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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莫言获得诺贝尔奖之后新出的小说集《晚熟的人》没有得到评论界的很高评价，根本原因在于它表现出的强烈的故事中心特征与主流文学观念存在较大差别。《晚熟的人》的这一特点体现了莫言多年的文学思想，又有显著的拓展和深化。故事中心的小说观承继的是中国古代小说传统。《晚熟的人》的探索并不完全成功，但部分篇章具有很高水准，体现出典范性效果。同时，作品在文学观念和对待传统文学态度上具有很强的启迪意义。

关键词：莫言 《晚熟的人》 传统 故事

《晚熟的人》1是莫言获诺贝尔奖后沉淀多年才出版的小说集。由于所谓的“诺贝尔奖困境”，很多人都对作品给予高度关注。作品问世后，有不少正面评论，但总体反应比较平淡。在我看来，《晚熟的人》是莫言认真探索和精心创作的重要作品，它既承袭了莫言之前的创作特点，又有所开拓和创新，其中部分作品具有突出的思想和艺术水准，以及颇具特色的创作特征。它之所以没有得到文学界的充分重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的创作方向与主流文学潮流不相一致。具体地说，《晚熟的人》与现代小说方向存在较大差别，它更致力于对故事本身及其叙述方式的探索，蕴含着对中国传统小说观念的回归意图。

一、故事：小说的中心

对于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评价小说创作最基本的标准无疑是思想性。从这方面看，《晚熟的人》的价值似乎不是特别凸显。这当然不是说作品没有深刻的思想内涵。事实上，其中部分作品的思想内涵相当深刻。如《左镰》《等待摩西》《地主的眼神》对历史和人性的反思，《天下太平》对乡村现实的揭示，都颇具深度。但如果单纯从思想角度来评判《晚熟的人》的十二篇小说，它们的水准不是很均衡，如《诗人金希普》《表弟宁赛叶》《斗士》《红唇绿嘴》等部分作品很难称得上是上乘之作。这种情况显然是《晚熟的人》不能得到大家好评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如果以更多元的价值标准来看，情况就可能会不一样。也就是说，思想性固然是评价文学作品的重要标准，但并非唯一标准。如果能够在艺术上取得较突出的成就，也完全可以弥补思想深度的缺失，达到优秀文学的标准。而且，对作品价值的评价，还需要结合作家的创作初衷和旨趣，看作家是否实现了他所想达到的目标。

虽然莫言没有对《晚熟的人》的创作主旨多加阐释，但结合他近年来的创作思想可以看出，思想性不是莫言创作的基本主旨。莫言多次提出“小说”应该回归其“小”的本质，也就是“故事”的本位，而非“思想”，“我向来以没有思想为荣，尤其是在写小说的时候。”2“不知是不是观念的倒退，越来越觉得小说还是要讲故事，当然讲故事的方法也很重要，当然锤炼出一手优美的语言也很重要。能用富有特色的语言讲述妙趣横生的故事的人我认为就是一个好的小说家了。”3因此，他曾多次表达对小说社会功用的质疑：“用小说替农民说话，希望借助小说来帮助农民解决问题，这基本上是童话。小说没有这种功能。”4并以“讲故事”作为自己的创作定位，“我觉得写这些小说目的就是为了讲故事给别人听。……我觉得应该恢复到这种讲故事小说的最基本的目的上来”5，以讲好故事作为自己创作的重要目标，“我努力地要使它成为中国的缩影，我努力地想使那里的痛苦和欢乐，与全人类的痛苦和欢乐保持一致，我努力地想使我的高密东北乡故事能够打动各个国家的读者，这将是我终生的奋斗目标。6”

