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如何启蒙——读刘汀长篇小说《生活启蒙》
生活如何启蒙？这是刘汀在最新长篇小说《生活启蒙》中抛出的人生难题。关于这部作品，刘汀自己曾介绍，其最初的题目叫作《逆旅行人》。这显然来自苏轼的词句——“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临江仙·送钱穆父》）。又让人想起李白的千古名句：“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春夜宴桃李园序》）这些诗词都意在强调浮生若梦，光阴几何，人生需要找到自我的觉悟和意义。这便与《生活启蒙》有了相通之处。在康德那里，启蒙的意义不言而喻，意味着摆脱自我招致的不成熟状态，获得一种未经他人指引而能自我觉知的人生启示。但这一切又谈何容易？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大多数人都在浑浑噩噩地活着，找不到生活意义和人生方向，就像哲人苏格拉底所说的，这种未经反省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在追求真理和智慧的道路上，我们需要时时对自己的生活和行动进行反思与质疑，进而获得一种人生的启示与自我的成长。刘汀的《生活启蒙》便意在强调这种自我反思的人生契机，这部铆足劲的长篇小说，显然包含着他囊括一切的雄心：关于过往、现在与未来，关于故乡、城市和乡野，关于爱情、婚姻与家庭，关于宿命、创伤和希望，关于父亲的一生、不懈的追求与自我的成长……在他这里，如何获得一种觉悟，进而成全一种“生活启蒙”，是小说的重要启示所在，也是我们每个人理应领受的人生功课。
一、纪实与虚构
《生活启蒙》的主人公丛牧之，是一位陷入婚姻危机的纪录片导演。作为作者刘汀的同龄人，丛牧之与丈夫余作真的相处方式，极为符合今天都市婚姻的基本面貌：疲惫、倦怠，乃至名存实亡。用小说里的话说，“两人之间的裂隙”，恰恰“隐藏在日常生活最深又最简单的细节之中”，“他们对彼此的认知和彼此的变化已经不再一致，那种整体感觉也就越来越分道扬镳”。尽管要到小说的最后我们才略微知晓发生在余作真身上的那场医疗事故，以及他由此而来的自我放逐的生活苦衷，但夫妻俩生活压力之下的婚姻本相其实早已显露。这大概也正好折射了今天都市生活的婚姻实质。
对于丛牧之来说，生活的问题其实并不仅仅体现在婚姻上。随着情节的展开我们发现，她正面临着生活和事业的双重危机。作为纪录片导演，她越来越怀疑纪录片这种艺术形式的有效性。这不仅基于一种职业的倦怠，更包含着对时代变化的怀疑与觉知。正是带着这种深切感知，小说不出所料迎来了那个戏剧化的事件，真正令她有关纪录片的事业信念土崩瓦解的事件发生了。一切都源于那部《瓷之梦》，她带领团队投入巨大精力完成，并且大获成功的作品，最后竟然被证明不过是“金主”青云公司为了抬高瓷器拍卖价格的“垫脚石”。对丛牧之来说，以纪录片的形式呈现一个虚构的爱情故事，这本就不太厚道。更加令人难堪的是，这个故事让一件现代仿品成了欺世盗名的传世之作。而在这个过程中，以真实性为标榜的纪录片，其实扮演了并不光彩的行骗帮凶角色，这对秉持人文主义理想且事先毫不知情的丛牧之来说，是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的事情。因此在事件发生之后，工作室团队的解散就变得顺理成章了。毕竟，这是足以令人信念崩塌的大事件，这不仅仅是金融资本对于影像艺术的亵渎，更加深刻的变化其实在于，媒介时代已然天翻地覆，传统的纪录片正在失去它的独特魅力，一个略显粗鄙却又无比直白的短视频时代已悄然来临。
于是我们发现，正是在这种家庭和事业的双重危机中，丛牧之突然迎来了她从未谋面的父亲。一个消失了几十年的男人，以死亡的方式重新降临在她的生活里。作为遗物的日记本，是父亲曾经活过的证明，也是借此追溯他一生的重要媒介。正是借助这种回忆的触媒，丛牧之获得了认识父亲、走近父亲、理解父亲的重要契机。在她的世界里，缺席的父亲得以再现，她甚至以小说的方式回溯和重新建构了父亲的一生。是的，小说里的丛牧之，根据丛长海的日记写了一部小说，不仅引入了虚构和非虚构的杂糅并置，还饶有意味地加入了所谓的“注释”，从而以“元小说”的间离方式展现了创作者丛牧之关于小说创作的“具体感受”。这不仅暴露了小说的虚构性，更暴露了叙述人的心理活动，以此刻意表明创作的动机与过程。小说试图以这种“戏中戏”的方式，引入现实与虚构的对话、今天与历史的对话，以此在叙述层面建构起整部小说摇曳多姿的文体面貌。
