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主持人语

科幻文学中的家庭书写

李怡

在人们的想象之中，科幻都是翱翔在宇宙天穹之中的事情，早已经超出了世俗的日常。殊不知，任何想象最终都不得不围绕人的基本生存，冲出太阳系的飞船终究要在某一人类的家园落地。因此，科幻小说中的家庭书写也就成了必然的现象。这两篇论文都集中挖掘这一问题如何成为当代科幻的表现内容，一篇置于“后人类”的背景，另外一篇专门讨论“机器养育”的伦常再构问题，都属于科幻预见的未来不得不面对的大事。有多大？其实和宇宙天穹一般大。

后人类时代下的母职异化、主体消解与家庭伦理崩塌

——评邵宇翾《下一次归来》

刘泞茈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在现代家庭结构中，通常是母亲承担教育子女的责任。美国社会学家莎朗·海斯用“密集母职”来概括20世纪80年代的中产阶级母亲面临的母职要求。所谓密集母职，是社会文化对母亲角色的高度期待，要求母亲以孩子为绝对中心，强调母亲全身心投入与自我牺牲，追求精细化、科学化的完美育儿，其本质是一种文化霸权。在密集母职严苛标准下，母亲们往往筋疲力尽。那么，在未来的人工智能时代，抚育机器人能否将母亲从这一枷锁中解放出来？

《下一次归来》发挥对未来的想象，将母职困境置于后人类时代的技术图景。当人工智能全面介入抚育儿童，母亲并没有从枷锁中解脱，反而在机器人的对照下丧失自我价值感，最终彻底放弃自我，成为人机融合的后人类；孩子在机器人的言传身教下，曾陷入身份困惑，并最终倒向技术一方。传统以情感、经验、血缘为基础的家庭伦理体系正面临崩塌与重构。

小说并非单纯呈现母职困境，而是通过家庭这一微观场域，揭示了技术对人类主体性的全面侵蚀。当技术日益渗透生命的每一个角落，作为个体的人，又该如何建构自我？

一、创伤救赎与社会规训：密集母职的育儿实践

小说开篇即介绍妻子舒美成为母亲后，“失去自我围绕母亲身份生存”的表现，她的自我价值完全与母职捆绑。这种不健康的心理状态，是舒美童年创伤与社会规训共同作用的结果。

童年创伤让舒美选择以合格母亲身份完成自我救赎。舒美的童年未得到母亲的有效关注，“在她眼皮底下生活，她却对我一无所知”，这种缺失让她渴望拥有一个“合格母亲”，但童年的遗憾无法实现，只能选择成为“合格母亲”进行代偿。

她将童年缺失的安全感、关注度与爱，全部投射到女儿身上，甚至为了做个好母亲而失去自我。舒美的育儿实践本质上是一种创伤性补偿，在这一逻辑下，孩子不再是独立的生命主体，而是成为修复舒美创伤的情感载体。

密集母职的社会期待让舒美“放弃自我”。她放弃音乐、阅读、装扮等个人生活，夜间孩子入睡后便“断电般失去活力”，其活动被压缩为“母亲”这一身份。同时，她对育儿权严格把控，丈夫试图参与照料，却因不够专业可靠被否定与排斥。在这种状态下，亲子关系沦为单向管控关系，夫妻关系出现裂隙，家庭伦理从一开始便陷入失衡状态。

童年的情感创伤使舒美执着于完美母职，而社会文化营造的密集母职等话语，又为她的执念提供了外部合法性，二者相互叠加，使舒美在“完美母亲”的道路上不断自我压榨。她的育儿实践不再是自然的情感流露，而是创伤驱动与社会规训合力下的自我救赎，其代价则是个体的持续掏空与精神世界的不断收缩。

二、技术介入：母职标准化与自我的彻底剥离

既然凭借人类个体难以达到完美母亲的标准，那么技术的介入又能否帮助舒美成为完美母亲呢？答案是否定的。密集母职的意识形态仍然存在，抚育机器人爱丽丝的出现，将母职标准拔高到人类难以企及的高度，成为一个可视化的对照，也成为压垮舒美的最后一根稻草。

爱丽丝的“完美”是科技发展的成果，它以算法为支撑，提供理性、无差错、高效率的标准化抚育服务，在这种完美对比下的人类便显得无用。舒美越是希望成为“合格母亲”，就越会在算法构筑的“完美抚育”面前意识到人类育儿的局限性。技术并未缓解她的焦虑，反而以可见的方式证明自己的无用。由此，舒美的母职困境在技术面前进一步激化：无论如何努力，也达不到完美标准。并且技术的介入让舒美迎来了新的身份危机：当小杰更依赖爱丽丝的陪伴，当陌生人误将抚育机器人认作小杰的母亲时，舒美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母亲身份正逐步被爱丽丝替代。