如此看来，在一定程度上，或者说至少在部分篇章中，《晚熟的人》不是以思想性作为重要创作目标。因此，对于诸如《诗人金希普》《表弟宁赛叶》《斗士》《红唇绿嘴》等作品，就不应该以思想性来衡量它们的价值，而更应该从故事角度来进行考量。甚至包括颇具现实思想内涵的《天下太平》，对乡村腐败、环境污染和人情世态的揭示相当深刻，也很难说作者创作的第一追求就是思想性。作品中有一个小细节，就是主人公小奥有一段心理活动。小奥一直处在小说事件的中心位置，但他最关心的并不是现实事件，而是“故事”，“他知道这名称后定有好听的故事，但他现在顾不上了。”7可以说，作品选择小奥这样一个沉迷于故事的孩子视角来展开叙述，本身就蕴含着以故事为中心的创作意图。

不以思想性为中心，其创作重心自然就在于“故事性”。在这方面，《晚熟的人》用力甚勤，既进行了大量的技术实践，又有小说观念上的拓展和探索。具体说，大致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其一，营造虚实结合的故事魅力。小说是虚构的艺术，特别是故事性小说，传奇性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特征。《晚熟的人》致力于追求故事的虚拟效果，绝大多数篇章都拥有超现实的传奇色彩。如《天下太平》，叙述的本是一件乡村琐事，但作品有意识赋予其传奇性，比如通过孩童眼光以遥视方式叙述捕鱼父子的情景，以及对被捕获的乌龟进行灵性叙述，所以作品写的虽然是真实的现实，却被蒙上一层浓重的虚幻外衣，颇具超现实色彩。同样，《等待摩西》《晚熟的人》《火把与口哨》《贼指花》等，或者是情节上的虚幻（《贼指花》亦真亦幻的故事），或是人物命运的特异（《等待摩西》的奇幻爱情和离奇人生，《火把与口哨》对口哨描写的神乎其技，以及具有超现实色彩的家庭悲剧），也或者是故事内容有意识的夸张（《晚熟的人》对“功夫”的叙述），作品都被赋予了较强的传奇和虚幻色彩，体现出真假杂糅、亦虚亦实的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晚熟的人》中故事的虚幻不是游离于生活，而是与现实生活密切交融。作品中的故事都建立在真实细致的日常生活中，故事的主体始终是真实世界，虚幻因素只是偶尔穿插在其中。这一点充分体现在叙述方法上。作品中绝大多数篇章都采用第一人称叙事，包括将“莫言”作为故事讲述者，将作家亲历的一些生活往事融入故事中（就像莫言之前多次在散文中书写童年时由于饥饿而吃煤炭一样的细节），从而达到真实与虚构密切交融的效果。此外，作品还特别注意生活描写的细节化和日常化，作品采用了大量地方方言口语，生活细节也带有很强的地方色彩，更有很多细微的时间、地点细节。生活环境之“真”反衬出故事之“虚”，充分实现了亦真亦幻、真假难辨的效果。其中蕴含着作家过人的想象力，充分增添了小说的传奇性魅力。

其二，曲折引人的故事结构和生动有趣的故事氛围。《晚熟的人》各篇章基本上都是以叙述为中心，让事件的自然发展来推动情节的进行，叙述节奏随之而灵活多变，并广泛运用悬念和留白等手法，让故事充满吸引力。如小说《左镰》，作品开头一直有意放慢叙述节奏，更以较大篇幅叙述爷爷的琐屑对话和铁匠技术等，同时，着意略写小说中最重要也最紧张的残酷细节可以说是有意给读者留下足够悬念，目的在于渲染和烘托之后情节的惨烈。同时，作品还非常注意对故事氛围的营造。如《火把与口哨》讲述的本是一个普通农民的悲剧故事，但作品将三叔的口哨进行了极富传奇性的夸张和渲染，人物命运和故事情节也被赋予了不平凡的色彩。此外，不少篇章都以第一人称的叙事介入，以故事旁观者身份对人物事件进行戏谑、幽默的评判，充分营造出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故事氛围效果——所谓入乎其内，就是“我”进入故事中，能充分强化真实性；而出乎其外，就是戏谑的语气和姿态，呈现出故事之上的超然达观，增添故事的传奇色彩。同时，作品广泛应用具有民间色彩的艺术方式，更加强了故事的氛围效果。如《晚熟的人》《火把与口哨》对武术、口哨等民间技艺的描述，以及多个篇章中为人物起绰号，还有多处隐含民间色彩的善恶报应文化，都是如此。

