翁”，其劳动高度可见，但往往是政治化、符号化的呈现。其视角与思考路径亦难以多元展开。并且，这种先入为主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往往将复杂的社会矛盾机械地归结为城乡对立的刻板框架，陷入“乡村善、城市恶”的意识形态预设之中5。
19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大规模转移。文学领域中关于体力劳动的直接书写明显减少。199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是劳动书写的“遮蔽期”：劳动者主体性在文学、影视等媒介中逐渐边缘化，“处于弱势位置的都市景观中的他者”6。这一时期涉及劳工写作的创作者也以精英作家为主，劳动在其笔下是作为叙事背景而非核心议题出现。他们沉湎于痛苦书写的温柔痛感，咀嚼底层民众的哀伤，却往往忽视了底层民众从生命创伤中破土而出的重构力量，以及劳动中所蕴含的坚韧生命意志与主体觉醒的可能。
进入21世纪，农民工群体从乡村迁徙至城市，融入新的生活形态和生产体系，逐渐演化为“新工人”。这一群体的劳动经验，既承载了乡村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历史记忆，又体现出当代劳动的多重矛盾与复杂性。一批反映新工人劳动生活的打工诗歌及非虚构作品应运而生，它们重新发现了劳动的力量与美感，将劳动从边缘带回了聚光灯下。2010年至今，越来越多的新工人开始尝试以自己的视角书写劳动。相比起他们的父辈，当代新工人的劳动形态已不再局限于单纯的体力付出，而是成为身体劳作、流水线生产与信息传播交织的复合体，因此，他们的书写既记录了劳动现场的现实处境，也折射出技术时代劳动经验的异化与转变。这种以自我经验为核心的书写实践，不仅重塑了劳动的可见性，也为新工人文艺的发生提供了现实土壤与精神基础。
借用学者李云雷的观点，新工人文艺创作的萌芽及美学可能性植根于三个维度：首先，新工人知识分子有着清醒的身份与阶层意识，试图以文艺方式凝聚起工人阶级的经验与情感。其次，新工人美学实践不仅探索着新工人的出路，也在探索着新型城乡关系和人际关系的可能，对中国乃至世界都有积极正面的影响7。再次，新工人写作以日常经验为叙事起点，通过肉身视角的叙事策略与细节化书写的方式，努力抵抗主流话语对劳动经验的符号化与简化倾向。其自我探索不仅是文学表达的实践，更是一种关于劳动经验再发现的“可见性”美学。
二、更加“具身”的可见：新工人知识分子的劳动书写实践
以往新工人群体的劳动面临的最突出问题之一就是不可见性。这种不可见性，被打工文化研究者归纳为“有实无名”8。这种“有实无名”不仅体现在社会对新工人劳动的忽视与边缘化上，更反映在主流媒介和公共话语对他们身份的简化与单一化。在消费主义的文化规训下，新工人往往被视为低技能、低收入的劳动者，其工作被抽象化为冷冰冰的数字，其身份也被简化成简单的符号，如“育儿嫂”“外卖员”“快递小哥”等，这种概括显然忽略了他们作为个体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为了打破这种“不可见性”，近年来，新工人知识分子群体通过自我书写、影像记录和社群组织等方式持续努力。当沉默者开始说话时，必然会为社会打开一扇新的空间。正如学者康凌所说，个体生活中的经验与选择，只有被纳入集体的命运沉浮中，才能获得其“公共”的意义9。对于新工人而言，这种“发声”不仅是一种身份意识的觉醒，更是对劳动经验进行意义建构的开始。
首先，新工人劳动书写聚焦以具身劳动为中心的主题探索。新工人知识分子不再满足于宏大叙事，而是回到身体现场，从亲身经验出发去揭示劳动过程中的疼痛、疲惫与尊严。这就需要回到新工人知识分子的创作文本中去追溯其写作实践的思想源头。
新工人群体所从事的劳动大多集中在物质生产领域和服务业，尤其是那些具有高社会接触性和面对面服务的岗位，如育儿嫂、快递员、外卖员、建筑工人等。因为深度嵌套在城市的基础设施内部，他们的劳动常常被社会忽视或边缘化。他们是不被“看见”，但又是切实存在的群体。之所以强调这种可见形态的被动性，是由于以往的公共媒体与公众话语中，很难看到新工人群体作为“劳动者”的完整面貌。根据美国传播学者丹尼尔·戴扬的“可见性”理论，可见性不仅决定了谁能够进入公共讨论，更深刻影响了个体如何被“观看”与被“理解”10。新工人群体的劳动因其在公共空间中的高曝光度和对日常生活的直接影响，往往被媒介和公众广泛关注。因此，新工人劳动书写天然带着强烈的具身性与媒介“可见性”潜质。受制于媒介刻板印象，他们的面貌长期以来被简化为去个性化、去经验化的“职业角色”。正因为如此，当代新工人知识分子的自我书写与公众传播显得尤为必要。
