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文学中的“农村能人” ——孙少安论
内容提要：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农村题材及农村“能人”概念的酝酿、协商和建构，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居于核心位置。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与农民问题始终是关乎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由此也构成当代文学自身的基本范畴、审美观念和创作方法。但它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农村题材、农村“能人”的时间链条里，路遥明显在赓续着“柳青传统”，他通过《人生》《平凡的世界》等作品，成功塑造了高加林、孙少平、孙少安等光彩熠熠的人物形象。重新讨论“农村能人”问题，有助于历史的反思，更有益于深化对当下文学和研究的思考。
关键词：路遥 新时期 《人生》 《平凡的世界》 孙少安
一、“能人”评价史
路遥《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安能否重回社会主义文学的“农村能人”系列，在研究界尚无共识，然而讨论两者的纠缠关系是有价值的。从当代文学评价“能人”的历史中，也可以看出某些微妙的变迁。
在“十七年”文学中，由于革命自身的需要，以及它对文学提出的要求，使社会主义农村“能人”的建构一直处于炽热状态，而柳青正是这种典型。不过在1950年，柳青的早期代表作《种谷记》，让刚受新思想启蒙的上海作家感到失望。1月4日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的“《种谷记》座谈会”上，1李健吾很坦白地说，“看这本书很觉费力”，只看五章就放下了，隔了一个多月再读，又在第二章卡壳，最后勉强读完，原因在于王克俭这个人物没有写好。魏金枝说，风景描写像是“贴上去似的”，六老汉很生动，王克俭“用力很大”，反倒不理想。冯雪峰指出，王克俭、王加扶都是照“原样”塑造的，“是不曾典型化过的人”。周而复则为作品辩护道，这部小说是要反映一定的政策，目的是在丰富作品的政治教育意义。从上述评价看，当时人们的文学观念里还没形成“能人意识”，但对它的呼吁已然隐隐“浮出”。2
经过近十年的卧薪尝胆和思想艺术修炼，柳青终于以《创业史》（第1卷），一扫上海文坛对他创作能力的明显疑虑。这部巨著甫一问世，主人公梁生宝就被树立为社会主义文学“农村能人”的代表，获得了普遍好评。1960年，冯牧的《初读〈创业史〉》称：“梁生宝这个人物形象，就不禁使人想起毛主席的一段话来。”冯牧印证说：“在《创业史》中给人带来了深刻难忘印象的梁生宝，不正是这种农民当中的新的领袖人物的一个生动逼真和富有典型意义的写照么？”3在李希凡看来，《种谷记》还未摆脱旧现实主义的消极影响，表现在王克俭的阶级特征上，反映为政治上的“两重性”。而《创业史》笔下的梁生宝，则出现了飞跃性的变化，成为“王国藩式的人物”，在“他的朴实的性格里”，“闪耀着六万万穷棒子要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把中国建成社会主义强国的“伟大理想”。不过这个新人的行为带着农民朴实的特点，这些来自生活的细节，极大地充实和丰满了梁生宝的形象：
尽管饭铺的堂倌和管账先生一直嘲笑地盯他，他毫不局促地用不花钱的面汤，把风干的馍送进肚里去了。他更不因为人们笑他庄稼人带钱的方式，显得匆忙。相反，他在脑子里时刻警惕自己：出了门要拿稳，甭慌，免得差错和丢失东西。办不好事情，会失党的威信哩！4