其三，对“纯故事”的探索。严格地说，所有故事都有意义，没有完全纯粹的故事。但是确实有作家将故事作为小说的第一、甚至是唯一要素。他们创作小说，并不想借助故事去表达某种思想意义，而只是将故事作为终极目的，小说的意义就在故事本身。相较于一般意义上小说，它们完全可以称作“纯故事”。《晚熟的人》中的一些篇章就可看出“纯故事”的特色，如前述的《诗人金希普》《表弟宁赛叶》《斗士》《红唇绿嘴》《贼指花》等作品几乎可以看作“无意义的故事”，或者说是“纯故事”，故事讲述就是小说的中心和目的。

以故事为中心，追求故事性和故事叙述方式，客观上包含着弱化（或者说遮盖）小说主题的意图，也就是说，小说的思想性会自觉不自觉地被降低。如《晚熟的人》中，部分作品为了强化故事色彩而安排的叙事节奏，以及叙述语气上的戏谑和幽默，都会对作品思想构成消解或遮蔽的效果。如《左镰》本来是一个很沉重的故事，隐含强烈的批判色彩，但作品的叙事节奏和方式对之都具有淡化作用。爷爷和铁匠的冗长对话以及打铁的细节，它们与主题没有直接关系，却占据了更多篇幅，加上作品穿插的关于蛇的故事和略带戏谑的口吻，以及作品结尾，让两个蕴含一定冲突性的人物结为夫妻，都淡化了故事本身的严肃和批判性。《火把与口哨》也一样，这本是一个沉重而凄惨的爱情故事，但故事的传奇性、浪漫性和叙述语气上的幽默轻松色彩，以及穿插的一些轮回报应思想，都弱化了小说主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说，作品后半部分的家庭悲剧与前半部分的浪漫传奇构成了某种程度的冲突。此外，《天下太平》中有意营造的超现实氛围，《地主的眼神》中穿插“我”与地主儿媳妇的绯闻流言，以及《晚熟的人》对知青和农民比武时“放屁”绝招的有意渲染，都客观上构成了对主题意图的淡化。包括小说集命名为“晚熟”，也体现出这样的效果。因为“晚熟”一词在多篇作品中都有提及，但内涵并不一致，总体上说，它包含着很强的戏谑色彩，既有对聪明者——或者自认聪明者的嘲讽，也有对世事无常、风水轮流转的慨叹。它传达出的是作者对思想主题有意模糊或弱化的意图，也确实达到了这一效果。

二、内在坚持与创新发展

《晚熟的人》对故事的追求并非偶然，而是莫言之前创作的延续和深化。前面已经引述过莫言在各种场合对小说“故事性”的理解和追求，在创作实践中，莫言更是一直表现出对小说故事的强烈热情，展现出突出的叙事才华。

在创作初期，莫言就表现出卓越的叙事才能，如《透明的红萝卜》和“红高粱”系列作品，都有精彩的情节叙述、戏剧性氛围和传奇色彩，这也是它们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2000年前后，莫言小说更自觉地回归传统小说艺术，广泛借鉴其叙述技巧。如在小说形式上，《檀香刑》借助地方戏曲“茂腔”，《生死疲劳》借鉴章回体；《四十一炮》《木匠和狗》等作品着力追求叙述技巧……从这个角度说，《晚熟的人》完全可以看作莫言文学思想和创作特点的持续性发展。对莫言作品在故事叙述方面的特点和成就，已经有丰富的研究，这里不需赘述。只是我以为，对莫言的叙述探索学术界还认识得有所不够，包括对一些作品的解读尚存在一些偏差。

