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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俗性中窥见神圣的光芒 ——以《紫山》《凤舞》为例谈爱情书写
来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6年第4期 | 贺绍俊  2026年08月13日11:26

内容提要:爱情书写的整体趋势是从古典时期的神圣性转向现代时期的世俗性。在爱情世俗性的语境中,当代作家有两条路径书写爱情,一是像《紫山》那样,通过爱情进入世俗,书写世俗;一是像《凤舞》那样,从世俗的角度去书写爱情。世俗性并非意味着爱情的神圣性消失了,恰恰相反,作家正以反世俗性的方式抵达神圣的爱情。

关键词:神圣性 世俗性 反世俗性 《紫山》 《凤舞》

2025年读到的两部小说都涉及爱情,但两位作家处理爱情的方式却截然不同,我忍不住要将这两部小说放在一起对照来读,这两部小说一部是孙惠芬的《紫山》,一部是程青的《凤舞》。

从神圣性到世俗性

孙惠芬的《紫山》是一部关于心理剖析和精神救赎的小说。而且小说的结构也非常特别,小说分上下两卷,孙惠芬在上卷专门进行心理剖析,将三个被剖析的人物置于三天和一个村民住宅的小院这样一个逼仄的时空里。这三个人物,一个带着巨大的心理挫伤而死去,另外两个人物则带着对死者的巨大愧疚进入到下卷。在下卷,孙惠芬则是在一个十多年的开放空间里讲述这两个人物是怎么完成精神救赎的。这样一种特别的结构方式就决定了两卷的叙述笔调明显有所不同。不同的叙述笔调完美对应着不同的叙述内容,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孙惠芬在叙述上的成熟和老练。

《紫山》的上卷是一种非常密集的叙述,孙惠芬仿佛有最敏感的神经触角,从人物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就能准确捕捉到人物内心微妙的变化。因此尽管上卷的叙述非常密集,同时也是起伏跌宕,风生水起。孙惠芬通过对人物的心理剖析,既是在写人性,也是在写社会和历史。小说所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我甚至觉得上卷完全可以独立作为一部小说,这样它就将精神救赎的工作交给读者去完成,这将是另外一种有意思的阅读体验。

孙惠芬虽然只写了三个主要人物,但她将这三个人物的外部环境和内心环境都设计得非常复杂。从外部环境看,这三个人物所面对的是一个伦理道德非常完备和讲究的外部环境,在这一方面充分展示了辽南地域文化习俗和传统,以及顽强的伦理观念,众多人物轮番登场,他们既是这三个人物的亲人朋友和乡邻,也是这三个人物的监察和法官,因此这三个人物对待他们一点也不敢怠慢侍候。另一方面,从内部环境来说,这三个人物的精神世界都刻印着复杂的宏大历史叙事的痕迹,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心理活动变得一点也不平面化和简单化。具体来说,在汤犁夫的精神世界里,宏大历史叙事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与西方传教有关,这是辽南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20世纪初以来,西方传教在这里影响很大,这是辽南民间开放性海洋文化浓郁的原因之一。汤犁夫成长于苏家,奶奶虔诚的祈祷对他精神成长影响很大。第二个方面是关于世界革命的宏大历史叙事。这是1960—1970年代的公共政治,汤犁夫被派往非洲参加坦赞铁路修建,在小环眼里,他就是一个国际主义战士。冷小环的精神世界里主要是一个关于知识青年的宏大历史叙事,他的母亲是当年的知青,汤立生则是因为有了一个英雄般的堂兄汤犁夫为榜样,他从小就立下走出山沟、向往城市的愿望,这是那个年代乡村青年最普遍的宏大叙事,又在汤立生这里得到了放大。这些人物身上的宏大历史叙事渗透在他们的骨髓里,成为他们心理逻辑的重要符码。孙惠芬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她对所有的宏大历史叙事都有自己的判断,她不是从宏大和公共的立场去解读的,而是从人性和具体化的立场去解读的。比如,在她看来,世界革命的宏大叙事带来了汤犁夫的虚荣,而汤犁夫一直在警惕着虚荣在自己身上复发。又比如,关于知青运动。她认为,一些城里少女吃不了乡村苦头,就以献身为代价换回权力的庇护,小环就是这一代价的产物。孙惠芬通过对三个人物的心理剖析,也表现出她对许多宏大历史叙事的特别眼光,很值得我们研究。