到了1963年，“能人”评价史又有了起伏。严家炎赞成上述主张，他说在社会主义文学中，新英雄人物的创造是一个“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课题”，社会主义文学要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就要求作家“必须用无产阶级的观点去观察、反映社会生活，并且特别努力去创造真实动人的体现无产阶级美学理想的正面形象”（他没用“能人”，而用了“新英雄”）。不过从这点出发，“我们又主张对于作品中所写的新英雄形象，在热情欢迎的同时，也应该实事求是给予评价”。5严家炎说，他1961年就在一篇文章里，曾表示梁生宝形象在一般水平线以上，还不如梁三老汉写得深厚丰满。6而在另一篇文章里，他认为这个人物的塑造还有某些可商榷之处，因为它不是《创业史》中最出色、最深厚的艺术形象。他承认，“梁生宝形象确实比较集中地展示了农村新人的光辉品质”，不过，关于对这个人物的评价，却有一种以“理论概念”代替“人物形象”的倾向。他强调，“思想上最先进并不等于艺术上最成功；人物政治上的重要性，也并不就能决定形象本身的艺术价值’”7。
严家炎的“三多三不足”论，深深刺痛了柳青，像是给几年来持续高涨的“柳青热”泼了一盆冷水。虽然柳青撰写《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8来反驳严论，冯健男9、张钟10也纷纷出来为柳青辩护，却未能挽回这一看法所产生的影响。在此之前，文艺界关于“典型论”“形象思维问题”“美学问题”的争论，关于1960年代初“文艺八条”对“左”的文学思潮的纠偏，关于“可不可以写英雄人物的缺点”讨论的举措11，实际已经把严家炎提出的问题摆上了桌面，历史证明，严文并非只是他的个人之见。
到新时期，“农村能人”说进入了比较长的冷冻期。尽管有研究者提醒应当注意路遥创作中的“柳青传统”12，它却被众多批评家从农村体制、政策中剥离出来，转换成另一套符合1980年代文学意识形态的奋斗的、孤独的“个人主义”13。当时还有人提出，高加林其实就是新时期中国文学中的“于连·索黑尔”，他从“半神半人”的梁生宝、萧长春、高大泉等能人系列中叛逆而出，而变成更为真实的“有血有肉的青年农民”，农村青年中的新型人物14。以上种种，都让人看到，“农村能人”理论及其文学实践在新时期文学，遭遇到了空前的危机。
不过这一评价颓势，到2023年被有力遏制住，这就是近年来值得关注的蔡翔、贺照田、程凯和何浩对高加林、孙少平、孙少安的评论和研究。这一“新视野”的登场，得益于“十七年”和“新时期”的落幕，新时代机制的全面刷新。历史话语的生长环境和负担都遁消远方，“能人”“个人主义”被很自然转换成了“小资产阶级”（这一概念只在市场经济年代成立），或是另一种“新人”。何浩说：“细致、谨慎地面对革命文艺实践经验，重新讨论和打开现代文学发展形态的多种可能性，为整理和构想当代中国文学、文化发展形态提供思想资源。”他认为克服前者短板的必要路径是：从具体研究实践出发，“承认语言的中介性，承认文学与历史的想象性，但又不固守于此，较好的办法是尽量回到文学经验处身的历史实践之中，紧贴历史事件发展逻辑”，同时还要“与历史缠斗”15。
巧合在于，也在2023年，蔡翔“紧贴历史事件逻辑”推出了他颇具分量的长篇论文《怎样才能成为小资产阶级——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不同于过去批评偏重孙少平而轻视孙少安的现象，蔡文在给高加林、孙少平足够的篇幅后，赋予孙少安相当慷慨的空间，对这个昔日“能人”、今日“小资产阶级”人物进行了富有启示性的深度剖析。他说梁生宝“从一个朝气蓬勃的青年英雄”，到孙少安身上变成“一个老派的英雄”。孙少安像梁生宝一样，是个好人，对家族、村庄有责任感，由于“合作化”的制度环境已不存在，不再像梁生宝那样“受束缚”，“责任”反而变成个人的“枷锁”。反过来，责任“枷锁”又是一种美德，即“自我的牺牲”。因此在《平凡的世界》第一、二卷，孙少安还想带着响水村一队老百姓去“搞生产责任制”，在第二卷下半部，他就放弃这一想法去独自创办私营“砖窑厂”了。砖窑厂发迹后，他凭借本土乡情之意，慷慨地让村里多余劳力在厂里“再就业”，不过他跟乡亲已经成为“老板”/“打工者”的雇佣关系。蔡翔的发现确实富有洞察力：孙少安自己富起来后，想通过办窑厂，给乡亲们一个致富的机会。他的办法是集资，搞股份制（在1980年代开始流行）。集资的过程，有点像1950年代初《山乡巨变》《创业史》的初级社，梁生宝“买稻种”的钱，就来自几户初级社的农民。1980年代，尽管体制推向幕后，伦理走到前台，它对作家所产生的善的召唤，使其在写作中很难拒绝。“这也是一种英雄主义”：