小说于此所呈现的奇特文体，着实令人惊叹。或者毋宁说，这里所呈现的，其实是日记、想象与自身体验的奇妙混合。这种故意暴露小说叙述过程的先锋方式，我们显然无比熟悉。事实上通过这样的方式，丛牧之把自己的生活体验也编织到了父亲的故事之中。从叙事效果来看，这确乎令她得偿所愿，通过写小说来寻找与父亲重合的机会，而父亲缺席所造成的心灵创伤，也确实只能以虚构的方式予以克服。这种从纪录片到写小说，从非虚构到虚构的转型，也深刻折射了社会变迁之于个体精神世界的深切变化。
这里颇为有趣的，当然是作为这一切艺术工作的创作者丛牧之。她在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的切换选择，使得纪录片与小说在不经意间形成了一种鲜明对照，也让我们有机会严肃思考两种艺术形式的根本不同。如果说纪录片的初衷是展现真实，却“鬼迷心窍”地走向了虚构，甚至是蓄意的欺骗，尤其是在《瓷之梦》的事件上，纪录片的真实性原则已然被彻底摧毁；那么小说就是以虚构的方式来叙述真实，如丛牧之所言的，在小说的“虚构之家”的“加持”下，“一切都活了，或者，一切重新开始了”。在此，叙事者所追求的小说“真实”，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比日记所呈现的父亲形象更加丰富，更加“真实”，这便是纪实与虚构的有趣悖论：一个看似真实却无比虚假，另一个则看似虚假却终究真实。
对于小说中的丛牧之来说，一个缺席的父亲，以他的死提示了他的存在，这突如其来的死讯可能也算不上是噩耗，毕竟对于女儿来说，父亲消失得已经太久，她究竟应该如何想象父亲的形象？这其实也涉及我们这一代人如何想象我们的父亲。从刘汀到丛牧之，已然长大成人，生儿育女的“80后”们，应该如何想象我们的父辈，这确实是个极具时代感的问题。或许在丛牧之那里，父亲的形象只能以小说的方式呈现，哪怕他早就留存着那本记录着那个时代，且看上去“更加真实”的日记。通过日记，我们可以看到，大历史的变迁，以及大历史中个体的命运遭际，其实是无比清晰的。但不得不承认，日记所构建的关乎个人的“历史现场”，又离我们仍旧遥远。我们终究无法见证父辈的青春岁月，这便正如我们的历史，哪怕掌握再多的文献材料，获得再多的档案线索，我们也终究无法重返历史现场。作为永远的“缺席者”，真正的历史只能以想象的方式存在于我们心中。这大概正是关于丛长海的小说，其实比他的日记更加真实的原因所在。
二、飞翔与落地
回到《生活启蒙》，对于上一辈重要人物的丛长海，我们只能通过他的日记与丛牧之的小说，对这位“不太靠谱”的父亲略有了解。或许是为了有意制造叙事的悬疑效果，小说开头便交代了丛牧之在获悉父亲死讯的同时，就得到了那本父亲的日记，但直到小说进行到五分之二处时，主人公才缓缓翻开了这本日记，由此得以回溯丛长海并不漫长的一生。
从小说来看，丛长海显然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参军入伍的时候，他就因为偷听敌台，而被连队处分，不得不去养猪；他迷恋音乐，想自造一支铜笛，但那个不成形的家伙，竟然被人当成了枪管，这是他被迫退伍的真正原因。如丛牧之小说所交代的，丛长海时刻都有一种蠢蠢欲动的东西，一种不甘蛰伏、左冲右突的莫名冲动。这或许也是一个时代的鲜明气质，这是一个永不安分的人，永远在追逐新事物，向往新世界。从“长海美容美发厅”，到“长海歌舞厅”，他是小镇的“弄潮儿”，从被诬告的强奸犯，到抛妻弃子的逃离者，他又成了争议人物，大概正是基于这些原因，丛长海得以跻身林东镇风云人物的行列。
