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华文文学共同体是“超越本土、跨越文化、有机生成、具有凝聚世界文化力量的共同体，体现了多元文化的交互性”，而潘耀明的文学实践，正是这一共同体建构最生动的注脚。他依托香港独特的文化位置与自身独特的文化身份，以与作家的私人情谊为纽带，在纸墨、书信的往来中，推动着文学共同体的生成与延伸，对共生共荣的华文根脉进行了连通。

他用辑录信札，打通华文文学的内在文化脉络

文学中的“情”是穿透纸背、连接人心最持久的动力，亦是文化命脉跨越时代而代代赓续的根基，华文文学共同体的形成，正有赖于这种跨越地域的情感流通与精神联结，而这恰恰是潘耀明信札辑录挖掘整理的核心意义所在。其著作《这情感仍会在你心中流动》（2021）通过收集整理文坛名家的信札手迹，发掘出大量鲜活的文学微观史料，从另一个层面完成了对中国现当代作家精神世界的深度体认。

潘耀明通过与作家及其亲属的深度交往，以私人信札与一手采访为微观史料，钩沉出文学史经常忽略的个体生命体验与内心世界。书中，他不仅呈现了茅盾身为作家和文化部部长的内心写照，还捕捉到俞平伯在时代创伤中的独特心境。书中细节的打捞，既彰显了他对知识分子命运的共情与理解，还让那些被历史所遮蔽的女性重新进入公众视野。以往文学史中，赵清阁往往被一笔带过，他用近万字篇幅还原了她多才多艺的非凡人生。他笔下的胡絜青不仅画艺精湛，晚年还竭尽全力整理老舍文集，尽显文化担当。他也用文字呈现出新凤霞从文盲起步完成逾四百万字著述的坚韧品格。

此外，潘耀明还借助书信流动所带动的情感共鸣与思想共振，让分散的地缘经验在互动中形成整体意义。他记录了丁玲复出后公开批评文坛的痼疾，并将丁玲1982年在他纪念册上留下的“要真读书，要深思考，要有创见，不为伪史伪文所蒙蔽”置于这一际遇中加以审视。不仅如此，潘耀明还从这些信札与手迹中，打捞出了重绘华文文学传播版图的关键细节。他整理记述了汪曾祺的文名依托华文世界跨境流通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文学史相关叙述的缺憾。

信札辑录在潘耀明的笔下，不再是静止的文献遗存，它打破了因地缘阻隔形成的文化壁垒，让文字的思想与温情在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乃至海外华文世界之间流动，续接了文化根脉。这种文化根脉的联结，亦体现在潘耀明与沈从文、巴金、萧乾等人的笔墨往来之中，正如严家炎所说：该著作的价值在于通过“大量、多次、有实录的采访”，呈现出作家学者的“作品才华”与“人格人品”，认为“这部丰富而厚重的著作，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应该是独一无二的”。学者袁勇麟亦指出，潘耀明所辑录的信札“深刻蕴含了情感表达、历史评鉴与现实观察”，堪称“‘时代’的一个微缩镜头”。这些“镜头”记录了由物及情、由情入史的流动过程，让散落世界各地的华文写作者，在共同的情感记忆与价值认同中相互确认、彼此归属，由此为华文文学共同体积淀了最为深厚的精神底色。

深化对话，建构香港的文学枢纽作用

在贯通情感流动的文化脉络之际，华文文学亟需一个能够突破地缘壁垒、促成多元对话的文化空间。潘耀明因《明报月刊》总编辑、香港作家联会会长等多重身份，长期投身文学实践，推动香港转型为华文文学的重要对话场域，并为其注入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空间张力。陆士清曾以“业绩耀文林，香港一书生”高度评价其文化贡献，而这一建树的核心，正在于潘耀明依托香港独特的地理区位，凭借广泛的文坛人脉与敏锐的编辑洞察力，数十年如一日地在海内外华文文学之间穿针引线，搭建起持续有效的沟通渠道。

在香港三联书店任职期间，他编辑推动巴金《随想录》繁体版在港出版，让“讲真话”的文学精神在香港与内地呼应；1991年，两岸民间交流得到改善，他把握节点策划专题活动，邀请柏杨、陈映真等曾被禁锢入狱的作家谈切身感悟，将历史转折转化为在场文学对话。这种对时代的敏锐，延伸为自觉的文学史料抢救意识。

