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杨绛的文学生涯横跨现代与当代，其当代文学创作与翻译实践之间存在深刻的内在互动。其首部译著《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1948）长期处于研究边缘，相关讨论多停留于译介事实层面。重返该译著发生的历史语境，通过对读副文本、出版档案与相关史料可发现，该译著的出版作为“英国文化丛书”之一，实际构成了“二战”后英国文化协会在华的一次文化外交事件，亦是杨绛由战时上海日常经验通向当代文学创作与翻译生涯的“前史”。通过对跨国出版机制、中英学人网络以及译者“战时—战后”的日常经验三条路径展开分析，考察作为女性作家兼译者的杨绛在极端历史语境下的情感结构与主体意识，及其对日后当代文学书写的潜在塑造，可为重审翻译与当代文学之间的内在关联提供历史案例与理论拓展。

关键词：杨绛 《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 “翻译事件”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述谱系中，杨绛兼具“作家”“译者”与“学者”的多重身份。其文学创作《干校六记》《将饮茶》《洗澡》《我们仨》等已是当代文学的经典作品，译著《堂吉诃德》《小癞子》亦在中国翻译史中享有重要地位，并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与西班牙的文化外交中发挥了积极作用。1986年，西班牙国王授予杨绛“智者阿方索十世大十字勋章”的荣誉，以表彰其对西班牙语文学传播的贡献。然而，相比西语名著，无论从文本体量、传播范围、文化影响力还是学界关注度来看，她于1948年出版的译著《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长期处于边缘位置1，仅在各类杨绛传记及研究资料中占据寥寥数行，其所嵌入的社会历史语境及潜在的跨文化意义因此被遮蔽。这部译著的出现恰好发生在1949年这一文学史重要节点的前夕，成为杨绛由民国时期文学经验通向当代文学生涯的过渡性文本。考察其何以“发生”，不仅有助于补全杨绛当代文学创作“前史”被忽视的知识谱系，也为理解翻译活动如何参与当代作家主体的塑造提供具体案例。杨绛曾在《记我的翻译》一文中回顾了这部译著的翻译情境，留下自述性材料：

我很拘谨，因为还从未翻过书（小册子可算是书），结果翻得很死。小册子里介绍的许多新书。包括传记、批评、历史、政治、宗教、哲学、考据等，我都没读过。翻译书题最易出错。所以我经常向我们的一位英国朋友麦克里维（H. McAleavy）请教。例如《魔鬼通信》（The Screwtape Letters）就是由他讲解内容而译出的。2

可见这部译著的缘起并非个人翻译实践，而是发生在一个由中英学人、文化机构与出版机制共同构成的跨文化网络之中。相较之下，学界对杨绛在1949年以后的翻译活动已有较充分的讨论，已有研究多将其置于译者研究的谱系中，赋予其多重社会文化意义。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杨绛的翻译生涯“是对一系列政治危机的迂回绕道”，“她的翻译是不完美的现实和理想化的社会改革可能性之间的调停”3。该视角揭示了她以翻译为媒介与外国文学、语言形式及自身所处社会历史语境之间持续展开的动态协商过程。

借鉴这一思路并将视野前移，则不难发现《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的翻译与出版，恰好发生在“二战”结束后这一具有全球史意义的时刻。在现代中国转型的重要节点，战后文化秩序的重建不仅包括自身内部传统的更新，也需汲取外部资源。这部译著的翻译缘起、过程及背后的“人/事”关系，折射了战后中国文化机构与学人在重建社会文化秩序时与英国文化资源在多重层面的具体接触方式。近年已有学者将其视为考察钱锺书与杨绛战时、战后译介英国文化概况的重要文本，这一判断有合理之处。然而，杨绛作为“直接”译者的主体性不可忽视，“译者主体的介入贯穿于翻译的整个生成过程”；将翻译活动置于复杂关系场域中“从静态走向动态”的讨论，4亦正是当下译者研究强调的“主体化要求”。因此，杨绛的翻译与其同时期的文学创作、文化交游及日常生活相互关联，共同构成跨文化主体参与的多重历史场域。由此出发，作为“文化现象”的译者杨绛及其相关“人/事”关系，便不再是个别活动，而是“集体地构成一个文化现象，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下参与、回应、协商以至影响一些重要文化问题，甚至是具体地对独特文化问题作出回应”5。本文以“翻译事件”为理论尺度，重返“二战”后中英文化外交的历史现场，进一步揭示“作为译者的作家”与“作为作家的译者”在复杂文化场域中的位置。