孙少安最后还是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有许多……其中之一，来自群众。群众不理解，还有很多猜忌。这是和《创业史》《山乡巨变》等很不一样的地方。20世纪80年代，有许多重要的变化，变化之一，是群众的含义变了。50—70年代，群众是依靠的对象，群众中有自发的社会主义激情，群众缺少的，是“带头人”，所以，英雄总是代表了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且，能对群众构成巨大的召唤力量。……所以，梁生宝并不孤独，在他的背后，是国家政策，是政党，是完整的意识形态。在《平凡的世界》中，这样的理念要逊色不少，孙少安是一个孤独的英雄，丹柯式的英雄。群众面对这个“个人”，不信任。原来的理念世界已经崩溃，独异的个人很难代表什么。在这样的背景下，群众多少带有“庸众”的色彩。80年代，实际上一直存在着这一类的写作，比如张承志，而对群众的失望，也构成这类写作共同的意识形态。所以，他们最后也往往由政治转向审美。16
与蔡翔“紧贴历史事件逻辑”不同，程凯更像是何浩所说的“与历史缠斗”。他与历史——研究对象的“缠斗”可以说是空前的激烈。不过，他的运笔是细致和理性的（有时也充满激情），前后左右都照顾得严丝合缝，他似乎在把1950—1960年代社会主义文学的“农村能人”谱系做成一种“实学”。当然在更高的思辨上，这也是“紧贴”“提升”历史事件逻辑的另一种做法。与蔡翔的梁生宝“怀疑论”有异，他认为“梁生宝是一个别具认识的人物”（由此能够看到，在左翼文学的高潮期，它在严家炎这里反倒成为被反思的对象；而到左翼文学落潮后，它对于程凯、何浩这一代学人来说，却凸显出了价值的召唤）。在程凯看来，“在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心经历了以所有制改造为牵引转移到以政治、思想改造为牵引的变化”。“梁生宝对农村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已经达到了可以同最高决策者内在一致的程度”。为此，他对梁生宝这个“能人”的分析在如下展开：第一，两个“积极分子”。拿梁生宝和高增福相比，梁的身上更具“义”的成分，或者更“具有理想性的一个基点”，在于他有“超乎常人的责任承担意识”。第二，两种“带头人”。将梁生宝与郭振山比较，郭也是能人，但梁不光是“争强好胜”，就像改霞所说他是自觉地“光荣地活着”。于是“对光荣的无条件渴望是使其成为‘新人’的基础”。第三，“新人”的发现。在作品中，柳青不仅把王家斌的许多性格原封不动地移植到梁生宝身上，还强化了梁的“新的品性，比如自觉性、坚定性、爱憎分明等”。《创业史》的成功密码之一，是它不单依据理念，更是通过人物生活细节来真实地展现的。第四，程凯不惜花费五六千字的篇幅，深入且合乎人物生活逻辑地分析了“梁生宝买稻种”的完整场景。他不失精彩地论述道：
作者的用力之处在于如何穿透“工作”层面，通过写一系列日常化的举动来表现支撑主人公的精神。它完全略去买稻种的场景，着重写梁生宝一路上的吃饭、打地铺、睡觉、行走……这些举动足够平凡、简单，以至于支配这些行动的不是思想，几乎只是下意识和无意识，但作者要通过挖掘已融入下意识和无意识层面的“原则性”来彰显一个“新人”的品质和觉悟。17
显然，程凯回到了柳青答辩严家炎质疑的重头文章《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的“道理”当中。与柳青不同，他不再硬性地维护权威理论及文学实践的严肃性、正当性，而是柔性地通过缜密的文学性与历史性的有效勾连，及逻辑运思与文本细读相互融通的分析手段，将历史“合理性”再次搬回到2023年的历史舞台，重新复活和激发其历史热能。这种分析与蔡翔的今昔观察确实有较大差异，不过它力主“回到历史现场”的文学史研究，也生成出了足够厚实的思想力度。
二、孙少安“责任担当”的挫折
如果说《平凡的世界》的整体结构是1975年到1985年这十年的“编年史”，18那么，孙少安的出场，就是按照这个时间链条来安排的。1975年，当邓小平“改革的旋风”刚刚零星地吹到这个陕北腹地的双水村时，一队年轻队长孙少安居然斗胆敢“把地分了”！当然，他马上就被当成公社“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当着全社几级干部的面受批斗。
1978年，当安徽小岗村十八位农民“分田到户”的消息传来时，年轻农民“孙少安萌动的勇气”，又被极大地鼓动起来了。他找副队长田福高商量，得到热情支持；当晚，一队社员齐聚饲养员田万红的窑洞，“几乎所有的人都支持这么做”。他们写出分地分组的“合同”，由孙少安第二天向大队支书田福堂汇报，这位人民公社制度的“当家人”，“很快明白了过来：一队队长胆大包天，准备带上社员走资本主义道路了”！
