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董立勃的《垦荒》是写给父辈的一部小说，也是向父辈致敬的一部小说。他的父母亲都是垦荒者。他是在父母开垦出的那片土地上长大的，自称是“垦二代”。这大概是他将小说命名为“垦荒”的缘由。这里的垦荒，特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段特定历史，即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一支人民解放军部队在新疆驻扎下来，将手中的枪支换成坎土曼，既担负着保卫边疆的职责，又开展起轰轰烈烈的生产建设。他们为共和国屯垦戍边，立下了丰功伟绩。这支部队就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值得我们的作家大书特书。最近几年，我陆续读到好几部反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文学作品，但读到董立勃的《垦荒》时，仍然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董立勃以饱满的文字重现了兵团的辉煌岁月，讲述了垦荒者们数十年间辛勤劳作，将沉寂的戈壁滩变成了生机勃勃的绿洲，以及在挥锄耕耘的同时如何担当起守卫边疆的职责。

小说虽然采用第三人称叙述，但背后始终藏着一道特殊的目光，仿佛是刘立冬在转述父亲刘多木讲述的故事。这种双重视角，既带有讲述者真切的亲历感，又浸润着转述者回望时的深情；既有刻印在亲历者记忆深处最鲜活的人物和真实的细节，又有后来者对历史的沉思和饱满的情感，从而将宏大的屯垦戍边历史转化为个体的生命叙事。它不仅让人们看到了垦荒岁月的艰辛与壮烈，更让人感受到了这种精神的厚重与力量。这部小说最值得赞誉的是，它郑重地告诉人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垦荒者们，以他们的生命和热血，塑造了一种闪耀着英雄主义光辉的兵团精神。

坎土曼：扛在肩上的太阳

兵团精神从来不是抽象的口号，在董立勃笔下，它最先具象化为垦荒者肩上最常用的一件工具——坎土曼，使其成为贯穿小说始终的重要意象。这是一个充满诗意的美好意象。董立勃写道：“最耀眼的还是扛在他们肩上的一种农具，金属部分反射出灿灿的光芒，犹如在每个人的肩上，扛着一轮小小的太阳。”当然，更重要的是，董立勃正是从坎土曼这件农具上看到了这种精神。“对于这些接受了开荒任务的男人来说，有一把得心应手的坎土曼，就如同打仗时有了一把好枪快刀。”士兵们将手中的武器换成了开垦荒地的坎土曼，这意味着，他们从战争年代进入到和平建设年代。他们将用这新的武器，在建设美丽家园的新战场上，去夺取另一种性质的胜利。

刘多木是小说中贯穿始终的关键人物之一。作为一名普通的垦荒者，他具有普遍的代表性。董立勃让一把坎土曼像最亲密的战友一样，伴随了他的一生。刚把手中的枪换成坎土曼时，为了让这件新武器使起来得心应手，刘多木特意请铁匠把它打造得更轻、更锋利一些。干完活后，他总会随手捡起一块石头，把坎土曼打磨得更加锃亮。他曾举起坎土曼，准备杀死一头受伤的母狼，但母狼哀求的眼神让他想起了自己的母亲，最终放了它一条生路。这个细节暗示，刘多木已从战争思维转向了和平建设思维。直到晚年，坎土曼早已被现代化机械取代，刘多木依然把它当宝贝存放在家中，“每过几天都会用磨石去擦拭”。在董立勃笔下，坎土曼仿佛有了生命：“数百把坎土曼一齐落下来时，大地似乎感到了疼痛，有了微微的颤晃。”