一、文化外交事件中的“英国文化丛书”：战后文学传播与跨国出版机制

无论是杨绛所译的《一九三九年以来的英国散文作品》（Prose Literature Since 1939）于1948年在中国的出版，还是溯源其1946至1947年在英国的成书发行，皆非孤立的文学行为，而是被嵌入“二战”后英国的一套文化国际传播机制中。“翻译事件可能指向不同的交际目的而产生不同的翻译产品”6，透过这一视角，该文本在不同历史节点与传播场域中承担着差异化的跨文化功能。构建基于文本内外的翻译“事件”，既包括考察译者对“翻译环境、出版策略、读者市场”等“翻译外”因素的能动性，也包括“翻译文本、翻译策略、翻译目的”等“翻译内”因素7。该书正是在特定的跨国传播机制中被生产、选择并转化为符合中国社会语境的文化文本。该书原作者约翰·黑瓦德（John Hayward）8为20世纪英国知名学者、批评家与目录学家，毕业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杨绛的中译本于194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英国文化丛书”十二册之一。这套丛书被译介并出版于1948至1949年间，书目结构丰富，系统呈现了英国社会与文化面貌：既涵盖社会运动、现代科学、工业、教育、图书馆、土地利用等领域，也包括对英国文艺概况的集中展示。尤其是“一九三九年以来”系列四册——诗歌、小说、电影与散文——分别概览1939年英国进入全面战争以来的文学艺术发展情况。其英文原版属于英国文化协会（British Council）组织出版、朗文-格林出版社（Longmans,Green and Co.）发行的“英国艺术系列”（The Arts in Britain），出版于1946与1947年。“Since 1939”系列除被译入中国的“散文”（Prose literature）、“电影”（Films）、“小说”（Novel）、“诗”(Poetry)四部外，还包括“芭蕾”（Ballet）、“戏剧”（Drama）、“音乐”（Music）和“绘画”（Painting）9等未被译入的类别。无论是在英国本土的出版还是在中国的译介过程，“二战”时期英国文学艺术的发展都被赋予特殊的现实意义。这一围绕“战时经验”的选题策略，通过战争记忆与文化生产的结合塑造当时英国的精神形象。

在彼时中国语境中，“英国文化丛书”的译介更进一步转化为具有明确外交意涵的文化事件。负责译介的委员会成员有：朱经农、林超、钱锺书、萧乾、杰弗里·贺德立（Geoffrey Hedley）和亨利·麦克利维（Henry McAleavy）等中英文化人士。其人员构成本身即体现了跨文化协作网络的形成。“英国文化丛书”出版时，时任光华大学校长兼商务印书馆总主编的朱经农为丛书作《序》，将战后英国与中国共同面临国家重建处境作为对话起点。他从中英两国战后境况的对比出发——英国维持战时配给制度，而中国“市场紊乱，物价腾跃，几于无法控制”10，进而追问英国人的哪些“立国精神”值得中国借鉴。他从英国人追求实用、公道待人、守法、体谅容忍、不走极端、爱好自由又富于自治等特征出发，并以“伦敦大轰炸”时英人的顽强抵抗和“铁塔尼大邮船”撞上冰山后乘客的反应为例，称赞其临危不乱精神，主张“取人之所长，以补我之不足”。在《序》的结尾，他对丛书的翻译概况与出版目的作以说明：

