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刘云芳，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四十二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河北文学院签约作家。作品见于《青年文学》《北京文学》《天涯》《散文》《散文选刊》等报刊。曾获香港青年文学奖、孙犁文学奖、河北文艺贡献奖等奖项。出版有《木头的信仰》《给树把脉的人》《陪你变成鱼》等作品八部。

漂泊的房子

文 / 刘云芳

一

冬夜的寒风刺破糊在窗户上的报纸，钻进狭小的屋子，将裹着被子的我冻醒。暗淡的光线里，桌子、自行车的轮廓逐渐显露。我再三确认，发现自己回到了二〇〇一年那间城中村的出租屋。我下意识想找人问问，我的孩子、爱人哪里去了，可镜子告诉我，我只有十八岁，有关不惑之年的所得，不过是一场梦罢了。我疯了般掀开单薄的被子，拼命想在纸上写下正从脑海里消失的爱人的名字，可那笔不听使唤，笔画胡乱在纸上爬，十八岁往后的一切，变成了一道正在被阳光收走的水痕。

多年里，这是我一直重复的噩梦。

后来，回山西照顾生病的父亲时，一家省报记者通过电话采访我，几天后，记者发来新闻链接，题目就暴露了我打工那几年搬家十五次的经历。当时母亲坐在一旁，她指着那几个字，问，是你？接着，又笑着摇头说，假新闻吧？都是瞎说的！我紧绷的神经立马放松，庆幸她一直深信我那些年编造的谎言。不过，那时我也并未觉得自己吃了什么真正的苦，对于一个从闭塞山村走出的女孩而言，我的目的只有一个：去城市里换一种活法。我哭了那么多次，又争吵了那么多次，才终于走出去，无论如何，也得咬牙挺着。

母亲常提起当年送我进城坐火车的情景。那年初秋，故乡的山里已经透出凉意，她在集市上给我买了件牛仔马甲，又塞给我一双绣着杏花的深红色布鞋，她不知道，我对那双鞋很抵触，觉得它轻易就暴露了我山里姑娘的身份，实在配不上我一飞冲天的梦想，但我还是穿上了，相比内心的自卑，我更惧怕母亲觉得我虚荣，也怕伤了她的心。

绿皮火车沿着太行山脉一路北行，穿过一个又一个悠长的隧道，车厢里越来越闷热，我刚要脱掉马甲，却发现里边的浅粉色衬衫上沾满了蓝色印迹——牛仔马甲掉色了，只好重新穿上，哪怕汗流浃背。夜色渐深，车窗外，黑暗的尽头布满灯光，那未知的世界多么璀璨。我心想，能在那些地方拥有灯光，简直就像在陌生的天地间握住了一颗星星。

火车在凌晨抵达石家庄站，我在候车室坐到天亮。清晨，广场上横七竖八躺着一些人，哪怕睡觉，也搂抱着一旁的行李。我绕过他们，去公用电话亭给同学岳珊打寻呼，不一会儿，她回了电话，说来接我。

才两个月没见，她大变了模样，波浪卷衬着化过妆的脸，让我觉得陌生。她走在前边，筷子粗细的鞋跟在地板上敲击出好听的声音。我感觉自己身上的汗臭味儿愈发浓烈，跟在她身后，仿佛流浪汉。掉色的衣服和千层底的绣花鞋让我忽然不会走路，好像迈哪条腿都是错的。

岳珊正在跟一个女孩合租。推开门，房子里的白墙上显出我们的影子，让我忍不住后退了一步。晚上，她抱来一床被褥放到客厅的地板上，给我盖。她跟室友住在里间的床上。我知道，能有落脚的地方已是万幸，但从卧室门缝透出的光有伤人的力道。客厅没有窗帘，外边的路灯亮得刺眼，让我觉得自己无处可藏。

我迫切需要一个住处，可报纸出租的房子房租却高得离谱，我摸着衣服里母亲临行前塞的那二百块钱，感觉自己的心被什么东西煎熬着。

岳珊带我去应聘过几次，在那些写字楼里，我总是张不开嘴，好像个失语者，唯唯诺诺跟在她身后。以至于没人的时候，我会在卫生间张开嘴巴检查自己的舌头，它到底怎么了？

二

火车站是我落脚这座城市的原点。我坐一趟公交车回到这里，重新出发。

沿着中山路一直往东走，我的影子不断被高楼大厦的影子覆盖，又从中挣脱。我立马明白那里不属于我，赶紧折返，向西去，躲开繁华的街区，向南，再向东，拐进一条破旧小巷，那里藏着的城中村，让我顿时心安。不时看到写着“招租”的纸板挂在门口。最终，在一棵老槐树下的院子里，我以八十块钱的价格租下了朝西的小屋，从此，开启了租房生涯。