其次，新工人劳动书写重视劳动过程及主体感受的呈现。新工人知识分子通过个体视角展现了劳动者与社会的复杂关系，揭示了劳动尊严、行业变迁及社会流动等更广泛的议题。被广为流传的是许立志《铁月亮》：“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他们管它叫做螺丝/我咽下这工业的废水，失业的订单/那些低于机台的青春早早夭亡/我咽下奔波，咽下流离失所/咽下人行天桥，咽下长满水锈的生活”11。书写主体在咽下“月亮”的豪迈与奔放中，通过“废水”“夭亡”“水锈”等意象，隐含了对失业的无奈、对流离失所的生活的苦痛。又如陈年喜《炸裂志》中所言：“我不大敢看自己的生活/它坚硬/玄黑/有风镐的锐角/石头碰一碰/都会流血”12。倾诉了劳动主体在“坚硬”“玄黑”“锐角”现实面前被碰得“头破血流”的不堪和苦难的生活。这些以第一人称书写的劳动经历，既具有文学价值，又呈现了劳动者的艰难体认、坚韧感受，这些体验和感受极易引起公共话语、公共议题的讨论和介入。以新工人文学小组文集《劳动者的星辰》为例，一共选取的9位作者的14篇作品当中，大多涉及自己所从事的体力劳动，如工种、劳动技法以及劳动成果等。男性在城市从事的或是流水线工人，或是类似于搬运、外卖、煤矿等繁重的体力劳作；女性大多从事的是服务员、保姆、月嫂一类的家庭服务工种。其劳动书写中直接以劳动或职业为题的关键词，就涉及“北漂”“工棚”“四川月嫂”等。不难看出，新工人劳动书写多是以具身经验为核心的“现场感”叙事，这些具体的身体经验打破了劳动被抽象化的倾向。
事实上，除了上述书写之外，新工人的创作还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逐渐延展到对劳动本身的必要性与熟练性进行深入探讨。新工人们最初的劳动体验也多是跟随父辈的脚步，起初是不熟练、甚至有些许笨拙的。如李柰《卖棉花》中的劳动描写：“腰疼、脖子疼。既要低头下腰，也要左手撩棉花枝，右手去抓棉花。有时，会让干的棉花桃尖扎上手，划得一道白一道红的血印，还要防止干的棉花叶弄到棉花里。走在棉花地里，就像大熊猫一样，左右摆动着双脚，艰难地前行。”13李若在《穷孩子的学费》中对于四季农忙，喂猪养殖，打工盖房子，挖蜈蚣的描写，亦是不可多得的生命体验。体力劳动过程中的疲劳、伤痛以及生活的艰辛几乎是无可避免的。这种具身性体验使得他们的劳动不再是抽象的、数字化的劳动，而是直接与肉身的疲惫和困境相关，带有明显的肉体性和现实感。
再次，新工人劳动书写渗透了劳动主体身份断裂的焦虑。一方面，具备写作水平，具有强烈表达欲望的新工人，往往具备阶级共同体的基本认知；另一方面，虽然同父辈共情，但也感受到了自己同父辈在生命选择、价值观念、媒介素养上的迥异。他们有了“新工人”的新身份，却依旧处于主流文化的边缘，与此同时，由于生活所迫他们也不能回到自己的家乡。这种断裂的生命体验使得新工人书写的非虚构文本常常带有强烈的内省色彩和身份探索的焦虑。
这种撕裂与焦虑可以从新工人群体内部找寻原因：文学是他们坚持生活、劳动与表达的动力，与此同时他们又非常清楚，单凭文学创作很难改变生存现状。在私下交流中，不少工友对文学在塑造个体生命方面的作用持悲观态度，但在现实生活中，文学又成为他们生命中的一种“解药”。即便部分新工人在创作中获得了主流社会的认可，并以文学创作者的身份参与社会主流语境，其文学创作仍然伴随着诸多的现实顾虑。爆破诗人陈年喜就曾经表示，原本在矿山时，写作是把内心的孤独困惑与压力释放出来，功利心没那么强。现在要考虑的很多：“读者能不能接受，市场认不认可，文学品质够不够……”这些都是他创作时需要权衡的因素14。
三、止于“可见”：新工人劳动书写的主体性探索