最典型的作品是其短篇小说《木匠和狗》。这篇发表于21世纪初的短篇小说作品，发表后广受好评，但对其价值意义的看法，却存在较大分歧。因为作品的故事结构有些荒诞，或者说违背思想主题的常识。因此，一些学者想方设法运用复杂的社会学知识去探究作品的主题，但始终没有形成基本共识。我以为，这篇作品本身就是一个民间故事，作者并不试图表达什么微言大义，它的创作目的和意义就在于故事和叙述本身。这一点，我非常认同杨扬的观点，“这其中有什么寓意吗？我的回答很简单，有没有寓意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没有人能够说透说穿，但这对于莫言小说而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莫言小说中设置了这样的细节和结局，而这样的细节和结局不管它的具体寓意是什么”8，也就是说，这篇小说实际上体现出莫言在“纯故事”方面的实践，一些评论家还是按照传统的思想意义路数进行阐释，可能并未捕捉到作品的意义。

当然，《晚熟的人》绝非莫言对以往自我的简单重复，而是表现出强烈的突破愿望，更包含思想的自觉和进一步的追求实践，可以看作是莫言在小说观念和创作上的创新和探索。

首先，以“故事”为中心的意图更执着，创作更集中，“去主题”色彩变得更强。如果说2012年之前莫言也有自觉的故事性追求，甚至也有过“纯故事”小说的创作实践，但是，就创作主体来说，还没有脱离“思想主题为主导”的传统创作范式。而《晚熟的人》不一样，它的创作方向非常单一和集中。小说集的十二篇作品绝大多数都致力于故事叙述、弱化思想意义，即使是像《左镰》《天下太平》《地主的眼神》这样蕴含有较强思想内涵的作品，也呈现出强烈故事色彩，思想内涵被有意遮蔽和弱化。

如果将《晚熟的人》与作品问世后莫言的创作结合起来，更可以解释这部作品中蕴含着莫言近期的“故事”追求愿望。《晚熟的人》出版后几年，莫言的创作兴趣转向话剧，连续创作了《鳄鱼》等多个话剧剧本。作为一名优秀的小说家，在创作获得巨大声誉之后，将主要精力转移到新的文体领域（虽然莫言之前也偶尔有戏剧创作，但无论影响力还是创作数量，都远不能与小说创作相比），一时间引起人们的好奇与讨论。在我看来，莫言对戏剧创作的巨大热情，与他对文学意义的理解和对小说文体的认识有着内在关系。莫言在文学“思想”与“故事”之间更看重后者，在当前环境中处于非主流位置，自然会影响他对小说的热情。他不愿意受小说文体——准确说是现代小说文体的束缚，更愿意选择更具“故事”特点的戏剧文体。因为毫无疑问，与小说相比较，戏剧（更具矛盾冲突性）与故事的关系更近。所以说，莫言转向戏剧创作的最根本原因应该在于他对故事的热情，他试图将在小说中未能完成的故事梦想，借助戏剧得到更彻底的释放。这一点，就像1990年代的张承志放弃小说转写散文一样。只是张承志追求的是真实，莫言追求的是故事而已。

其次，更自觉地借鉴中国传统小说观念和技巧，艺术表现更为圆融，同时致力于传统小说艺术的“现代化”探索。与莫言之前创作相比，《晚熟的人》的“故事”中心特征和所采用的叙事方法，都有更浓郁的中国传统小说特点。最突出的是说书人讲述故事的叙述语气，与传统话本小说有颇多相似之处。另外，在细节白描上，特别是人物对话，都有清晰的传统小说的影子。此外，作品在叙事上将传奇性融入日常生活，承接的也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传统。古典小说如《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等，叙述的都是生活化故事，是传奇与日常的融合。从这方面说，《晚熟的人》对传统小说艺术的借鉴已经超越了形式层面，从而进入到精神层面，比较《生死疲劳》《檀香刑》等更侧重文体形式的借鉴，更为自然，也更为圆熟。