现在的英国文化委员会，请国内知名人士，译述英国文化丛书，想把英国人的生活和思想，以及他们近年来对于文化的贡献，介绍于国人，我觉得用意很好。况且担任译述的，都是很有学问，下笔谨慎的学者，将来各书出版，一定很有价值；并且有许多地方，可供我国建国的参考。11

若以“后见之眼”重读此《序》，朱经农对英国文化的认可与他对战后中国社会现实的忧虑密切相关。尽管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已宣告中国抗战胜利，但战争对社会秩序、经济物质与民众身心的摧毁，使战后重建面临艰巨挑战。因此，“英国文化丛书”的译介既是出版行为，也是战后中英文化互动的具体实践；既属于翻译史的范畴，也被置于跨文化交往史与战后外交史谱系。在这一传播机制中，译者与编委会成员构成的跨文化网络成为关键中介，可以展开涵盖翻译史、出版史与跨文化交流史的多维研究。换言之，译者主体性并非抽象的个人选择，而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与传播机制的牵引下逐步生成。

具体到《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而言，1947年英文初版本中关于本书与作者的两段介绍性的文字被完整译入1948年的中译本，201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杨绛全集·第九卷》亦收录这段译文。书中的介绍性文字中提及黑瓦德在战前担任《纽约太阳报》（New York Sun）驻伦敦的文艺通讯员等履历12之外，特别指出“战事初起，他回到剑桥，按期为本国情报部批评新书”13，说明其写作具有政治意涵。这一点在杨绛译本“引言”中亦有印证。全书首句即明确指出：“本文目的，要把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那五年战争期间英国散文学的成就（除却小说），向英伦三岛外的读者作一个尝试性的报告。”14可见，该书在原初写作阶段便已将“英伦三岛外的读者”设定为预期接受对象，写作本身即预设了对外传播的意图，并以世界大战这一全球史维度中的共同记忆为背景。换言之，《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从源头便属于战后英国对外文化传播的一环，其在1948年中国的译介则是该机制在东亚语境中的具体展开。若将“英国文化丛书”的跨国出版视为一次文化外交事件，则译著不仅是文学史上的译本，更是战后国际文化秩序重构过程中通过翻译实现的文化形象塑造。

将这一翻译事件置于1948年的中国历史语境中，便能发现它与当代文学发生期的多重线索相互交织。一方面，“二战”结束至新中国成立这一短促而剧烈的历史时段，是当代文学得以孕育的临界场域；另一方面，作为译者的杨绛恰处于由战时上海“孤岛”作家身份过渡至当代作家身份的关键节点。“英国文化丛书”的跨国出版，以隐性的方式参与塑造了这一过渡阶段中国知识人对外部文化资源的接受方式与情感认同，亦由此进入当代文学的“前史”。

二、“翻译事件”中的“人/事”关系：译者、机构与战后跨国文学场域

如果说宏观文化传播机制揭示了“英国文化丛书”作为战后中英文化外交事件的生成逻辑，那么在具体运作层面，这一机制必须落实为由译者、学者与文化机构等行动主体构成的“人/事”网络。1947年黑瓦德的著作在英国出版，次年9月即由商务印书馆发行了杨绛的中译本，时间衔接如此紧密，正是文化传播机制在跨国空间高效运转的结果。固然原著篇幅较小，为翻译提供了技术条件；但更为关键的是丛书的组织方式、书目选择、出版程序的协同运作，以及编委会成员所构成的跨国学人网络。在理论层面，刘云虹将哲学意义上的“事件性”引入翻译批评研究，提出“翻译批评事件的构建需要一定契机”，并强调“能否把握时代和环境提供的机遇”对事件发生具有“决定性作用”15。这一意识同样可扩展至翻译史与文学研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国文化丛书”由“英国文化委员会”负责编辑，六位成员中，朱经农、钱锺书、萧乾、林超为中国学者，贺德立、麦克里维为英国成员。杨绛回忆翻译过程时提到自己曾向麦克里维请教，这一细节提示我们：翻译实践本身即嵌入编委会内部的跨文化互动之中，人员结构本身已形成了一场以“人”为中心的中英文化交往事件。