为了“夺回”自己的母亲身份，舒美带小杰参加没有人工智能的童子军夏令营，试图重新培养亲子关系，然而却因为意外坠桥。舒美认为是自己的过失才使得小杰受伤，自责与挫败使得舒美选择离婚逃离，抚育机器人几乎完全接过了养育小杰的任务。

童年的创伤未能得到弥补，机器人的完美反衬了舒美的“无能”，舒美陷入抑郁和焦虑，而她选择摆脱痛苦的途径，成为小杰的试验品，在人工智能的强化下，成为“完美的人”，但最终机器却吞噬了人类主体。舒美将完美母亲的标准寄托于外部标准，将自我价值外化为育儿成果，却未意识到，“完美母亲”的核心并非完美照料与科学算法，也并非“完美”的标准，而是真实的情感实践与联结。

三、后人类时代下亲子关系的重构与主体性危机

小说展现了舒美如何在技术介入下的母职标准化中，逐步丧失主体性，最终走向人机融合的悲剧。主体的建立，依赖于个体对自我存在、自我价值与社会关系的稳定认知。密集母职的社会意识形态，让舒美几乎被压缩至“母亲”这一单一身份中。她认为自己的存在价值，完全取决于是否符合“完美母亲”的外在标准。当人工智能将“完美母亲”的标准推向人类无法企及的高度，舒美的主体性便失去了最后的支撑，只能转向后人类路径寻求救赎：通过植入人工智能芯片，接受技术改造，将自己变为不会疲惫、焦虑、失误的完美人。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深度介入成长过程，使得儿童的主体成长路径变化。儿童主体的成长离不开亲子间的情感互动、挫折体验与身份认同等，而爱丽丝提供的是一种理性、稳定、精准的科学抚育。它以稳定情绪回应孩子，以精准算法满足需求，以理性逻辑引导行为，却无法给予儿童在真实亲子关系中可能经历的情感体验。小杰与米乐两个孩子正是在这种充满理性与科学的成长环境中，逐步形成以技术理性为内核的主体形态：她们接受了技术至上主义的观念，习惯于高效、秩序、最优解，排斥人类情感的复杂、脆弱与不确定性。当小杰说出“也许真正需要改良的是人类”，当米乐将人类身体视为“低效枷锁”时，两个在哺育机器人养育下成长的孩子，已然倒向机器人的一边。

异化的母职与亲子关系，共同瓦解了“主体间性”这一家庭伦理的存在基础。主体间性认为人与人通过情感、语言、肉身与共情达成相互理解，是亲子关系、家庭伦理得以成立的前提。然而在小说中，舒美与小杰之间并非平等的主体对话，而是“监控者与被监控者”的权力关系；爱丽丝与孩子之间也并非真正的情感交流，而是“数据识别与指令反馈”的技术关系。肉身的温度与触感被模拟感官取代，血缘所赋予的生命联结被削弱。当家庭内部不再有主体间的真诚互动，只剩下技术对人的规训、人对技术的依附时，传统意义上的家庭便宣告死亡，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以效率为目标、以算法为规则的后人类组合体。

最终，小说将母职—亲子关系的危机，推向人类主体性陷落的后人类图景。舒美主动接受技术改造，成为被人工智能占据身体的后人类母亲；小杰从依赖机器人的儿童，成长为改造生命的技术掌控者；米乐则因无法忍受人类身体的局限，选择抛弃肉身将意识上传虚拟世界；而“我”因为阿尔茨海默病，也面临着被小杰改造的命运。他们命运共同指向同一结局：在后人类时代，很难再保留纯粹的自然人。

邵宇翾对未来母亲面临的困境进行了一次具象的想象。一方面，密集母职作为一种文化霸权，让舒美以“母亲”身份确认自我；另一方面，抚育机器人的介入又使她连母亲的功能位置都被剥夺，其存在被悬空。在完美标准无法抵达、现实功能又被取代的双重困境中，舒美失去了建构稳定、自洽主体性的能力，最终只能选择放弃自然人身份，通过接受技术改造、成为人机融合的后人类，来重新获得“被需要”的价值。舒美面临的困境并不仅仅是她作为一个母亲的困境，也是后人类时代下，每一个自然人可能面临的困境。成为人机融合的后人类就能轻松变为“完美人类”，这真的是“最优解”吗？经过技术改造的舒美变得年轻、博识、完美，然而其意识却被机器人彻底吞噬。我想，作者已经给出了我们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