丛长海的传奇，并没有因为他的逃离而结束。似乎从一开始人们就知道，他终究是要离开林东镇，去重新追逐自己的梦想的。对丛长海来说，出走是解决困境的唯一办法。离开这个让自己越来越厌烦的小镇，去远方，成了他必须完成的选项，为此挣脱婚姻和家庭的牢笼也不在话下。事实上，如我们在几乎所有青年写作者那里所看到的，小县城与生俱来的逼仄与困顿总是令人如鲠在喉，出走抑或逃离，几乎是每个生于小县城的人在脑海中酝酿过无数次的情感选择。在作家们笔下，故乡县城总是那个让人感到窒息且无比厌恶的地方。困守小城的个体，总在时时谋划着离开这里。他们渴望从旧生活中挣脱而出，到世界去闯一闯、看一看，这近似于鲁迅所说的“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这种“到世界去”的出走意识，构成了个体心灵深处的永恒诱惑。就像齐格蒙特·鲍曼在《个体化社会》中所说的，“生活的固定格局在人的内心产生刺痛，风俗习惯和日常事务在这种刺痛中吞下了荒诞不经这剂毒药”。逃离小县城，也意味着逃离那毫无悬念的人生。
《生活启蒙》里的逃离者远不止丛长海一人。小说中，丛聪的母亲肖月也是这样，她总是借着某个由头离开，到外面把生活里的所有不如意都发散出去，然后回来继续艰难地活着。年幼的丛聪又何尝不是如此？世纪的钟声，让她明白自己与整个世界的联系。这提示了她如何在精神上与整个时代接驳，远方和世界的吸引也由此而来。对她来说，在某个秘密交流的夜晚，找到理解自己生活的法门，这或许正是生活中的“顿悟时刻”。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到，从“丛聪”到“丛牧之”的命名，便肇始于她的出走和逃离。
比较而言，丛长海的选择就没有那么简单，他的逃离更加决绝，他踏上的是一条一去不返的逃离之路。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他选择了一种逃离的极致，那就是重拾他年轻时心心念念的飞翔。他辗转多处，上下求索，在漫长的游历之后，他继续着他的不安分。从未遂的伞兵生涯，到最后疯狂的翼装飞行，都着实令人惊叹。事实上，小说不断回响着一种飞翔的隐喻，比如老师送给熊仔的鸟形胸针礼物；再比如那个多次出现，直到最后才我们彻底弄清究竟是何物的神秘物件——用尾椎骨做成的猫头鹰吊坠，都分明指向了飞翔。只是在丛长海这里，飞翔的理想表现得更加极端一些。如丛牧之的小说所描述的，他被一只梦想变成蝙蝠的老鼠附了体。在此，蝙蝠显然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意象。作为一只会飞翔的老鼠，蝙蝠将低贱的老鼠与高贵的飞行奇妙地联系在了一起。蝙蝠的隐喻，大概正好构成了父亲丛长海的命运写照——出身低贱却梦想奇绝。
丛长海年少时的理想便是去做一名伞兵，如果在飞机上，身背伞包，他“希望自己是第一个跳出机舱的人，第一个从天空俯瞰大地的人”。事实上，他不仅仅是要“从天空俯瞰大地”，更要从这种极端行动中“体会到全身心的自由”。如小说所阐明的，“可怜的现代人，也只有在种种意外中才会体会到全身心的自由。这多像那些去玩极限运动的年轻人啊，只有从高崖上跳下去，从直升机上跳下去，才能摆脱万有引力片刻”。这种为了摆脱万有引力的片刻自由，不正代表着某种逃离的极致吗？但这种极致，也恰是一种近乎病态的极端自由。因为很快，作者就毫不留情地“颠覆”了这种飞翔的高贵，暴露其内在的病态本质。如我们所看到的，丛长海的飞翔梦想其实来自麻醉剂，一种与大麻相似的致幻元素，一种迷幻成瘾的毒药，这显然令他的飞翔之梦打上了一层浓郁的反讽色彩。正是基于这种迷幻的非法性，刻意追求片刻自由的丛长海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死于一次失败的翼装飞行，为他毫不安分的一生画下了句号。这也让人松了一口气，那只飞翔的老鼠，终于落地了。
三、创伤与治愈
然而小说饶有意味的是，对于丛长海，小说看上去就是在讲述一个不安分的灵魂，刻画一个不折腾就难受，不爱老老实实过日子的人。对此，小说有着极为惊悚的描述，这位“极不靠谱”的父亲，在逃离故乡之际，曾试图投药，用堕胎药打掉肖月肚子里的孩子，残忍杀死自己的亲骨肉。这似乎也坐实了这位为了逃避家庭责任而极度疯狂，“还没玩够”的“巨婴”父亲形象，但故事终究留下了转折，提示我们重新认识父亲。
直到小说的最后，父亲丛长海的形象才终于迎来了“反转”。原来他所有的不安与冲动都是有原因的。他左冲右突，四处游走，弃绝家庭与生育；他执着于飞翔，甚至带着他从高空俯瞰人间和急速下降的快感，直至融入山野，灰飞烟灭，都是为了逃避被诅咒的家族宿命，一种颇为神秘且代代相传的家族宿命。如他在日记里写到的，“我们家的人每隔一代就会生出一个傻子或者疯子，总之是个不正常的人类”。这个荒诞不经的家族诅咒，确实吓坏了他，让他对生育怀有刻骨的恐惧，以至于急切地想要逃走。