《晚熟的人》继承中国传统小说“故事”中心特色，并非守旧，而是创造性地融入了很多新质，试图将中国小说的故事化传统进行现代化的更新。作品在运用中国传统故事技巧的同时也融入了一些现代小说因素。比如《贼指花》就较多运用现代心理描写，特别是其运用的悬念、留白手法，可以依稀捕捉到西方悬疑侦探小说的影子。此外，《晚熟的人》也不像传统小说一样具有迎合读者的意图，它将“我”融入到作品中，经常表达出对生命的理解和感悟，以及对生活的评判，具有较强的自我主体意识。从这方面说，《晚熟的人》的小说艺术具有融合中国传统小说与西方文学的明确意图和实践探索。

最后，将“故事”融汇到现实生活之中，本土主体色彩也更突出。莫言之前以故事为中心的小说作品多是历史题材，如《生死疲劳》《檀香刑》等都是如此，但是《晚熟的人》直接切入当下现实，将故事小说真正融入到现实生活中。而且，作品叙述也有很强的主体性自觉。最典型的表现是叙述者多具有乡村人的身份，至少是根在乡村、与乡村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也就是说，他不是以外在身份来讲述故事，而是以完全的主体身份，呈现出明确的本土性立场。这一点，与中国当代另一位优秀的乡村书写者韩少功构成鲜明对比。他们两人都善于讲述乡村故事，韩少功的《蓝盖子》《马桥词典》等作品也表现了虚实相间的乡村文化。但是二人存在一个较明显的差别，就是韩少功是自觉以乡村外在者身份来观察乡村，而莫言努力追求乡村的主体身份。从审美上看，二者各有特色，难分轩轾，但从中国现代文学史看，乡村外的叙述视角相对较多，而自觉于乡村主体身份的则较为少见。与叙述视角相一致，《晚熟的人》在思想内涵上也具有对民间文化的表现自觉。比如《火把与口哨》等多个篇章或隐或显传达的善恶报应观念，以及作品多处对“早熟”“晚熟”的阐释，既具有对时代变化的调侃，也蕴含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等民间宿命文化。

三、传统的意义及其反思

《晚熟的人》的强烈故事性特点，以及评论界对作品的认识和评价，不只是关系一部作品，而是关联着一个深刻而复杂的问题，那就是中国传统小说观念与现代小说观念的差异，以及如何看待传统小说的问题。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文学的正宗是诗歌和散文，小说属于“茶余饭后的游戏和消遣”。这不只是在其诞生时如此，在此后长期的发展中也是如此。这就带来中国小说的两个重要特点：一是重视读者接受；二是注重娱乐性。自然，故事性就成为古代中国小说家们追求的重要目标。

这种观念在五四新文学中遭遇到极大的挑战。“五四”时期，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市民小说作家们思想比较陈旧保守，在艺术上秉持中国小说的故事传统，与当时大众的审美接受之间有较高一致性，因此赢得了较多的读者。相比之下，新文学思想前卫，但艺术趣味与读者相距较远，读者市场也要惨淡许多。正因此，五四作家对市民小说进行了激烈的讨伐。其批评焦点既在思想，也在审美，也同时针砭到与读者审美趣味直接相连的传统小说观念：“读者所欣赏于他们的，是灵魂的搏战与人格的发展，决不是忽离忽合像做梦似的‘情节’。”9“中国一般人看小说的目的，一向是在看点‘情节’，到现在还是如此；‘情调’和‘风格’，一向被群众忽视，现在仍被大多数人忽视。这是极不好的现象。我觉得若非把这个现象改革，中国一般读者赏鉴小说的程度，终难提高。”10在这样的观念主导下，新文学的小说主流无疑都是重思想而轻形式，对读者的故事性审美趣味很不以为然。正因为这样，1930年代的施蛰存内心对新文学小说观念已有不满，但却“蕴蓄甚久而不敢宣泄”，“心里虽然纠缠着这个问题，但因为到底不敢不承认自十九世纪以来的那些西洋小说为正格”11，于是只能隐藏在心不敢表露。可以说，绝大多数新文学小说家在创作中会努力营构故事，但如果有人指出其作品只是在讲“故事”，他绝对会认为是一种贬斥和伤害。