四位中国学者中，除朱经农自述未曾赴英外16，其余三人皆有留英经历。钱锺书1935年至1937年就读于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林超1938年在利物浦大学获地理学博士学位；萧乾1939年赴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今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任讲师并兼任《大公报》驻英特派员，1942年入剑桥大学英国文学系，1944年任《大公报》伦敦办事处主任。三位留英学者长期处于中英交往前沿，其知识结构与交往经验，使他们具备连接两种文化空间的中介能力。朱经农虽未亲赴英国，但他在《序》中称赞英人的“中庸之道”：“对于一切制度，主张和平的改善，不采猛烈推翻的手段”。 17他在早年的《中庸的政治哲学》中亦梳理中庸思想与儒家传统及当时政论学说的关系18。其思想取向与对英国文化性格的理解之间存在内在呼应，为丛书的选题与译介赋予了价值导向。

编委会中两位英国成员则进一步强化了这套丛书的跨文化属性。据吴学昭记载，钱锺书1946年任暨南大学教授后不久，时任英国文化协会主任贺德立19慕名求见，其中文名亦出自钱锺书之手20。英国文化协会（British Council）成立于1934年，初名“英国对外关系委员会”（British Committee for Relations with Other Countries）21， 1940年正式更名为“英国文化协会”（British Council），亦译“英国文化委员会”，现通常译为“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该机构自创设之初即承担官方文化外交职能。1946年《教育通讯（汉口）》转载《泰晤士报》文章《十年来英国文化协会》，称其“截止目前为止，已在四十个国家设有文化专员或办事处”22，并在大城市设立英国文化中心。“二战”后英国政府将其定位为“法人团体”（corporation body）而并非政府部门，试图借其“独立地位”（independent status）更好地助于文化传播工作。贺德立自1945年进入英国文化协会，1946年至1952年任上海办事处主任。其同事葛礼尔（Lynda Grier）在《泰晤士报》撰文回忆，正是在贺德立主持下协会上海机构才得以建立，并设立了英国文化中心（British Council Centre），艺术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24。一方面，作为英国对外机构的工作人员，贺德立在华活动有明显政治意图；另一方面，这亦表明大国间的文化外交最终落实为具体而微的日常交往实践。正是在此意义上，包括《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在内的丛书，经由贺德立、钱锺书等策划，邀请中国学者翻译，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其出版、编辑与翻译过程，构成战后中英文化外交的一次重要事件。

这种以具体行动者为核心的分析路径，可视为一种“关系思维”，即“将对象放到语境中、放到关系网络中、放到结构中去认识”25，与翻译研究中的“社会学转向”形成呼应。译者作为“社会化的个体”，在其社会地位与个人及集体过往的影响下持续建构自身社会身份26。据此，翻译史研究不再将译者视为孤立的文本转换者，而是考察其多重身份、所处网络中的位置，以及在互动关系中形成的行动策略。

另一位英国成员麦克里维在杨绛翻译过程中给予了具体帮助。相比贺德立，他有更丰富的在华生活经历与中国文化知识素养，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译文准确性。他亦曾在驻华英国外交部门任职，使翻译实践与外交语境之间形成更复杂的关联。麦克里维生于曼彻斯特，因被中国影星黄柳霜吸引而进入剑桥三一学院学习中文，并专攻19世纪晚期中国小说。1935年抵华，在北京任中学英语教师，1940年加入设于上海的英国使馆信息部27。他后来成为著述颇丰的汉学家，代表作包括《中国近代史》（The Modern History of China,1967）、《黑旗军》（Black Flags in Vietnam: the Story of a Chinese Intervention,1968），以及关于王韬、苏曼殊、溥仪的专题研究，并译有赛金花传记（1959）。这些学术履历使其既是文化外交体系中的行动者，也是知识生产的重要参与者，进而在翻译事件中扮演了兼具政治与学术双重维度的角色。