那是一间极小的房子。垒起的砖头上架了块木板便是床，房东看我的行李中有不少书籍，又搬来一套旧桌椅，像是哪个学校淘汰下来的，上边布满了姓名和深浅大小不一的“早”字。我往地上泼了些水，空气里弥漫起湿润的尘土味，那味道竟让我有一种归属感。在故乡的许多个清晨，总被这样的味道唤醒，那是母亲正在窑洞里洒扫。等尘土落下，我把上学时用的被褥铺上，用报纸糊了四周的墙。窗户是漏风的，别人家的饭香趁机钻了进来，我赶紧把窗户糊好。夜晚，院子里响动着自行车的声音，说话的声音，锅碗碰撞的声音，我站在悬着的灯泡下，沐浴着昏暗的灯光，四面的墙壁把我与外界阻挡开来，我第一次意识到，空间原来是心灵的容器。之前，一直与父母同住在窑洞里的火炕上，后来住学校宿舍，想到我在这世界上终于有了自己的小窝，就兴奋得睡不着觉。后来，读到加斯东·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里所说的“房子是我们的第一宇宙”，深以为然。

第二天，我步行去服装批发城买了身套装，只花了五块钱，因为裙边上有破洞。这倒也难不住我，从头上摘下花朵发卡别上去，黑色的裙子反倒俏皮灵动了许多。又花二十块钱买了双黑皮鞋，把那双绣花鞋赶紧包起来。从此，它就成了我永远的行李，再也没有穿过。我将它当作一件收藏品，放在衣柜的最深处。

终于，我找到了人生第一份工作，是一家报社的采编。我不会骑车子，只能步行上下班。生活在平原的人根本无法理解这件事情，但我们那座山里到处是悬崖和盘山路，自行车还真是稀罕物。我花五十块钱买了辆旧自行车，怕被偷，每天把它推进屋子，倚墙靠着。半夜，借着月色看到那辆车子，会想起我们村庄里的一些人家，他们的窑洞里，常是人畜混居。自行车，是在暗处陪伴我的一匹马。

我在窗口看书，躺在被窝里看书，踱来踱去看墙上那些旧报纸的新闻，有时候也趴在桌子上等待一首忧伤的诗到来。一块钱买八个馒头，再有一块钱可以买一斤咸菜，它们躺在抽屉里，可以是我的早餐、午餐，也可以是晚餐、夜宵。厕所在院子外的街边，进去前，要先挽起裤腿，屏住呼吸，并对脚底下噼里啪啦白蛆被踩爆的声音保持一颗平常心。那时，我的目光还不具备从生活里打捞伤感的能力，总觉得幸运之光必将笼罩着我。我经常在小屋里抒情，想到那些在故乡顺从父母开始相亲的同龄姑娘，感觉自己已经走在另外一条光明的道路上。

我还找到了省钱的好办法，周末去火车站对面的新华书店，一早就去，抱着一本书看。除了上厕所，没有任何事情能让我离开，除非工作人员在黄昏时分驱赶，他们要下班了。当我迎着暮色走进出租屋时，心里便装了一个热闹或孤寂的世界，就着这奇妙的感受，抽屉里的馒头竟也美味起来。

我常盯着桌子上刻得歪歪扭扭的“早”字、磨损的姓名，或许那就是一个个梦想的萌芽，我用这些萌芽为自己的生活校准。走在街道上，我扭过脖子看入云的高楼，川流不息的人与车，常常用一切事物为自己的前程占卜，槐树的个数，路灯的个数，遇到的男人、女人的数量，影子的形状，以及出租屋里前租户留下的痕迹，有时候，也忽然对着天上的月亮许愿。那是一个十八岁少女初入社会的白日梦阶段。

在小巷里练习骑行，一群小孩看我笨拙的样子，先是发笑，后来跑过来出主意，我还是一次次摔倒。两个多小时后，终于会骑了，但一骑上去就停不下来。每次停下要么摔倒，要么拿一旁的墙当刹车，我的胳膊上、腿上磨破了好几处。晚上，做着有关骑行的梦，醒来后，两条腿又酸又胀。

那时，我们山里还没有电话，我跟一个在城里的亲戚打电话，让他捎话给母亲，说我租了房子，并且有工作了，让她放心。这一句话在路上游荡多半个月才传到她耳朵里。后来，某个约定的时间，母亲会去山下的镇上给我打电话，在比牛棚还简陋的小卖部门口，我用语言美化着自己的生活，每次挂断电话，我的心情都会出奇地好，好像那些语言真的有为生活抛光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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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节选，全文刊于《青年文学》202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