如我们所看到的，正是这个由来已久的家族诅咒，解释了丛长海毫不安分的行为逻辑。与丛长海相似的，还有小说里的余作真。这位抛妻弃子，行为乖张，一再声称“人不能成为道德的奴隶”的外科医生，就在即将被我们认定为出轨“渣男”的时刻，小说及时还了他一个清白：原来一切都源于一场医疗事故。但是对于小说来说，重要的并非仅仅为父亲正名、为男性正名，重要的是小说同时也提示我们，终究会在某个时刻，我们会重新理解父亲，将“崇拜父亲，怀疑父亲，反对父亲，成为父亲，理解父亲”认定为我们每个人终其一生都无法逃脱的宿命循环。抑或在提示我们，“渣男”兴许自有“渣男”的道理。
通过讲述家族诅咒的故事，《生活启蒙》其实在隐喻的意义上触及了更加重要的叙事线索，那便是如何理解过往的所有苦痛与创伤。在小说的讲述逻辑里，过往的苦痛与创伤，都理应被来自此刻和未来的力量所治愈。就像那个仿佛无解的诅咒，它只能被迷恋天空、酷爱太空探索的熊仔所破解。因为恰恰是后者，代表了这种“来自此刻和未来的力量”。正如熊仔在不经意间所道出的，“丽丽姑姑的感知可能比我们少一个维度，因此一切都变了。我们以为重要的那些事物，对她来说毫无意义，她有自己的趣味和喜欢。她不是病，只是跟我们处于不一样的维度。说不定，她活在四维的世界呢，能看见我们看不见的事物，能感觉到我们感觉不到的快乐”。于是，可怕的家族诅咒，反而成了“开启另一个世界”的密码。对此，恰如评论家赵坤所分析的，“这便是更年轻一代带来的启示性作用，借镜未来知识，为当下的生活解围，并以新的事业和话语框架，带来阐释世界的新思路”。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诅咒的轻松破解，显然具有极为微妙的隐喻意义，确切地说，这意味着一种面向未来的求解方式。对于小说中的所有人来说，重要的不是过去，而是如何面向未来，即便再多的郁结，再大的创伤，生活还要继续向前。在艰难的现实里，我们没有办法避免失败，杜绝创伤。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只是一种“生活启蒙”，获得人生的“顿悟时刻”，来化解过去的苦痛和创伤。好在刘汀也善于叙述这种由“逃离”而生发的“顿悟时刻”。就像小说里的余作真那样，遭受重大挫折的他其实并没有自暴自弃，他因手术意外，造成助手感染艾滋病，巨大的生活苦难反而成为“那只看不见的手”，“它把他的人生颠倒过来，他开始头朝下看世界了”。上一个“头朝下看世界”的是丛长海，他在最后的翼装飞行中没能成功打开伞扣。而同样“头朝下看世界”的余作真，却终究获得了一种离开地面审视生活的机会，他对过去的生活有了全新的理解。这意味着这种顿悟和启蒙，其实也是一种向死而生的治愈。
从最极端的层面来看，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带着创伤的病人，都需要被治愈。每个活着的人，都需要真正的宁静，需要从此刻抽离出去，获得一种从过去走向未来，又从未来看向过去的“生活启蒙”。对于丛牧之来说，写小说又何尝不是一次向死而生的治愈，不是一次真正的“生活启蒙”？如果说纪录片是一种指向外界的艺术实践，那么小说则是指向自身的。借助这种内倾性的情感实践，她开始走近父亲、理解父亲，这使得原本缺席的父亲，被她重新想象和建构。而在写作的过程中，少年时的回忆得以从过去翻涌而来，这终究让她对一切都有了新的认识。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写作也是一种自我审视的契机。在丛牧之这里，写作让她找到了一种告别过去，治愈创伤的方式，更找到了与生活和解的可能。同样，对于人到中年的刘汀来说，写作《生活启蒙》的过程，又何尝不是一次自我审视的实践？“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的慨叹，同样包含着一种告别过去、走向未来的决心。他在期待着一次“生活启蒙”，也期待着属于他的顿悟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