我发现,孙惠芬在对人物进行心理剖析时,是在左顾右盼,思前想后,她把人物心理的内外因素都想到了,内与外的纠缠,正与反的交锋,她再一层层地剥开,不厌其烦,这也形成了她在叙述上的典型特点——缓慢、复沓,但我们在阅读时并不会感到乏味和疲倦,那是因为缓慢是与剖析的进程相吻合的,而复沓是因为这里面有太多的东西可供琢磨。

我读《紫山》时,不得不佩服孙惠芬在心理刻画上的耐心,她几乎要把几个主要人物的心都揉碎了。当然,我更关注的是这两个人物为什么要那么纠结,他们为什么会走上一条艰难的自我救赎道路。其实,小说从一开始就点明了,汤犁夫和冷小环的自我救赎是由他们之间的一场爱情引起的。但让我感到疑惑的是,他们之间的爱情真的算是一场爱情吗?的确,他们各自对对方心生爱慕,这种爱慕也通过他们的眼神和身肢传达出来了,但他们并没有实质性的接触,哪怕仅仅是牵牵手,也顶多是发生在他们自己的想象里,要说爱情,这也充其量只能说是爱情的萌芽。但汤犁夫和冷小环即使只是停留在爱情萌芽的阶段,当汤立生死去后,他们同样遭受了暴风雨般的精神打击,他们有口难辩。这种暴风雨般的精神打击是什么,是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和习俗。如此我们就明白了,孙惠芬在这部小说里是要通过两个人物的爱情遭遇来表现社会伦理道德对人的精神影响力到底有多强大。爱与伦理的冲突自然构成了小说的重要冲突。汤犁夫本是这里最受人尊重的人物,而冷小环则是一位城市美女,她给小峪沟带来一道光彩,但这些有利因素都在一次不能被人们容忍的爱情前面消失了。他们在村民们的冷眼和蔑视下以极大的诚心办完了汤立生的丧事。丧事结束后,他们不愿沉沦,各自开启了自我救赎之路。孙惠芬用下卷整整一卷的篇幅来写他们是如何自我救赎的。因为本文重点是要讨论爱情问题,对于孙惠芬是如何书写自我救赎的可以搁置不谈。但让我感到困惑的是,这两个人是因为爱情的缘故遭遇到精神风暴的袭击,他们由此而开始了自我救赎,按理说,这种救赎也应该是对爱情的救赎,可为什么孙惠芬在写到两人的救赎时完全回避了对爱情的救赎呢?