可惜，一幕当代中国极具戏剧性的历史剧，刚开始就戛然而止了。这是因为少安小学同学、公社年轻干部刘根民在路上拦着他，说县高中扩建急需有人运输一批砖，突然挑起了孙少安做“个体户”——之后发展成创办砖窑厂的欲望。在1980年代，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路遥当然知道，长篇小说里的“情节中断”，对小说故事完整性是不利的，然而，却有利于他将要摩拳擦掌进行的“新时期叙述”。
正像蔡翔预感到的，脱离了“制度环境”（人民公社、农村联产责任制）的这个历史人物，将会变成一个“孤独的英雄”，并失去对“群众构成巨大的召唤力量”。因为，他不再是“队长”，在资本利润极不稳定的杠杆之中，他和群众的社会关系已演变成了“老板”/“打工者”的雇佣关系。这一场巨大的历史“失衡”，顿然使路遥的原有构思支离破碎，但他仍需要凭借毅力去驾驶这艘在浪涛中激烈颠簸的长篇小说航船。这就是马克思在历史转折之际所预见的：“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19然而，造成农村普遍贫困的人民公社制度已然失效，新的制度又怎么来“说服人”？“先富”与“共富”的关系应该怎么摆？这考验着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历史命题，至今都在检验着中国人的智慧——但它只能在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生活中艰难地探索。
在历史关头，就连极善良且深明大义的秀莲，也会深陷到“公”与“私”的矛盾旋涡中：
“我已经受够了！”她泪流满面地对丈夫说，“再这样不明不白搅混在一起，我连一点心劲也没了！”
“家不能分！”少安生硬地说。
“你不分你和他们一块过！我和虎娃单另过光景！”秀莲顶嘴说。
确实，不再担任一队队长的孙少安，没必要再为“道德”所绑架。20再说一幕重新开始的历史戏剧，也没有为这位农民企业家准备适当的思想温床和精神逻辑。在当时，一批支持路遥的批评家，已经开始诟病他感情外溢的“道德叙事”。李永建针对田润叶“牺牲精神”（她可视为孙少安的另一个化身）的指摘是：“作者将她仅仅作为一个道德的存在和载体，而忽略了一个人作为血肉之躯的生动、丰富和复杂性”，“道德是人性的一个重要层面，但不是唯一层面。”如果以路遥创作的“巨著情结”为依据，将田润叶和安娜·卡列尼娜放在一起作对比，“就会发现在心灵情感的丰富性和人性的深广度上”，前者要比后者明显逊色。21周承华认为孙少安的人生追求，还缺乏孙少平那种“更为自觉的个人奋斗意识”，比如当他深怀把“公”建立在“私”之上的乡村理想主义，在自己资金困难还慷慨借钱给田四和田五时，却被田海民冷嘲热讽，以致他“无言以对”。这证明，“农村中固有的传统‘美德’”在变化中的农村，已经遭遇到“强烈的冲击”。22
于是，一个问题被提了出来：既然孙少安的“责任担当”来自1950—1960年代的“柳青遗产”，那么，应该怎样来认识它们之间的关系？杨晓帆别开生面地指出，回应路遥出自1950—1960年代“同一主题”的思想和文学资源，“并不是为了生硬地把路遥从八十年代语境中剥离出来”，而是为把“路遥的文学实践”“放到一个更为开阔的历史视野中去”；而“选择‘柳青的遗产’作为建立历史参照系的切入点”，是为了“去呈现路遥在处理自身与时代紧张关系过程中，可能遭遇的类似困境，及其在把握文学传统过程中重新生成的现实感”23。路遥也承认：
我觉得，作品在某种意义上，不完全是智慧的产物，更主要的是毅力和艰苦劳动的结果……（然而）如果你自己对生活没有热情，怎么能指望你的作品去感染别人？当然，这种热情绝不是那种简单的感情冲动，它必须接受成熟的思想和理智的指导。24
必须看到的是：（一）在对待一个作家“责任担当”的问题上，路遥容易受到“感情”波涛所驱使，然而在思想、理智上他又是清醒的；（二）在塑造孙少安的“农村能人”形象时，他长于向读者展示道德、感情的充沛能量，却短于不知如何把这个人物放到生养他的丰富复杂的历史环境中去认识。另外还可以看到：（一）在“作品”与“读者”关系的天平上，路遥是把创作重心明显向后者倾斜的；（二）这就使他的长篇巨制《平凡的世界》，不自觉地偏向了“公众媒体”和“政策”（这恰好是令人瞩目的“柳青遗产”的最核心部分）。