新工人写作常常陷入苦难奇观化陷阱，这些苦难一开始确实会成为其可见性的强大推手，使其劳动与生存困境进入公共视野。但随着问题上升到全民讨论层面，则容易流于机械化的数字，这可能对其劳动身份产生“二次伤害”。即便新工人知识分子的文本探索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劳动的“可见”，但去蔽的过程往往是以对劳动者肉身的消费为代价的。现代读者不乏底层生活的“想象”，但缺少的是真实的生命体验。劳动者对于劳动之所以能够以鲜活的姿态展现出来，是因为他们的肉身与社会的链接更深刻。他们的工种差异无疑是巨大的，且都以肉身作为更深层次的连结。
一类是“生命肉身”代价，这种“可见”的代价首先体现在创痛经验的凝视上。在这种“以痛为媒”的写作机制中，肉身的疲惫、工伤、失眠、抑郁甚至死亡，成为新工人劳动书写的可视化媒介。而这种“可见性”，恰恰暴露出社会对底层劳动者困境的极度忽视。
许立志回忆自己的工友“发哥”，“每天一千多次地弯腰直腰/拉着山一般的货物满车间跑/病根悄然种下，而你一无所知”15。这样的“咽下”不是顺从，而是吞咽无法拒绝的现代工业苦难，是对沉默者的象征性呐喊。在这样的压抑中，肉身的每一个部分都与主体剥离，就连双手也异化成了劳动工具。“有这样一双手，说它是手，是因为还长在人身上……它不像手。最多比喻为，土里水里火里刨食的爪子。”16新工人诗歌中高频出现的“工具-器官”隐喻，正是对劳动者身体与工业机器深度嵌合的痛感回应。劳动者为了获得基本的社会关注和尊重，往往需要借助自己肉身的疼痛、裂痕作为叙事筹码。至此，新工人的身体成为了其“可见”的代价。以“痛”为媒介，使得原本隐匿于流水线与边缘地带的劳动经验，可以短暂地进入公共视野。
新工人劳动书写中的第二类代价是以范雨素、李若、李文丽为代表的“创痛经验”代价。这种创痛经验大多产生于对于私隐的自我剖析，包括了成长、生育、打工经验等，这类文本往往在媒体平台上引发广泛关注，其传播效应甚至超越了其在文学领域的审美讨论与理论归类，形成了一种“可消费的痛感叙事”模式。
如范雨素“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因为早慧，“不能忍受在乡下坐井观天的枯燥日子”，她来到了北京，蹉跎了两年后发现自己“是一个看不到理想火苗的人”17，于是草草把自己嫁了。最终的结果是以丈夫的酗酒家暴，自己带着两个女儿生活收场，属于典型的外来务工者悲情叙事。相较于许立志，范雨素作为一个通过文学与媒体展示自己生活的劳动者，其“可见性”虽然没有以生命为代价，但却带有更明显的被消费化色彩。范雨素通过自己的写作和社会曝光，成为了一个具象化的符号，代表了新工人阶层的某种群像和社会现实。尽管她的生活和工作依旧充满艰辛，但她的“可见性”被媒体和公众作为一种“故事”消费，这种消费化本质上使她的“可见”处于一个由外界审视和评判的状态，而非真正解决劳动阶层的根本困境。
范雨素敏锐地指出“如果把几十年的新闻连起来看，你会发现，在没有农民工进城打工之前，就是约1990年之前，中国农村妇女的自杀率世界第一。一哭二闹三上吊嘛。自从可以打工，农村女人不自杀了。可是又出现了一个奇葩词汇，‘无妈村’”18。并且，这种脆弱的农民工婚姻会带来更严重的问题——打工二代子女的失孤或留守。有学者对“范雨素们”的社会观察能力和写作能力保持质疑，在笔者看来是不妥当的。游翠萍提及范雨素写作语言时表示“她的写作中有一种‘底层语言自卑’”19，这种底层自卑显示出她个人身上的双重矛盾。其文字不乏隽永轻灵之处，不能单纯用“审苦”来概括。
综合公共范围内的传播与讨论便可以清晰地看到，聚焦于新工人知识分子的身份和经历的讨论更多。但如果因此就认为其作品“社会性意义大于文学意义”，是对于其文学审美有意无意的忽视。通过文学语言，范雨素的个人故事被升华为关于人类情感和生活尊严的普遍探讨。如前所述，在范雨素等人的作品中，“众生平等”的观念反复出现。由于其阶级属性并不明显，因此其社会性意义显得无处安放。又由于范雨素走红后，对其身份以及人生职业选择的讨论并没有盖过其“底层育儿嫂书写”的讨论，因此其社会性意义实则尚未被深刻挖掘。然而，新工人创作者们通过对自身困境的敏锐感知，早已构建出具有强烈社会性的底层生活画卷。范雨素自己在文章中试着探寻过：“我的工友们大都写自己的故事或者亲身经历的故事。每个阅读的人，都能提起笔来写作，有一个文学梦，是我们每个人心中隐秘的愿望。你具备了写作能力，你具备了表达能力，你被别人看见了，那你就不在阴暗的角落里，就没有人敢忽视你了，至少不受欺凌了。有一次，一个家政工跟我说，她写的一篇文章在公众号发表了，高兴得一夜没睡觉。她的人生经历被看见了，文章被发表了，再小的公众号发表对她也是一种认可。