据英国文化协会的官方文件记载，“二战”期间（1942），协会即与教育部门联合邀请盟国代表讨论战后教育合作28。在战后国际秩序重建初期，英国文化协会在华展开多项文化交流活动，如在高校举办演讲29、赠书30、设立奖学金邀请中国师生赴英讲学与学习31。1947年冬，钱锺书又担任英国文化协会留英学生派送委员会主任32。至此，一个以译者、编委、出版者与对外文化机构为主体的跨文化社会网络已然成形。这个以“人”为核心的中英文化外交事件，构成杨绛译本诞生的外部条件。尽管直接相关细节资料有限，但通过重组既有文人交往与文化外交史料，仍可勾勒出一条发生于1940年代末战后文化重建语境中的中英交往脉络：在“译者—编者—出版商—对外文化机构”的多向互动中，文化传播机制得以具体化为可操作的实践过程，而翻译事件正是在这一多元网络中获得其历史形态。

三、“多重隐身”与当代写作的发生：杨绛的“翻译—写作”互动

在前文揭示的文化传播机制与跨国学人网络中，《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得以作为一次具体“翻译事件”被重新辨识。然而，若将考察重心从外部机制转向译者主体，则需进一步追问：这一事件如何进入杨绛向“当代作家”身份转化的生命历程？又在何种意义上参与塑造其日后当代文学书写的主体姿态？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文化外交实践中，作为译者的杨绛呈现出耐人寻味的“多重隐身”状态：既在翻译实践中保持低调姿态，也在跨文化社会网络的历史叙述中相对沉默。译者主体在事件结构中的“若隐若现”，不仅关涉文化传播机制中的权力分布，更直接关联到杨绛日后当代文学创作中独具一格的叙述伦理与文体姿态：

同时伺候着两个主人：一是原著；二是译文的读者。译者一方面得彻底了解原著；不仅了解字句意义，还须领会字句之间的意蕴，字句之外的语气声调。另一方面，译文的读者要求从译文里领略原文。译者得用读者的语言，把原作的内容按原样表达；内容不可有所增删，语气声调也不可走样。33

这一比喻后来也出现在她为《堂吉诃德》台湾版所作的译者前言中，她借俗语自称“孝顺的厨子”34。这种自我定位与翻译研究中以“隐身”（invisibility）描述译者处境的理论观点有明显呼应，译者通过对语言的操作实现文本转换，却往往在话语层面被有意抹去其主体痕迹35。然而，若将视野从翻译实践扩展至杨绛的整体写作经验，可以发现“隐身”并不仅是一种翻译策略，更是一种贯穿其文学观与世界观的文化姿态。在谈及阅读经验时，她曾写道：“我觉得读书好比串门儿——‘隐身’的串门儿”36，又补充“我们‘串门’时‘隐’而犹存‘身’，毕竟只是凡胎俗骨。”37类似表达也出现在她对小说真实性问题的思考中：“小说作者在运用‘隐身法’的同时，又爱强调他书里写的确是真情实事。”38在散文集《将饮茶》的后记《隐身衣（废话，代后记）》中，她更将这一观念发挥为带有哲理意味的文化隐喻：凡间“隐身衣”的料子是“卑微”，“身处卑微，人家就视而不见，见而无睹”39，但在此掩盖下，“还会别有所得，不怕旁人争夺”，“唯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而不是面对观众的艺术表演”40。这一比喻实际构成了一种独特的观察立场：通过主动降低自身可见度，从而获得观看社会与文化世界的自由。