爱情：与垦荒共生的生命体验

垦荒者要在一片荒芜之地开垦出绿洲，靠的是奉献与奋斗，也离不开爱与温情的支撑。当我们进入和平年代，建设家园成为新的使命，而这个家园里不能没有爱情的位置。董立勃一定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在小说中用了大量篇幅书写爱情。他用垦荒者或华丽或平常或曲折或凄美的爱情故事，见证了垦荒既是在开垦荒地，也是在开垦爱情。当从战火中走来的士兵们沉下心参与国家建设时，他们内心沉睡的爱情也被悄然唤醒，爱情渐渐成了生活的必需品。刚刚由营长转为农场场长的秦川谷向自己的老首长求助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士兵们“找老婆”。上级对此非常重视。不久，一批批年轻的姑娘就从内地奔赴天山南北的一百多个屯垦农场。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董立勃并没有泛泛地将爱情当成小说不可或缺的浪漫想象来写，而是紧扣着垦荒，书写爱情是如何激励青春热血和赋予垦荒者们奋斗的勇气的。因此，小说中的爱情深深扎根于劳动场景，是一种与垦荒共生的生命体验。

垦荒者在劳动中相遇、相知、相守，劳动本身就是爱情的催化剂。这里虽然没有花前月下的浪漫情调，但劳动中朝夕相处、相互扶持的温馨同样富有诗意。刘多木与陈芙蓉的爱情便是最具代表性的劳动者的爱情。它看上去很平淡，没有惊天动地的英雄壮举，没有轰轰烈烈的情感冲突，相比于秦川谷与白草的“英雄配佳人”、石黑娃与何玉芳的“生死相依”，他们的爱情更能代表大多数垦荒者的情感状态：平凡、务实，爱情的浪漫浸透在劳动的汗水里。刘多木看到陈芙蓉弯腰在洗坎土曼，有意在不远处蹲下来搭讪说“洗干净以后还要擦去水渍才不会让它生锈”。陈芙蓉听到这细心的提醒便转过脸朝他笑了一下。这是刘多木生来第一次得到的一个姑娘对他的笑，“像一颗子弹击中他的心脏”。两个垦荒者走到了一起：他在劳动中有了重点关照的对象，挖地时替她多挖几垄，收工时帮她扛农具；而她从他爱惜坎土曼、照料庄稼的认真里，相信这个男人“能好好干活，也能好好过日子”。这种生长在劳动中的爱情，没有精致的仪式，却有最朴素的真诚；没有浪漫的誓言，却有着人间烟火的温情。董立勃不仅写出了爱情应有的生活芳香，更让这份爱情保留着军人的健康和明亮。

一曲垦荒者的英雄颂歌

兵团精神的核心无疑是英雄主义。董立勃准确把握了这一点，将《垦荒》谱写成一曲献给垦荒者的英雄颂歌。他在小说中塑造了一组平凡而又伟大的英雄群像。以群像而不是个人的方式呈现垦荒者的英雄本色，体现了他对这种精神最深刻的解读:兵团精神是众多垦荒者共同创造的，他们“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交汇，犹如一尊栩栩如生的群像雕塑，散发着灿烂的光芒”。

群像里的每个人都鲜活立体：秦川谷是一名有胆识有情怀的指挥长，他既有指挥开荒的大将风度，也有面对女性时的青涩；石黑娃沉默寡言却勇猛忠诚，孤独守边牧羊，一人一屋一面国旗，把生命交付给边境线；何玉芳渴望入党、争强好胜，却在极端严寒中为完成任务耗尽生命，她的坚韧令人动容；刘多木一辈子肩扛坎土曼，从青年用到老年，平凡到连班长都没当上，却用一生完成了屯垦使命。在这组英雄群像中尤其耀眼的是几个性格各异的女性人物：白草、余凤娟、何玉芳、沈小月、冯爱莲、陈芙蓉等。她们或狂野爽朗，或坚忍执着，或知性温柔，在垦荒中承担着更繁重的辛劳，在爱情和家庭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边疆建设中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和牺牲。这种精神在“垦二代”身上的传承，也是小说的重要内容。刘立冬、胡平国、张小倩等年轻人的故事，赋予兵团精神新的时代内涵，让这部作品没有止步于缅怀和致敬，更充分证明了兵团精神是共和国宝贵的精神财富，至今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作者系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