我联想到另一部关于救赎的长篇小说,这就是托尔斯泰的《复活》。托尔斯泰在这部小说里也是写到了一个因为爱情而进行自我救赎的故事。小说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是一个贵族公子哥,女主人公是他姑妈家的女仆玛丝洛娃,年轻单纯的玛丝洛娃暗恋上聂赫留朵夫,聂赫留朵夫则借机诱奸了玛丝洛娃,玛丝洛娃怀孕后被赶出了家门,她流落到社会,沦为妓女,又被指控为谋财害命而受到法庭的审判。聂赫留朵夫作为陪审员参加了审判,他认出了玛丝洛娃,深受良心谴责,于是为她奔走申冤,还诚恳地向她求婚,以此赎回自己的罪过。上诉失败后,法庭宣判将玛丝洛娃流放西伯利亚,聂赫留朵夫又陪着她流放西伯利亚。他的行为最终感动了玛丝洛娃,也使她重新爱上了聂赫留朵夫。但她为了不损害聂赫留朵夫的名誉和地位,拒绝了与他结婚,而是与一个革命者结婚,以这种方式让聂赫留朵夫放弃与她结婚的念想。在这部小说里,主人公的自我救赎是紧紧围绕着爱情展开的。聂赫留朵夫最初对玛丝洛娃诱奸,根本没有爱情可言,但当他意识到是自己导致玛丝洛娃的堕落,他决定要赎回自己的罪过,于是开启了自我救赎之路,在救赎的过程中,爱情既是救赎的动力,也是救赎的结果。他逐渐看清了玛丝洛娃被凌辱身体内一颗晶亮的心,他真正爱上了她。玛丝洛娃在聂赫留朵夫的被动推动下,也进行了一场自我救赎。她在救赎中重新唤醒了她对聂赫留朵夫的爱情,自我救赎的同时也使她本来懦弱的心蜕变成一颗强壮的心,她听从革命者的召唤。对于托尔斯泰来说,爱情是神圣的,是引人向善向美的源泉。因此托尔斯泰在写到聂赫留朵夫的救赎时,一定会强调爱情所起到的作用。他写聂赫留朵夫对玛丝洛娃的赎罪,其起点便是最初纯真感情的泯灭,最终不仅诞生了对玛丝洛娃的真诚的爱,而且这种爱升华为对上帝和人类普遍的爱。显然,托尔斯泰并不是将爱情完全看成是个人化的私情,它可以与更高层次的博爱精神衔接起来,这大概也是托尔斯泰心目中的“复活”吧。

同样作为救赎小说,爱情在这《紫山》里有着截然不同的遭遇。在《复活》里,爱情不仅参与了救赎,也是救赎后的收获。而在《紫山》里,爱情仅仅是救赎的缘起,在救赎过程中爱情也逐渐被淡化。我们可以认定《紫山》里汤犁夫与冷小环的相互爱恋是纯朴的,汤犁夫与冷小环通过自我救赎后也达到了一种博爱式的精神境界。但孙惠芬并没有在两人救赎后的精神境界里给爱情留下位置。我们可以仔细地分析一下孙惠芬在《紫山》里是怎样处理爱情的。