20”新工人劳动写作作为一种文学生产，其创作规模及影响范围相对来说都还尚有提升空间，正因此，它也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既独立于当代的文化市场，也独立于一般的大众审美趣味。但在探讨劳动书写是否遵循商业文学与通俗文学逻辑时，我们不难发现、矛盾其实无所不在：首先是新工人语言框架尚未建立，有关新工人知识分子“精英话语”和“文学水平”的讨论始终贯穿。其次，围绕新工人写作主体性的问题，核心困境在于：怎样为不能言说者代言以及怎样在此基础上建立新型的人际关系与劳动关系。
这就不可避免地指向新工人写作主体性的问题。受制于“底层叙事”的传统，新工人书写的主体性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尽管劳动书写为工人提供了表达主体性的机会，但这种表达往往受到文化再现中的矛盾影响。一方面，劳动书写让工人群体得以被“看见”，他们的劳动和生活得到了社会的关注；另一方面，工人的主体性表达却有可能被主流文化所误读或消费化。近年来，“打工”一词频繁出现在网络语境中。从“打工春晚”现象到“打工人”表情包，热度居高不下。“打工人”热词的流行虽源自工人群体的自我命名，但也难逃在主流传播渠道中迅速被娱乐化，成为一种去政治化、去痛感的消费符号，背后的劳动现实与抗争被轻轻掩盖。尽管新工人借助劳动书写在公共场域里做出了一定的主体性表达，但新工人的表达也常因缺乏“精英话语”背书而被边缘化。叙述者与媒介之间的不对等关系，也可能导致劳动者主体性的进一步被动化。
导致这种自我叙述话语缺失的原因也有较多层次。首先“新工人”内部并非板结一块，其内部也有十分丰富的复杂性。不同工种在日常工作体验、社会认知、文化资源获取上存在显著差异；收入水平的悬殊则进一步影响他们对自身身份的认同与表达方式；与此同时，性别因素亦不可忽视，女性工人的劳动处境、生活经验与书写视角，与男性工人往往有所不同。这些内部差异，使得“新工人”群体难以形成一种稳定、统一的文化表达土壤。其次，新工人群体普遍面临职业转换的不稳定性，他们大多游走于临时工、合同工、零工等不确定的就业形态之间，导致个体在城市空间中不断流动，难以沉淀出稳定的书写视角。正如万华山在《我在东莞演坏人》中分享的求职经历所述：“我做过流水线工人、临时搬运工，跑过快递……转眼入了秋，我从东莞一家小电子厂走人，接着找下一份临时工，准备打发到年关，再跟着人潮，挤上春运的绿皮火车回河南老家。”21这种流动性不仅意味着工作的不确定性，也使得工人的身份与自我表达处于不断变动的状态，难以积累深厚的文化资本，从而制约了他们文学表达的持续性与影响力。再次，过于频繁的区域流动，使得新工人个体难以扎根于某一特定空间，从而削弱了他们在文化和社会层面的主体性建构。家政工施洪丽在谈及自身身份时坦言：“在外出打工还是回乡种地之间，我本就是墙头草，朝秦暮楚。……几年后，我也许还在城市边缘讨生活，也许在乡村夕阳下荷锄而归，谁知道呢？”22这种游移不定的状态，使得工人群体在现实中既无法真正融入城市，也难以彻底回归乡村，形成了一种身份上的“悬置”状态。由于大部分新工人因工作关系缺乏长期稳定的社群联系，他们的主体性抗争往往难以形成持续性的共鸣，也难以在文化层面构建出较为统一的叙事框架。
从这个角度来看，新工人群体的文学书写不仅是个体的生命记录，更是对流动、不确定的社会现实的一种回应。尽管这种书写仍面临诸多困境，但它依然以独特的方式，呈现出劳动者的主体性探索与文化表达的可能性。
结 语
从上述新工人知识分子劳动书写的实践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从“共享经验”走向“共享语境”的过程。这一共享，不仅指向新工人群体内部在劳动及生活经验上的相互认同，也指向其与更广泛社会公众之间的话语连接。
新工人知识分子通过自我书写，使得一些隐性的讨论如工人的劳动环境、收入水平与经济压力、社会身份、情感需求与人际关系等浮出水面。这些讨论一方面使新工人的声音被听到，也促进了社会对他们生活与工作的理解与关注。他们以劳动为切入点，“将自己的各部分当做世界的一般象征”23，与社会公共空间建立了互动，促进了劳动议题的社会化讨论。新工人的劳动主体性与劳动书写密切相关。劳动既是他们记录自身经验，寻求身份认同的途径，也是其反思自身在社会中的位置，争取被看见与理解的窗口。