这种思想至其晚年亦未改变。2007年纪念中国话剧百年之际，其早期剧作《称心如意》和《弄假成真》重新上演，杨绛在《“杨绛”和“杨季康”——贺上海纪念话剧百年》中再次提到“隐身衣”：“我不合时宜，穿了隐身衣很自得其乐。六十多年只是一瞬间，虽然杨绛的大名也曾出现几次，这个名字是用水写的，写完就干了，干了也就没有了。”41值得指出的是，由“隐身衣”所凝结的低姿态主体伦理并非自当代文学语境中突生，而是在1948年首部译著的翻译实践中已显雏形。当时的杨绛刚结束战时话剧创作，开始尝试将剧作家的显性公共姿态转化为译者的隐性中介姿态。从“显”到“隐”的身份调整，与其之后《干校六记》等当代散文中对自我经验的克制书写、《洗澡》中借冷静的第三人称呈现知识分子群像的叙述策略之间，存在一条隐秘而连贯的主体伦理线索。换言之，1948年的“翻译事件”不仅是其翻译生涯的起点，亦是其当代文学书写中“隐身—在场”辩证关系的源头之一。

从翻译史与文学史的互动来看，这种主动的“隐身”又与另一种结构性的“隐身”彼此交叠。尽管杨绛在1940年代已是颇具影响力的文化人，但在“英国文化丛书”的组织网络中，关于她参与翻译活动的直接史料却极为有限。相比钱锺书与其他编者、译者在各类史料中的频繁出现，杨绛在这一翻译事件中的记录寥寥，她反而呈现为一个相对边缘的“小人物”。这恰恰揭示了翻译史研究中的关键问题：译者在文化场域中的位置并非单纯由其个人能力决定，而是受到既有知识结构与权力关系的共同塑造。正如相关研究指出，“译者场域与论述所设定的权力位置乃至关系网络，都是理解译者进行社会关系的关键节点，也是阐释结构与行动之间互动关系的切入重点”42。在此意义上，杨绛在丛书翻译网络中的相对沉默不仅是史料偶然缺失的结果，也反映了文化生产结构中的层级差异。

这种结构性差异在性别维度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杨绛在《记我的翻译》中曾提到，《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的翻译由钱锺书建议她承担。在以“英国文化丛书”为媒介形成的学人网络中，尽管这是杨绛的首部译著，但由于“编委钱锺书之妻”的身份，她的译者角色在公共叙述中相对黯淡。女性译者在文化生产体系中的“第二性”位置，在该翻译事件中可见一斑。如果说翻译意味着掌握外语与外部知识的文化权力，那么在长期由男性主导的知识生产体系中，女性译者的文化实践常难以完全脱离男性亲属或文化权威的影响，使其在翻译史叙述中更容易被忽略，甚至在史料缺乏的情况下被再次转化为“附属”或“注脚”。

因此，从翻译事件的视角重新审视杨绛与该译著的关系，其意义不仅在于补充一段文化外交史，更在于揭示译者主体在社会结构中的复杂位置。基于这一史实至少可生长出三个问题面向：第一，在“译著-译者”研究中，直接史料的缺乏并不必然削弱研究价值，相反，当研究对象是具有多重文化身份的知识分子时，那些尚未被充分讨论的跨文化事件反而蕴含新的研究空间；第二，史料层面的缺失在某种程度上与译者在翻译实践中的“隐身”形成呼应，使译者研究呈现出某种“表里一致”的结构特征；第三，当翻译活动被植入译者的生活经验与社会关系之中时，它便不再只是语言转换行为，而成为个体生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基于上述问题意识，《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的翻译可被重新理解为杨绛个人生命史中一个节点。黑瓦德的原作虽旨在介绍战争时期英国散文创作与发展，但由于其目标读者主要面向英国之外的世界，在《引言》中便首先介绍了“二战”时期英国社会的整体境况。正文第一部分《战争》开篇即指出：“全球战争之后总有一个人生价值纷乱的时期”43，并说明在战争年代，许多英国作家被国家征用，“一部分受情报部或英国文化委员会的翼助，委派给他们的工作是把英国的历史剧、制度习惯，和对于文化的贡献，报告英国的海外朋友们” 44。这部著作本身便产生于战时文化传播的语境之中，而在战后国际秩序重建之际，各国通过共享战争记忆重建文化联系亦成为文化外交的重要路径。作为同盟国成员的中英两国，在战争经验中寻找情感共鸣无疑有助于增进文化合作。若以战争经验为线索考察这一翻译事件，则“战争史”与“战后史”之间并不存在截然分割的关系。正如王升远在日本文学研究中所指出的，“唯有带着‘战前-战中-战后’贯通的视角，才可能建立起具有历史连贯性和逻辑自洽性的作家论”45。