在孙惠芬看来,爱情从来不是单纯的男女两情相悦的自由表达,它受制于伦理道德的约束。冷小环作为已婚的女人,却移情于汤犁夫,汤犁夫同时也暗恋上这位堂弟的新婚妻子,他们这样的爱情自然是不被伦理道德所允许的。两人也深知自己的情感是犯忌的,因此他们要努力压抑自己的情感。孙惠芬同时也写出了他们两人产生这样的爱情是具有合理性的。冷小环决定嫁给汤立生,并不完全是她真正看上了汤立生,只是觉得汤立生能够成为她摆脱困境的依靠,因此当她随汤立生来到小峪沟,遇到她所心仪的汤犁夫时难免心动;更为重要的是,她发现在这个偏僻的山村,汤立生作为丈夫却无法给予她最放心的保护,真正能够保护她的是汤犁夫。小峪沟的风俗是不管谁结婚,都要在头天晚上请村干部,小环就是在这天晚上和汤立生给村干部敬酒时,被村长宫占魁镇住了。“刚挨近桌子,他就向她投来火热的目光,那目光直逼身体内部,是能够挑起你的欲望而看不出任何邪念。”“宫占魁当然不断地向她发起了挑衅。小环感到了巨大的无形的危机。小环在这样的处境里有时会大声喊汤犁夫,通过这种方式让宫占魁有所收敛。”1小说非常真实地呈现了现实的复杂性,一方面爱情受到伦理道德的约束,另一方面伦理道德在权力面前又变得无能为力。宫占魁这个小小的村干部,冠冕堂皇地以伦理道德尺子衡量他人,自己却可以肆意践踏伦理道德的标准,小峪沟的年轻女子都有可能遭到他的欺负。汤犁夫深知宫占魁的心机,他有一种要保护小环的自觉,因此只要听到有车来,就会从墙外绕过来。这时候,小环就隐隐看到了这两个男人的暗暗较劲。但细细想来,当孙惠芬写这两个男人的暗暗较劲时,在她的心思里,还包含着爱情的成分吗?汤犁夫暗暗爱恋着冷小环是没有问题的,然而在他与宫占魁较劲时,他并不是理直气壮的,他并非被宫占魁的权力所吓住,而是因为汤犁夫自己有一种理亏的感觉。因此孙惠芬细腻描写了在这内外交合的复杂处境里每一个人的细微的心理变化。比如,等宫占魁把车开走后,小环看到的是汤犁夫的惊恐,以及他的雄心。她等待着汤犁夫对她说点什么,可是因为屋子里还有疯嫂子,汤犁夫就什么都没说,只是深情而痛楚地看她一会儿就走开了。当孙惠芬充分地将他们几个人的心理完全摊开了之后,她便这样概括冷小环:“她像一个含苞待放的花蕾,在厢房里经历了漫长的等待……等待是痛苦的,也是美好的。”但是,真正自由的爱情要冲破一切外部和内部的樊篱,让它纵情地绽放,是多么地不容易呀!我读孙惠芬的这部小说,最大的感慨就是这一点,甚至我在想,孙惠芬最后写汤犁夫和冷小环获得精神自救后,为什么这两个相互爱恋的人儿又没有走到一起去呢?这或许也是孙惠芬的一种妥协,她作为作家一定感到了现实社会对于爱情所设置的樊篱实在是太过强大。但必须承认,孙惠芬并不是要站在伦理的立场一味维护伦理的合法性,她也不会偏激地将爱情捧上至高无上的地位,而绝对否定伦理在现实中的作用。她只能采取一种妥协的方式,这就有了小说中的“也对也不对”。“也对也不对”是汤犁夫妻子冯玉凤的口头禅,冯玉凤头脑不清醒了,但这显然不是仅仅当作一个疯女人的呓语而设计的,这其实是孙惠芬处理爱情与伦理冲突时的一种策略。在孙惠芬看来,“也对也不对”是人们难以摆脱的命运,谁也不能真正摆脱,这也正是人生普遍的真相。这就是说,“也对也不对”这样一种悖论式的思想状态,揭示出人生哲学面对现实考验的严峻性,孙惠芬要挑战的就是这样一个关乎人生哲学的命题,即使“也对也不对”是人生普遍的真相,但她仍然要对人们进行清晰的心理剖析——因为孙惠芬相信,只有通过这样的心理剖析,我们才能在精神上获得自救。

现在我要将《紫山》和《复活》作一个对比性的解读了。如果说,托尔斯泰在《复活》中是秉持着爱情的神圣性进行爱情书写的话,孙惠芬在《紫山》里则是去掉了爱情的神圣性光环,让爱情落地至世俗的现实之中。事实上孙惠芬是通过现实伦理对爱情构成了极大伤害,她无法像托尔斯泰那样以神圣性营造一个爱情的幻境。在孙惠芬所设计的伦理环境里,冷小环和汤犁夫自然不可能实现他们的爱情,否则就是对现实伦理进行的一次颠覆性行动。这将与小说的救赎主题相去甚远。当然也可以看作是孙惠芬对现实的一种“妥协”,是对现实樊篱过于强大的承认。但更深一层看,这种结局意味着一种东方式的、更贴近生活本身的智慧。他们通过救赎获得新生,但这个新生不是爱情的圆满,而是人格的独立与精神的平静。他们放下了对彼此的执念,回归到各自的、不再被负罪感捆绑的生活中。爱情在这里,没有被神圣化,而是被消化了。当然,托尔斯泰在《复活》中所写的爱情也是为救赎服务的,虽然主人公最终没有回到原来的爱情,但爱情的神圣性与救赎的目标是相一致的,是爱情引导主人公磨砺自己的道德,获得灵魂的净化。

仍然将话题拉回到爱情上。对比《复活》与《紫山》,也证明了爱情在文学史的大河里是游移不定的,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爱情观。以托尔斯泰为代表的古典时期的爱情是难以在现代人的身上“复活”的。古典时期的爱情,即使导向悲剧,也往往具有某种崇高或震撼人心的力量。进入现代以后,文学中的爱情不再神圣化,不再追求惊天动地的灵魂洗礼,而是变成一种琐碎的、飘忽不定的甚至带有自毁倾向的个人体验。当代社会的爱情观本身就是分裂的。也许我们在消费文化中仍能看到大量与现实严重脱节的爱情神话,但在严肃作家的笔下,爱情面对经济压力、阶层差异、家庭责任、职场竞争等各种世俗的冲击娇妍不再。爱情从古典时期的神圣性到现代时期的世俗性,这就是它在文学的整体趋势。