由此可见，《晚熟的人》所表现出的特点和创作倾向，与中国传统小说观念颇为切近，却与新文学传统相背离。这一问题的内涵相当复杂，远非这里可以辨析清楚的，但总体上说，《晚熟的人》具有很强的探索性意义，值得充分肯定和讨论。

首先，在作品本身层面上。客观说，《晚熟的人》十二篇小说水平不是很均衡，甚至有不够成熟的作品。比如《火把与口哨》的后半部分叙述就存在蛇足之嫌，《斗士》《诗人金希普》《表弟宁赛叶》等篇章的思想性较为浅陋。但其中的优秀篇章，如《天下太平》《左镰》等作品，融思想内涵于精致故事之中，既继承了传统文学的含蓄、曲折和空白之美，体现了巧妙的故事之美，取得意犹未尽、言外之意的审美效果，又超越了单纯的故事美的内涵，展现出故事所蕴含的深层思想和美学意蕴——虽然单纯的故事也有其价值——但如果能兼具思想性和故事艺术，当然更能体现文学的价值，是非常优秀的短篇小说作品。而在小说艺术上，不少篇章能融汇中西方艺术，故事既又通俗趣味又饱含浓郁生活化气息，让中国传统小说艺术融入现实生活，赋予了它们以现代灵魂和本质，也是一种很有价值的创新。

其次，在小说观念上。如前所述，“在中国文学的传统里，小说和词曲（包括戏曲）更是小道中的小道，就因为是消遣的，不严肃。不严肃也就是不正经；小说通常称为‘闲书’，不是正经书。……中国小说一向以‘志怪’‘传奇’为主”12。中国传统小说重视娱乐性，看重读者接受。我并非完全认可这一观念，但故事小说的价值意义不可否定，包括纯粹故事小说也一样。对于这一点，在关于通俗文学地位的讨论中，范伯群、严家炎、汤哲声等学者都已经有过深入分析，这里不多赘述13。而现代作家，施蛰存当年的论述很具针对性意义：“无论把小说的效能说得如何天花乱坠，读者对于一篇小说的要求始终只是一个故事。与其费了一大堆文字去描写一言一动，而终于被多数读者跳过不看，何如以简洁的文体叙述之，使读者在掩卷之后有一个想象体味的余地呢？”14

《晚熟的人》对故事的重视，追求故事的通俗、语言的生活化，以及在故事技巧上的传统色彩，是对中国“娱乐”小说传统的回归，也是一种文学观念的解放。对《晚熟的人》以及莫言这一小说观念和相关作品的认识，我很认同杨扬的观点：“假如偏执于某种既定的小说理念，你或许会觉得莫言的小说太散，没有章法。但对于一个想从小说阅读中获得惊喜和想象的读者来说，莫言的小说是能够给你带来满足和抚慰的。”“总之，在阅读过程中，作为小说的审美元素，对阅读者发生了作用，你不仅注意到了这一细节和结局的作用，而且开始迷恋上了这谜一样的细节和结局，你百思不得其解，你想猜透其中的隐秘，这种沉浸其中的痴迷劲头，不就是我们阅读小说，亲近所有文学作品时所最最期待的吗？”15娱乐性是文学（特别是小说）最基本的功能和魅力之一，失去这一功能，就意味着失去读者，再好的文学同样也难以实现。特别是在今天的背景下，受信息化时代影响，文学的生存和发展都遇到很大困难，新文学与大众疏离的缺陷被进一步凸显，文学（小说）的社会影响力在严重萎缩。《晚熟的人》对小说“故事”传统的回归具有很强的启迪意义。