读完三部《平凡的世界》可发现，正是“政策”塑造了孙少安与1980年代、与当时农村的社会关系，同时塑造了这部作品的现实主义品格。比如在第二部，作品刚写五十一页就把孙少安从农村生产联产责任制“带头人”的位置上，匆忙转移到“个体户”“农民企业家”的位置上来。不是小说写作在有意“脱轨”，而是农村“政策”塑造了这一切：
少安问他（根民）：“你到哪里去呀？”
“我刚下乡回来。走，跟我到公社去。我正准备捎话叫你来呢！现在走，我有事要给你说。”
根民擦完脸，说：“现在说咱的事。是这，县高中准备扩建教室，我的一个表兄是高中管总务的，也负责基建。他们在城边的拐茆村买下些砖，要往中学工地上拉。他问我有没有亲戚愿干这活。……我突然想起了你，不知你愿不愿去？”
少安听根民说完，先怔住了。随后他问：“工钱怎样？”
“拉多少赚多少！一块赚一分钱运费。如果架子车拉，一回估摸拉四百块吧，一天拉十来回，能赚一笔大钱呢！”
历史的逻辑如此温情，然而又这么残酷：这时候出现的根民，不再是少安当年的小学发小，而是一个意识到中国农村将要发生巨大改革前兆的基层干部。他给少安指出了一条“新路”，同时也终结了他“乡村带头人”的身份。实际上，启动“家庭联产责任制”的农村，已经解放了农民的手脚，尽管那时还没有施行“进城务工”的政策（1990年代初才刚开始），但“企业家”显然已比“带头人”对于少安具有更为强烈的吸引力，这是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
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在作品中，少安与根民“对话”的灵感究竟来自哪里？这要到路遥准备创作《人生》《平凡的世界》时阅读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陕西日报》和《延安日报》等中央和省市级报纸的大量文献中来寻找。1980年6月23日《人民日报》的第5版，一篇以《克服轻视商品流通的思想》为题的评述中指出：
流通与生产之间的对比关系，是很长时间被人们忽视的一个重要的比例关系。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流通同生产、消费不相适应的严重状况，正迫使我们非努力解决不可了。……
那么，应该怎样来“克服”呢？这篇评述给出了权威性的解释：
我们的社会主义生产出现背离自己的目的的情况，有时还同经济决策（特别是宏观经济决策）的失误有关。例如，关于经济发展速度的决策，这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的大问题。但是，生产的高速度发展只有带来人民生活的迅速改善才有实际意义，才能在消费的反作用下持续下去。25
其实，早在1979年9月7日、14日、12月7日，《人民日报》就连续以《“小河水足大河满”——从种黄豆和收购鲜蛋谈起》《为个体服务业开放绿灯》《应支持集体开办饮食服务行业》为题，在大张旗鼓地支持农村、农民的个体经济活动。
那么，孙少安自发萌动以及根民的大胆鼓动的时间节点又在哪里？小说写道：“麦子种完，犁铧一挂，就到了白露；这时节，锄头也就要束之高阁了。”“白露”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五个节气，秋季的第三个节气，干支历申月的结束与酉月的起始。由此推算，出现在小说中1979年的“白露”，指的是公历9月7—9日。这个时间，作品就与《人民日报》的连续报道，以及次年的多篇评述联系在一起了。
经历了窑厂第一次创业失败，孙少安一蹶不振有一年多时间，这时候，秀莲乘机给他生下了二娃。这对百折不挠的夫妻，这位“前企业家”，因另一位农民企业家胡永合的鼓动，决定再次创业。孙少安在外县贷款三千元，孙玉厚拿出养老钱一千元，老实巴交的父亲的慷慨让小夫妻惊呆了：
“爸爸！这钱是少平给你们箍窑的，我们怎能使用呢！”
“少平已经回了信，叫你们用去。还说有困难，叫你们给他写信，他还可以在煤矿给你们转借……”
少安背过脸，久久地站立着没有说话，眼里不由旋转起两团泪水。
按照路遥的布局，同时按孙少安自身形成的性格逻辑，这个人物掉入了“自我重复”的叙述陷阱——他只能按“道德情感”“责任担当”的路径继续走下去。但也正像李永建、周承华所担忧的，这将极大地损伤孙少安性格应有的丰富性、复杂性（改革开放四十年，企业家的“创业史”将是多么诡异曲折而富有戏剧性啊）。也就是说，这部长篇固然在“感情”上写出了改革开放史，但在人物塑造上却做得有头无尾。在《平凡的世界》第三卷最后一百页，作者依然充满激情，不过人们会发现，关于孙少安的描写一直是平铺直叙、少有波澜的：