从世俗性到反世俗性

程青的《凤舞》把我对爱情的思考引向了另一条路径。程青的小说基本上都可以归入家庭小说范畴,婚姻爱情自然是其重要的内容。读她小说中的爱情,大致上也印证了爱情从神圣性转向世俗性的书写方式。比如她的《盛宴》讲述的就是一个美丽爱情如何轻易碎掉的故事。小说写了一个高档小区里一些知识精英们爱情婚姻,表面上看显得无比风光,但背后都有各种世俗的烦恼。不要看恋人们在说到爱情时都是海枯石烂式的信誓旦旦,但爱情并非坚不可摧,它是那么的脆弱,“比一只玻璃杯还易碎”①。

程青写《凤舞》延续了自己的写作思路,这部小说写了一个江南小镇上一群中学同学的友谊和人生命运,其重点仍在写人们的婚姻和爱情,也基本上是围绕着世俗性这一点来写婚姻和爱情的。但不同寻常的是,她在小说中专门塑造了一个在婚姻爱情上完全反世俗的女性形象,这个女性形象就是凤舞。而且很显然,程青是以赞许的态度来塑造凤舞的,那么从这里也能看出她在爱情观上的不同信息。这种不同信息集中体现在她对凤舞形象的塑造上。她在小说一开始就表示她一直想要写一个最优秀的女人,许多人物原型都在她的脑海中活跃,最终凤舞这个形象越来越清晰,她认定了凤舞就是她所要写的最优秀的女人。这个最优秀的女人是什么模样?且看程青为凤舞描绘的一张标准照:她独自临窗坐着,穿着雪白的衣裙,涂着鲜艳的红唇,面前放着一只透明的杯子,一切都好像飘浮在空气中,她脸上绽放着幸福的笑容,妩媚多情的大眼睛里却泪水盈盈。这么端庄优雅,又这么含情脉脉,任谁看了都会动心的。程青把凤舞当成自己的闺蜜来写,从凤舞的小时候写起,一直写到她的今天。我看了小说以后,觉得程青确实塑造了一个非常有个性、非常不一样的人物形象,不过我也会想为什么程青就认定了凤舞是她最值得赞美的人物,因为用任何一种标准来衡量似乎都框不住凤舞,所谓任何一种标准,是指中外文学经典所形成的、具有广泛公共性的一些基本模式,如贤妻良母型、女强人型、争取独立自由型,等等。但程青认定凤舞是她心目中的最值得称颂的女人,程青的标准是什么?我理解程青的标准,她的标准就是纯洁和本真。凤舞有一颗水晶般的干净的心,同时也是一颗坚强的心,一颗宽容的心。

小说中写到凤舞在事业上最为风光的时候,人们感叹她应该升得更高,但就因为她自己不去争取所以错过了很多机会,这时候小说中程青的化身“我”就说话了,这是因为凤舞心里太干净了,小说这样描述凤舞:“她在社会上混了那么多年,有时候看上去单纯得像个孩子,热情起来就像一团火。”小说就是从爱情、亲情和友情这三方面写凤舞是怎么单纯得像个孩子的。但凤舞又是在爱情、亲情和友情上深深受到伤害的人,她出生在一个几乎没有亲情温暖的家庭里,不仅父母,连她的四个姐姐都可以随时欺负和羞辱她。她生活的家庭是一个完整的原生家庭,但在一个完整的原生家庭里,凤舞却得不到半点亲情,凤舞直到她中年之后在给父亲上坟时想要给父亲说的话是,“我这一辈子都没有看到我爸爸对我露出发自内心的笑容。”看到这里真的为凤舞感到心疼。但这样的经历并没有把凤舞变得心里漆黑一团,相反,她的心始终是干净的,她在家里得不到丝毫的亲情,但她对家里所有人反馈的却是亲情。她的心既干净又坚强,这正是她胜过好友孙大姐的地方,孙大姐也是一个受到爱情和亲情双重打击的女人,她经受不了这样的打击,自杀身亡,小说写道,她是被爱情和亲情杀死了。另一个女人吕素静,是她的中学同学,也一直是她的情敌,吕素静也有一颗坚强的心,但吕素静的心不像凤舞那样还是干净的。既干净,又坚强,同时还宽容,凤舞这样的女人的确太优秀了!这是一个极其光彩夺目的女性形象,程青塑造的这个女性形象,她超越了既往所有的书写模式和评价体系,她强调了一个女人的本心,以及女人怎么以本心去应对纷繁复杂的人世间。