潘耀明深耕《明报月刊》，为刊物积累起跨地域的文化公信力。接掌之初，金庸仅以“你瞧着办吧”，赋予其充分自主权，潘耀明数十年经营让《明报月刊》逐步超越一般传媒职能，成为华文领域共同认可的文化阵地。金庸晚年离开明报集团后，所撰文章几乎全部交由《明报月刊》独家发表，夏志清也曾主动请缨为刊物撰写书评，并给潘耀明写信道“久未为贵刊写稿，写篇书评正好将功赎罪”，这些都体现了学人对该刊的认可。正是编辑立场积累出的长期信任，让《明报月刊》成为作家托付重要文献的场域。萧乾生前撰写文章《我与沈老关系的澄清——吾师沈从文》，厘清其与沈从文的师徒纠葛，最后文稿交由潘耀明在《明报月刊》刊载。

在潘耀明的文学实践中，香港呈现出兼容并蓄的开放格局，他先后创办“香港作家联会”“世界华文旅游文学联会”，牵头推动香港文学馆筹建，这些组织与机构的建立，让来自海内外的华文作家得以在香港定期汇聚，跨越地域分隔形成直接对话，为华文作家提供交流平台。由此，内地文学的文化底色与海外华文文学的新探索，老一辈的阅历与年轻一代的创作，得以在香港空间碰撞、交融，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华文文学长期的“离散”之感。正如金庸所言，香港是“最低的地方，才是众川的汇归的地方”，潘耀明以汇聚与守望的双重姿态，推动全球华文文化力量向香港汇拢。在这一空间的桥梁作用下，不同地域华文文学从情感认同逐步走向深层精神联结，汇聚为更开阔的华文文学共同体图景。

在媒介变革中，推动华文文学走向世界

如果说尺牍间的温情与香江畔的相聚，是推动华文文学共同体形成的重要情感纽带；那么在媒介更迭的浪潮中确立现代传播坐标，则是华文文学跨越地域边界、走向世界话语场的重要路径。

这种面向世界话语的建构，其深层起点是对华文文学“文化记忆”正在流失的忧虑。在潘耀明看来，老一代华文作家“每个人都是一本厚重的历史书”，随着前辈作家接连离去，若个体所承载的鲜活文学资料未能及时保存与整理，华文文学共同体的建构便会失去重要的历史依托与文化根基。他很早便察觉到了文学传播纯粹依赖物理空间的局限，也曾坦言香港纯文学“曲高和寡，呼应的人不多”，关注纯文学在当代社会日渐边缘化的处境。这些忧虑驱动了潘耀明在出版实践之外的多元探索。

一方面，他积极开展香港作家口述史的整理工作，既致力于抢救南来作家的散佚史料，如获得许地山亲属许刚支持，编辑出版《许地山香港文学作品选》，也通过罗孚之子等香港已故作家后代，抢救珍贵的档案资料，并着力借香港文学馆发掘研究几近失传的香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流行的“三及第文学”——文言文、白话文及粤语混合的书面文体资料，以免这一体现香港文学开放多元特色的独特文化就此断绝。另一方面，他提出利用“网络、多媒体、AI等手段打造线上文学馆”，将易被尘封的文学文本和易被遗忘的文学记忆，转化为可全球共享的数字文化资源。潘耀明试图用文献出版、口述史记录与数字化转型相结合的方式，改变华文文学在海外长期存在的“离散”与边缘化处境，使其以更完整的文化主体性参与全球文化的交流与对话。

媒介变革的意义，还体现为以多维度跨界实践，破解华文文学在当代华文社会乃至国际语境中的传播困境。潘耀明曾明言，希望“通过跨媒体的、甚至通过科技的多种手段，用大家更能接受的方式，来向大众呈现文学、推广文学”。为此，香港文学馆在他的推动下，在香港率先引入全息投影技术为儿童讲述文学故事，也以“流动书车”将文学送进校园与社区；依托香港在表演艺术、电影戏剧等领域的积累，还以交响曲《射雕英雄传》与金庸小说形成互文，将文字阅读拓展为跨艺术形式的审美体验。与此同时，他创设“大湾区文学征文奖”等，并持续与海内外教育机构、作家合作举办讲座与交流活动，使华文文学突破地域与媒介的双重壁垒，在更广泛的社会场域中延续其生命力。这些实践的影响，也借助更多元的媒介渠道向外延伸。譬如他创办“世界华文旅游文学联会”，以贴近大众生活的旅游文学为媒介突破纯文学曲高和寡的困境；该联会在2012年开办“字游网”，汇聚余光中、余秋雨、林青霞等文化名人开博写作，吸引大批年轻读者参与；《明报月刊》率先在香港杂志界推出合订本与电子版，使刊物得以进入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等世界知名学术机构的图书馆收藏。这种多维传播媒介的搭建，既拓展了香港文学的海外影响力，也使华文文学逐步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话语场。

（艾尤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杨月系首都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