近一年里，是孙少安有史以来最为辉煌的事情。他的砖场越办越红火，利润像不断线的水一样流进了他的腰包。……村里人的估计保守了，他的纯收入实际上已经有了四万块钱！
《平凡的世界》完稿于春夏之际，彼时，中国的“改革政策”已全面铺开，个体户、企业利润、包工制、股份制、计件工资、允许国企破产等等纷纷涌现。在这个“政策盘子”上，政策本身固有的局限性，也构成这部长篇的局限性；作为脱离“制度环境”的文学人物，孙少安已来到与梁生宝历史告别的边界点上。但另一个问题是，对于在新时期诞生的文学人物，“柳青遗产”作为他的“历史参照系”，还遗留着多少可以讨论的空间与可能？
三、“农村能人”是否终结？
近年来，关于“农村能人”是否终结的议论可分为三个层次。
首先，蔡翔、贺照田、程凯和何浩的研究，进入了问题讨论的深水区。蔡翔认为路遥是把孙少安“修改成孙少平（秀莲之死）来立论”26，贺、程、何则以“1950—1960年代”为整体框架，把“能人”放回到孕育他们的时代语境中蒸馏处理。这就像何浩所担忧和强调的：“若研究界和思想界没有展开这些必要的讨论来作为思想资源，青年人要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重建自我与他人、自我与社会的有机关联”27，也会令人堪忧。显然，这是一种“以退为进”并重新建立话语权的叙事策略。
其次，邵燕君、胡辉杰、张瑛的文章，28是以“历史怀旧”为底板来肯定孙少安“农村能人”的精神价值。说他是“‘精人’、‘能人’，又是最仁义的好人”，他性格的亮度，不在于办砖场的非凡气势和生产效益，“而体现在他以集约化的形式导引村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从而吸收了“双水村大量闲散劳动力”。而这一切则是由于“农村长子”叙事汲取了《论语·卫灵公》中仁的伦理道德追求，它在路遥作品中“表现出父慈、子孝、兄友、弟悌”这种“爱亲之仁”。这明显在拒绝“终结”之说。
最后，在当下研究生和青年研究者这里，“农村能人”的精神价值和导向，已悄然转化为谋求学位的“知识”。《冷战》一书的作者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写道：“每个秋季学期的星期一和星期三下午，我都要给几百个耶鲁大学的本科生讲授冷战的历史。我讲课时，不得不提醒自己：这些学生都不记得我所叙述的事件”，因为那些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都像拿破仑”一样“遥远”29。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牛俊鹏将孙少安与高觉新、祁瑞宣并提，认为他们都是宗法家族社会的“长子”（2007），渤海理工学院年轻教师张欢欢认为少安所做的一切，是出自“根深蒂固的家庭责任感”（2021），而赖宁指出，孙少安的“行为逻辑”，是新旧的权利结构交替更换的结果（2024）。
显然，“农村能人”作为“50—70后”学者的“集体记忆”，已被更年轻的一代遗忘。他们辗转于其中，苦苦思索这一历史事件及社会实践的前因后果，他们把它看作一座历史的富矿，试图挖掘其震荡性的思想价值，或把它作为一座历史纪念碑铸造下来，留存于后世。正像加迪斯所痛苦想到的，“这些学生都不记得我所叙述的事件”。但据邵燕君教授2003年的统计研究，令人信服地指出这部长篇在北京大学学生和民工的书单与书摊上，依然是一本经常翻阅的“常备书”：“李彩艳同学写道，‘最让我感动的是书中主人公在艰苦环境中奋斗不息的精神’，它常常在我遇到困难时给我巨大的精神力量，使我克服并勇敢地走下去”，《平凡的世界》在民工聚集地，“一直是盗版书摊上的畅销书”30。
通过对三个层次内容的叙述，一种不祥的预感在《平凡的世界》第三部有关孙少安的“创业史”中蔓延：这是因为，文学人物正在脱离学者的历史分析，脱离1950年上海作家对他们的期许，其命运不再被理论预设所控制，而在自身逻辑里不可逆地奔突和运转。“人性”，在这部长篇中变成了一匹脱缰的野马，它尽情奔跑于荒无人烟的旷野。而在1950—1960年代文学理论中，前者则是被驯服、规约的对象；在新世纪学者的理论推盘上，这个东西是要被异常警惕和拒绝的。然而这就是《平凡的世界》的艺术魅力，“人性”再次在那里复活。路遥希望把它收入自己的现实主义文学叙述当中，但是他更知道，现实主义文学保持永久魅力的密码之一，就是作家得尊重自然的法则、历史的法则，同时尊重人性——这一人类的基本权利。作品第二十章，当本村人得知孙少安砖场第一次创业破产，损失五六千元、连一分钱的工资也开不出的消息后的反应是：