最后，在对中国传统文学的重新认识上。新文学是在对传统文学的批判和以西方文学为蓝本的基础上诞生的。这具有充分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但也导致新文学在发展过程中严重忽视中国文学传统的特点。这并非说要简单无条件地继承传统，更非回归复古，但是与传统割裂，也必然会割断与民族文化传统的联系，既影响在大众中的接受，也会失去自己的创造性和独特性。从长远看，现代文学终归属于悠久中国文学传统中的一环，这是绝对不可否认的，就像人不能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一样。正如毕晓普说：“必须承认，武断地以西方小说的标准去衡量另一个毫不相干的文学传统中的作品，即便只是为了获得价值判断，也是存在问题的。”16小说创作样式和标准应该多元而不是一元的。文化传统是文学创新的重要前提，只有建立与自身传统的深刻联系，才能真正形成自己的独特个性，才能建立起独立的主体性。就小说创作而言，如现代文学时期作家的批评：“殊不知新文学里的短篇小说，绝不是我们中国文学的正统，绝不是聊斋的文学习惯之继续。试就近年来报章杂志里的短篇小说而观，我们可以约略地看出哪一篇是模仿莫白桑，哪一篇是模仿柴霍甫。至于模仿施耐庵曹雪芹是则，凤毛麟角绝无仅有的了。若是有人模仿蒲留仙，必将遭时人的痛骂，斥为滥调，诋为‘某生体’，现代小说传统不无可反思之处。”17在与传统文学存在较大割裂的现实背景下，今天的中国小说家更有必要对传统进行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和文学是中国小说个性化的重要基础，也是文化血脉传承的必然延缓。这就如伽达默尔所言：“其实历史并不隶属于我们，而是我们隶属于历史。早在我们通过自我反思理解我们自己之前，我们就以某种明显的方式在我们所生活的家庭、社会和国家中理解了我们自己。……因此个人的前见比起个人的判断来说，更是个人存在的历史实在。”18

从这个方面说，《晚熟的人》确实具有一定方法学价值。它借用传统又不拘泥于传统，同时将现代生活融入传统故事之中，力图创造性继承和发展传统。虽然它并非完美，但其意图和途径都可资启迪当前中国文学。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百年文学大系整理、编纂与研究（1900-2020）”（项目编号：22&ZD271）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7 莫言：《晚熟的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15页。

2 莫言、杨扬：《以低调写作贴近生活：关于〈四十一炮〉的对话》，《文学报》2003年7月31日。

3 莫言：《旧“创作谈”批判》，《小说的气味》，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 年版，第 292 页。

4 莫言：《莫言八大关键词》，《莫言文集·碎语文学》，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293页。

5 莫言：《我为什么写作》，《莫言文集·用耳朵阅读》，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286-287页。

6 莫言：《福克纳大叔你好吗》，《莫言文集·用耳朵阅读》，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27页。

8 15杨扬：《关于莫言的〈木匠和狗〉》，《无限的增长》，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42页。

9 沈雁冰（茅盾）：《杂谭》，《时事新报（上海）·文学旬刊》1923年2月21日第65期。

10 玄珠（茅盾）：《评〈小说汇刊〉》，《时事新报（上海）·文学旬刊》1922年7月11日第43期。

11 14施蛰存：《小说中的对话》，《施蛰存全集第三卷：北山散文集》（第2辑），刘凌、刘效礼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29、530页。

12朱自清：《论严肃》，《中国作家》1947年10月1日创刊号。

13参见范伯群《论新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互补关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1期；严家炎《“五四”“全面反传统”问题之考辨》，《文艺研究》2007年第3期；汤哲声《价值与意义——对中国武侠小说的几点思考》，《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2年第1期。

16引自欧阳桢《品尝杏子：中国小说研究法》，《中国叙事：批评与理论》，浦安迪主编，吴文权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21年版，第66页。

17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晨报副刊》1926年3月25日。

18[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伽达默尔著作集》（第1卷），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402页。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