程青反复强调凤舞的心地干净,是要为她书写凤舞在爱情上的反世俗作铺垫的。我们先来看凤舞在爱情上的表现。凤舞的爱情发自内心,是完全从爱出发的,没有半点私心杂念。但她的爱情又是无所畏惧,无视世俗的种种约束和禁忌。比如在少年时代,一个被称为痞子王的魁五在社会上留下很多劣迹,女孩子们都避之不及,凤舞听说有些难事只有魁五能够办妥,便独自找上门去,请求魁五帮忙。在与魁五直接交往时,她一扫人们对他的成见,反而认为他是一个豪爽的热血青年,在一来一往中,痞子王魁五不仅开启了她的爱情之门,而且还让她有了相信自己的勇气。在中学时代,凤舞是一个不被老师重视的落后生,只有体育老师方老师对她另眼相看,鼓励她参加体育运动,细心辅导她练习长跑,凤舞从方老师那里获取了关怀和温暖,她真心感谢方老师,两人就在这和谐的情境中相爱了。凤舞根本不在乎中学生不能恋爱,也不在乎方老师是比她年龄大很多的一名老师,她就如此无所顾忌地让自己的爱情种子破土生长,尽管他们的恋情处在一种隐秘的状态下,但因为凤舞毫无思想负担,他们的情感发育良好。后来她的爱情之旅十分坎坷,以常情来看显然是很不美满的,她在爱情中受到的伤害也很大。凤舞谈起这些伤害时却云淡风轻,相反,她对自己的爱情经历很满意,丝毫不减她灿烂的笑容。这就是因为她是以不一样的爱情观来对待爱情的。她说:“爱情会让你受罪,会折磨你,打击你,摧残你,会让你痛苦难过,甚至伤心绝望,我真是怕了。”但她同时又说,“爱是没有错的,没有爱才是错的。”当有人认为凤舞在与方老师的相爱中什么都没得到,为她打抱不平时,她说,“如果什么都没得到,就要彻底否定那段关系,把以前所有的好都一笔勾销,我觉得太不应该这样了。爱不是索取,更不是勒索。”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凤舞没有将爱情单纯视为一种个人的情感需求,而是将爱情当成个人精神的自由实践。传统爱情观中的排他性、永久性和占有欲都对她失效了,比如她再次见到方老师后,特别有幸福感,说自己“体会到了书里说的那种爱情”了。但方老师接下来的行为大大伤害了凤舞的感情。方老师回家乡结婚了,还与吕素静保持着亲密关系。若依传统爱情观的排他性来看,这段爱情完全被摧毁了。凤舞虽然也很伤心,但后来她不仅接受了这一现实,而且还宽容了方老师。凤舞是这样自我反思的,“为什么爱得越深,越希望爱的人只属于你一个人?爱不是让人变得心胸宽广的吗?我怎么感觉反而变得狭隘自私了?”到最后,她并不把方老师所爱的另外几个女人视为情敌,而是共同称其为“我们”,她说,“方老师爱我们,我们也都爱他。”小说中那位作为程青代言人的“我”听了凤舞这么说时“竟无言以对”,我读到这里时的确也是“无言以对”!无言以对,无非说明了凤舞的言谈举止太颠覆我们共同守护的爱情观了!程青并没有要以此否定现在大家共同拥护的爱情观,但她发现了,凤舞这样一位不受传统爱情观约束的女性,也许她的人性发展更加健康,她的精神世界更加敞亮。但程青又在提醒人们,凤舞能这样对待爱情是因为她有一颗水晶般的干净的心。程青在小说中自始至终都在强调凤舞内心的干净是有道理的。因为凤舞在爱情上所有反世俗的举动和观念,都没有沾染半点庸俗化的东西,完全是听从内心的召唤,是一个女人本性的表现。