一天之内，所有帮孙少安干活的本村人，都咒骂着别人也咒骂着自己，灰心丧气地各回了各家。一些人走时还留下话：你孙少安小子无论如何得给我们开工资……
新学校的庆祝仪式，在新任县委书记武惠良和广大乡亲的见证下，轰轰烈烈地举行了：
孙少安在喧腾涌动的人群中站起来，扭过头准备叫妻子，却猛地惊呆了！他看见，刚立起来的秀莲嘴里鲜血喷涌，身子摇晃着向地下倒去！
他大叫一声，发狂地张开双臂抱住了她……
我们无比沉痛地获悉，原西县医院对秀莲的诊断结果是：肺癌。
在一些批评家眼里，这是路遥创作的“败笔”，一个人莫名其妙的“死”。在第二部中是田晓霞，第三部是贺秀莲。一个突如其来的“事件”不仅改变了人物关系，还造成了作品叙事不可理喻的中断。然而“突然”，在古希腊悲剧和古典戏剧中则被看作是再正常不过的“自然现象”之一，“他之所以需要一段历史，并非因为它曾经发生过，而是因为对于他的当前的目的来说，他无法更好地虚构一段曾经这样发生过的史实”。“女王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她从信里得悉伯爵把戒指交给了诺丁汉伯爵夫人，通过这个背信弃义的女人请求她搭救他的生命。她立即派人去通知停止执刑。可是被她委托去执刑的勃利和雷利却急于完成执刑的任务，圣旨来迟了，伯爵已经死了。女王痛不欲生……”31。
而在蔡翔的分析中，由于秀莲猝死这个“突变”事件，以及1980年代的制度环境，少安已无法重新去做传统社会主义农村的“带头人”，作家路遥只能让他“再度回到高加林，并把他修改成孙少平”；在双水村村民眼里，创业第一次失败和第二次成功的孙少安，不过是一个“农民企业家”，因为“发工资”“办新学校”的捐助，是这种人最自然的行为逻辑；1950年，参加《种谷记》座谈会的上海作家，曾经抱怨王克俭脱离“集体”的“单干”行为，但没想到，恰恰是孙少安的“单干”获得了个人的成功，同时给双水村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确切地说，在塑造孙少安的形象上，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所完成的只是一半“农村能人”、一半“农民企业家”的文学叙事。他不是不想成为柳青在新时期文学中的“传人”，可历史已不再给他这种机会。奔腾向前的历史，并不是在否定前人历史的基础上才前进的，而历史本身的价值，就在起源于它对过去自己的一次次反省。某种程度上说，正是这股力量，造就了《平凡的世界》这部优秀的农村题材长篇小说。这是由于，历史对广大农民“共同富裕”的慷慨许诺远没有完成，这个许诺恰恰又是那么的热烈、真诚和理想。而对于它难以遏制的饥渴和期望，是至今让出身农村的大学生和众多打工者永远保持着激动的秘诀。
1991年初冬至1992年初春，生命只剩下一年的路遥，已预感到他不可能完成关于孙少安的完整文学叙事了。他在最后一部作品《早晨从中午开始》里这样写道：“当历史要求我们拔腿走向新生活的彼岸时，我们对生活过的‘老土地’是珍惜地告别还是无情地斩断？”“这是俄罗斯作家拉斯普京的命题，也是我的命题。”拉斯普京所创作的《告别马焦拉》表现的正是这个痛苦而富有激情的命题。“我迄今为止的全部小说，也许都可以包含在这一大主题之中。”他认为，这不是孙少安个人的问题，也不完全关涉作家，“我国不幸的农村问题是历史形成的；是古老历史和现当代历史形成的”，“这个责任应由历史承担，而不能归罪于生活在其间的人们”32。这是典型的路遥的说法。
注释：
①在沪文学大佬出席座谈会的有，巴金、李健吾、周而复、唐弢、许杰、黄源、程造之、冯雪峰、叶以群、魏金枝。周而复主持会议，薛若梅记录。当天会议气氛热烈活跃，大家之前都读过作品，对发言做了认真的准备。
②薛若梅整理《〈种谷记〉座谈会》，《小说》1950年3卷4期。
③冯牧：《初读〈创业史〉》，《文艺报》1960年第1期。
④李希凡：《漫谈〈创业史〉的思想和艺术》，《文艺报》1960年第17—18期合刊。
⑤严家炎：《关于梁生宝形象》，《文学评论》1963年第3期。
⑥严家炎：《创业史第一部的突出成就》，《北京大学学报》1961年第3期。