在战争年代，杨绛的生活处境与文化实践极为复杂。她在上海“孤岛”时期为维持生计从事多种工作，包括担任苏州振华女校（沪校）校长，兼任家庭教师、工部局半日小学教员以及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授。同时，她的戏剧《称心如意》《弄假成真》《游戏人间》《风絮》均产生于这一时期，成为上海“孤岛”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生活方面，杨绛1945年丧父，在钱锺书写作《围城》期间辞去女佣，自称兼任钱锺书的“灶下婢”46。这些战时与战后经历均被记录在《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记》中，亦散见于她不同文体的创作。当《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的翻译被视为一次“翻译事件”时，便成为其个人生活史的一部分，并在战时与战后文化经验之间建立新的联系。透过微观翻译史的视角，将这一译著重新置于杨绛的生活情境与社会关系中，能够揭示个体经验与宏观历史之间的互动，进一步探讨“译者惯习”与其在其他文化场域中形成的惯习之间的相互关联47。借助这一连贯视角重新审视译者的日常生活与社会交往，那些长期被忽略的细节便逐渐显现出新的意义，隐身的译者并非缺席，而是在多重社会关系之中承担着连接不同文化世界的微观角色。更重要的是，将这一翻译事件还原至杨绛个人生命史与各类文化实践的整体脉络中，可以重新理解“战时-战后-当代”三个时段之间的内在连续。1948年完成的这部译著并未受到全面关注，杨绛本人亦罕言及此事，但她日后所译的《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小癞子》以及自身的散文与小说创作，皆在不同程度上回应着1940年代末所积累的跨文化经验与翻译伦理。从这一意义上看，这部“被遮蔽的首译”恰恰是以历史化的视角讨论杨绛当代性的重要参照。

结 语

《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的翻译与出版，并非孤立的文学翻译行为，而是生成于“二战”后中英文化互动语境中的一次多重文化性质的“翻译事件”。杨绛及其译著所呈现的“多重隐身”由此获得了新的解释维度，它既是译者在翻译行为中的自我定位，也折射出跨文化知识生产过程中复杂的权力关系与性别结构，更含蓄地塑造了“当代”作家杨绛的写作伦理与文体姿态。重访这一翻译事件的发生语境，不仅在微观层面补充了战后中英文化交往的历史细节，使译者重新以“历史行动者”的身份进入翻译史叙述，更使我们能够在“翻译-创作”“前史-当代”的双重视野中，重新审视当代文学发生期作家主体的复杂面向，并为翻译与当代文学之关系研究提供了一个值得继续延伸的微观案例。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英美后人文科幻诗学‘物转向’研究”(项目编号：23CWW013)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乔澄澈：《翻译与创作并举——女翻译家杨绛》，《外语学刊》2010年第5期。

2 36 37 41杨绛：《杨绛全集》（散文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8、246、248、285页。

3 [美]罗鹏：《如何以言行事：杨绛和她的翻译》，许淑芳译，《华文文学》2018年第5期。

4 刘云虹：《文学翻译生成中译者的主体化》，《外语教学与研究》2022年第4期。

5 王宏志：《作为文化现象的译者：译者研究的一个切入点》，《长江学术》2021年第1期。

6 张智义、张书贤：《翻译的事件理论：本体、方法和评价构建》，《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7 曾景婷、伍少堃：《翻译“事件”的建构——以韩南英译〈蜃楼志〉为例》，《中国翻译》2018年第6期。