毫无疑问,凤舞在爱情上的举动和观念体现了一种浸透着现代精神的爱情观。它不是传统的,不是守旧的,却又与现实中公认的世俗观念相冲突,凤舞在爱情上的反世俗恰恰因为在现代精神感召下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她在爱情中始终保持着强烈的主体性,她勇敢并快乐地朝着自由解放奔去,因此我们也不能以世俗的观念来指责她。比如她与方老师的爱情,也许从世俗的眼光来看,她这不是甘愿做一个男人的小三吗?但凤舞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同另一个女人争名分,也从来没有产生依附于一个男人的心理。她就是顺应着自己的本性,去自由地爱她所爱的人。凤舞是一个崭新的人物形象,尽管我们还不能说这个形象就是一种新的爱情观宣言,但凤舞是以反世俗的姿态,在我们习以为常的爱情空间里果断地推开了一扇窗户,让我们看到窗外是一片蔚蓝色的辽阔天空。

结语:反世俗是另一种神圣性

将孙惠芬的《紫山》和程青的《凤舞》这两部小说放在一起讨论,就可以发现,在当代爱情世俗性的语境下,作家处理爱情有两条不同的路径。一条路径像孙惠芬那样,通过爱情进入世俗、书写世俗。就像《紫山》,通过一次还处在萌芽状态的爱情,写世俗伦理的强大,写人物在伦理压力下进行精神救赎之艰难。爱情从萌发的那一刻起就背负着伦理的重负。冷小环对汤犁夫的爱意是自然的、本能的,但这份自然情感恰好撞上了婚姻伦理、乡邻目光和自我道德感的铜墙铁壁。爱情在这里不是解药,而是毒药——它直接导致了汤立生的死亡,也让两个活着的人背负了长达十多年的愧疚。孙惠芬的深刻之处在于,她并没有让爱情本身成为救赎的力量,相反,人物需要通过“消化”这份爱情来获得救赎。另一条路径则是像程青那样,从世俗的角度去书写爱情,充分写出爱情的世俗性,写出世俗性对爱情的伤害,写出世俗性下爱情的脆弱。程青以往不少小说都是以这样的思路去写爱情的,大多数作家如果从这一路径来写爱情的话,基本上也是按这样的思路去写的,仿佛这样的思路是一种常规化的思路。但是程青的《凤舞》却提供了一种反常规的写法,当她从世俗性进入爱情时,她为了捍卫爱情的神圣性,便让爱情以反世俗的姿态出现。比如在凤舞看来,爱情从来不是罪责,而是自我确认的方式。即使在方老师伤害了她之后,她仍然能说出“爱不是索取,更不是勒索”,甚至将情敌纳入“我们”的共同体。这种处理方式,让爱情从伦理的重负中解脱出来,成为一种近乎纯粹的精神实践——这不就是一种神圣性的表现方式吗?

这或许说明了一个问题,尽管从整体趋势看,文学中的爱情书写从古典时期的神圣性转向了现代时期的世俗性,但在绝大多数作家的心目中,爱情仍然是神圣的,他们从世俗性中能够窥见神圣的光芒,只不过这种神圣不是乌托邦里与现实隔绝的神圣,而是降落在大地,化身于世俗之中;只有心地干净的人,才能感受到它的温暖,并伴随着爱情升华至澄澈的天空。

注释:

1 本文所引小说原文,均出自孙惠芬的《紫山》,人民文学出版社2025年版。程青的《凤舞》,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5年版,不再另注。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