⑦严家炎：《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文学评论》1961年第3期。
⑧柳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延河》1963年第8期。
⑨冯健男：《再谈梁生宝》，《上海文学》1963年第9期。
⑩张钟：《梁生宝形象的性格内容与艺术表现》，《文学评论》1964年第3期。
11参见朱寨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63、284、299、373、374页。
12参见杨晓帆《路遥论》，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
13参见王愚《在交叉地带耕耘——论路遥》，《当代作家评论》1984年第2期；李星《深沉宏 大的艺术世界——论路遥的审美追求》，《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3期；肖云儒《路遥的意识世界》，《延安文学》1993年第1期。
14李劼：《高加林论》，《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1期。
16 26蔡翔：《怎样才能成为小资产阶级——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文艺争鸣》2023年第7期。
15 17 27贺照田、何浩主编《新解读——重思1942—1965年的文学·思想·历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23年版，第35、36、43、419—453页。
18雷达：《诗与史的恢宏画卷——论〈平凡的世界〉》，《求是》1990年第4期。雷达此文第一次提出“编年史”的观点，作者也是从这一思路来分析的。而“编年史”分析的立足点，也符合了柳青关于作家的以“六十年”为一单元的大历史观。
19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9、10页。
20在1980—1990年代有关路遥创作的批评中，对其“道德担当”“责任心”的肯定和赞扬一直占据上风，这是市场经济还未兴起，“利益交换”还未登场的缘故。
21李永建：《〈平凡的世界〉的艺术缺憾与路遥的巨著情结》，《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
22周承华：《在现代理性和传统情感之间——论〈平凡的世界〉的审美特征》，《小说评论》1994年第1期。
23杨晓帆：《路遥论》，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7页。
24路遥：《作家的劳动》，《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96—97页。
25《克服轻视商品流通的思想》，《人民日报》1980年6月23日。
28邵燕君：《〈平凡的世界〉不平凡——“现实主义常销书”的生产模式分析》，《小说评论》2003年第1期；胡辉杰：《路遥：德性的坚守及其偏执——以〈平凡的世界〉为中心》，《理论与创作》2004年第2期；张瑛：《论路遥作品中的三个男性青年形象》，《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
29[美]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前言》《冷战》，翟强、张静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
30邵燕君：《〈平凡的世界〉不平凡——“现实主义常销书”的生产模式分析》，《小说评论》2003年第1期。
31[德]莱辛：《汉堡剧评》，张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100、286、287、321、322页。
32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79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