然而，当新工人劳动书写作为一种可推广的经验时，我们也需要进一步思考新工人劳动书写在传播场域可能面临的挑战：随着渠道的增多和影响力的扩大，如何保持其作品的独特质感与批判性；在商业化、平台化的媒介环境中，如何避免劳动叙事被标签化或商品化。这些挑战不仅是新工人知识分子的叙事实践，更是对劳动者话语空间的积极争取。未来，新工人劳动书写需要更加注重表达的主体性与文化独立性，确保劳动的可见性真正成为促进社会公平与认知多元的重要动力。
注释：
①②王江松：《劳动哲学》，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52、253页。
③吕途：《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5-6页。
④蔡元培：《劳工神圣——在北京天安门举行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上的演说词》，《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19页。
⑤周水涛：《新时期农民工题材小说研究现状及特征考察》，《小说评论》2008年第6期。
⑥张慧瑜：《家政女工的四个“家”：劳动、性别与文学书写》，《扬子江文学评论》2024年第5期。
⑦李云雷：《新世纪“底层文学”与中国故事》，中山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95—196页。
⑧林志斌、张立新编《打工者：参与式行动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90—91页。
⑨康凌：《分化世界中的劳动者：脑体分工与当代中国的打工题材非虚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年第5期。
⑩姜红：《“可见性”赋权——舆论是如何“可见”的？》，《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11 15许立志：《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铁月亮》，太白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121页。
12陈年喜：《炸裂志》，太白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49页。
13李柰：《卖棉花》，《新工人文学》电子刊物第1期。
14腾讯视频《十三邀》第八季：《许知远对话陈年喜：矿工诗人的浪漫与哀伤》，引自https：//v.qq.com/x/cover/mzc00200382r10m/h4100fnzq8e.html。
16朱自生：《有这样一双手》,《大口呼吸春天：皮村文学小组诗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第255页。
17 18范雨素：《我是范雨素》，《久别重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第2、15页。
19游翠萍：《从“范雨素网红事件”看底层写作的突围与困境》，《中华文化论坛》2017年第8期。
20范雨素：《我写我在》，《新工人文学》电子刊物第15期。
21万华山：《我在东莞演坏人》，《劳动者的星辰： 北京皮村文学小组作品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35页。
22施洪丽：《一个四川月嫂的江湖往事》，《劳动者的星辰：北京皮村文学小组作品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45页。
23[法]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02页。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 三江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