8 又译为约翰·海沃德。为与杨绛的译本、即本文研究对象保持一致，本文皆使用杨译的“黑瓦德”。

9 在商务印书馆在“英国文化丛书”中，尽管涉及绘画部分，但傅雷所译的《英国绘画》(British Paintings)，原著作者是英国艺术评论家埃里克·牛顿（Eric Newton 1893-1965）。而《一九三九以来英国绘画》（Painting Since 1939）的作者是英国艺术家罗宾·艾恩赛德（Robin Ironside，1912—1965）。

10 11 16 17 朱经农：《英国文化丛书序》，《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英]约翰·黑瓦德著，杨绛译，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1、4、1、3页。

12在这则介绍中，提及黑瓦德编过“罗撤斯忒（Rochester）、唐纳(Donne)、斯威夫忒(Swift)、圣·挨夫勒门(St. Evremont)诸人的集，十九世纪诗选，十七世纪诗选等书”。参见杨绛《杨绛全集》（译文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87页。

13 46杨绛：《杨绛全集》（译文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87、471页。

14 43 44[英]约翰·黑瓦德：《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杨绛译，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1、11、12页。

15刘云虹：《文学翻译批评事件与翻译理论建构》，《外国语》2021年第1期。

18朱经农：《中庸的政治哲学（附表）》，《革命与战争》1942年第2卷第10期。

19贺德立（Geoffrey Hedley）当时的身份应当是英国文化协会上海办事处主任。

20 32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12、214页。

参见British Council “Our history”，最后检索时间为2026年5月27日， https://www.britishcouncil.org/about-us/history。

22《教育与文化：英国文化协会的业绩》，《教育通讯（汉口）》1946年复刊第1卷第1期。

Malika Sahel, “The British Council’s Development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10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Social Sciences Volume II, (23-24 September, 2016), p.114.Lynda Grier, “Mr. Geoffrey Hedley”, in The Times, 4 November 1958.

25侯旭东：《什么是日常统治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247页。

Reine Meylaerts, “Translators and (their) norms: Towards a soci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individual”, in Anthony Pym, Miriam Shlesinger and Daniel Simeoni eds., Beyond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8, p.93.

“Mr. Henry McAleavy: Student of China”, in The Times, 28 October 1958.

Ali Fisher. “A story of engagement: the British Council 1934–2009”，转引自 https://universityofleeds.github.io/philtaylorpapers/pmt/exhibits/3082/BritishCouncil.pdf。

29《英国文化委员会葛礼尔来校讲演》等，《大夏周报》1948年第25卷第2期。

30《英国文化委员会近赠本校杂志多种》（第1版），《金陵大学校刊》1948年第371期新闻。

31君田在《文化先锋》1946年第6卷第11期的《文化新闻》栏目就记录了1946年英国文化委员会聘请了我国赴英讲学教授伍启元（经济），李善邦（地球物理），罗忠恕（文哲），李华宗（数学），吴作人（艺术）等五人，研究生有七人，其中就包括研究英国文学的杨周翰和电影教育的胡玉章（第41页）。还记录了罗忠恕到达英国后的计划，“承告抵英后拟先至牛津讲述中国文学与中国哲学，而与西方之主要思想流派作比较的研究，然后再赴剑桥、伦敦等大学”（第43页）。

33 34 38 39 40杨绛：《杨绛全集》（散文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75、292、206、197、200页。

35Lawrence Venuti,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3rd e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p.1.

42杨承淑：《亚洲的译者与译史研究：理论与实践》，《长江学术》2021年第1期。

45王升远：《作为“反应装置”的战争和作为“认知装置”的“战后”——为日本战争文学研究再寻坐标的尝试》，《社会科学研究》2021年第2期。

47张汨：《翻译微观史书写：理论与方法》，《外语与外语教学》2021年第5期。

[作者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