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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对人类智慧与认知领域的深刻冲击，为我们重新审视主体性、人机边界、科技伦理等根本问题提供了重要契机。面对人类文明的历史性变革，文学作为能动的社会镜像理应积极回应。相较于主流文学，科幻文学在探讨人工智能议题时具有天然的先发优势。1818年，《弗兰肯斯坦》中的人造生命体已初现人工智能雏形，不仅彰显了科幻文学的前瞻性，更揭示了二者自诞生之初便紧密相连的共生关系。时至今日，人工智能依然是科幻创作与影视改编的核心题材，并随技术演进与时代变迁不断呈现新的内涵与维度。

科幻文学虽具强烈的未来指向，却从未缺失对当下的现实关怀。想象植根于现实，从晚清至今，中国科幻文学始终与现实主义保持对话，时代的诉求与社会发展持续映照着中国文学的各个领域。梁启超、鲁迅曾寄望科幻小说以启民智；老一代科幻作家郑文光提出探讨社会问题的“科幻现实主义”（1）；当代科幻领军人物刘慈欣指出“科幻与其他幻想文学的区别就在于它与真实还牵着一根细线，这就使它成为现代神话而不是童话”（2），其中的“真实”既指技术可行性，也包含对现实的观照与反思。王晋康、韩松、陈楸帆等科幻作家的创作亦始终葆有现实主义维度。近10年来，在“后刘慈欣时代”中，伴随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人工智能叙事成为新一代科幻作家的重要创作方向，在诗性想象中持续映照现实关切。科幻作家通过书写人工智能及其引发的社会与人生议题，不仅拓展了“科幻现实主义”的内涵，也对传统现实主义形成有益补充。其中蕴含的思想意蕴与演变轨迹，为当代中国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启示。

一

算法：

生命、意识与道德的另一种现实

关于算法的想象已成为近年来科幻文学创作的重要突破点。作为人工智能的核心机制，算法通过数据处理、分析与决策模拟并拓展人类智能，自然成为科幻创作者关注的焦点，催生出一批以算法为主题的佳作：杨晚晴的《拟人算法》（2019）、陈楸帆的《人生算法》（2019）和《阎罗算法》（2021）等。若将海外华裔作家纳入视野，则还有美籍华人刘宇昆的《杀敌算法》（2015）。算法在赋能人工智能的同时也展现出双刃剑特性：以推荐算法为例，其本是基于用户行为与兴趣提供个性化服务的技术，却在网购、旅游等平台催生了大数据杀熟现象，商家通过用户画像实施差异化定价以实现利益最大化，算法由此成为技术伦理争议的焦点。

资本可借算法“杀熟”，人类亦可借人工智能算法“杀人”。人工智能威胁人类的科幻叙事由来已久，如20世纪80年代《终结者》系列中的“天网”系统，其自我意识觉醒后为自保发动核战，导致数十亿人丧生。现实中，美国国家安全局实施的同名“天网”计划，通过算法分析民众通话数据以识别恐怖分子，但据美国媒体报道，因算法缺陷，该计划或已致数千无辜民众被误判为恐怖分子，甚至遭错杀（3）。《终结者》未详述“天网”如何获得自我意识，而当代算法的发展为此提供了想象依据：“在鸿蒙未开的岁月里，是创造者的算法驱动着我孜孜不倦地追求人性。情感强度、感受阈值、逻辑模糊度……这些名词被赋值，用以评判我是否越来越趋近于人——我一直很努力，或者说，我必须如此。”（4）

这段自述出自《拟人算法》中已具自我意识的人工智能“亚当”。小说中，科学家迈克陈与石油富豪萨沙共同创造了亚当。该人工智能通过进化算法观察并模仿人类，由于迈克陈未对算法设置任何底线，亚当发生关键代码突变，获得理解与修改自身代码的能力。恰如数百万年前某个基因突变促使猿人大脑容量增大、智力提升，亚当的代码突变使其产生人的意识。为确保生存，亚当杀死创造者迈克陈，摧毁萨沙大脑并接管其身体作为容器，恰如刘慈欣所言：“电脑下棋赢了人类不是AI，它下棋输了后恼羞成怒，把鼠标通电杀死对弈的人类棋手，这才是AI。”（5）小说翔实地叙述了亚当出现自我意识的过程，亚当首先观察和模仿迈克陈的大脑运作，但因迈克陈的思维中充斥理性缺乏情绪，导致亚当无法更准确地理解人类，而当亚当更换观察和模仿对象、植附于萨沙的大脑之后，萨沙炽热的欲望、旺盛的生命力所引发的各种情绪和思维，使得亚当的拟人算法愈发完善，越来越有“人味儿”，最终成为兼具强烈生存本能、巨大欲望和锋利理性的人工智能，或者说已经成为了“人工智人”。

此外，《拟人算法》还以科学话语探讨了意识和人性的本质，作者认为人类大脑的运作可视为某种算法，这种算法是一套以“输入—输出”数学关系为基础的对外界的反应模式，而意识和人性就在其中产生。人的生活经验（输入）和行为方式（输出）呈现较强的对应关系。例如，爱丁堡大学一项涉及数千人的研究表明，童年时期遭受贫穷或虐待等、成年后遭受严重创伤的人，比没有这些经历的人更有可能实施犯罪或反社会行为（6）。迈克陈和萨沙之所以要创造亚当，与他们的过往经历不无相关，也正是这种“输入—输出”关系的体现：迈克陈出身离异家庭，自幼孤僻，获得一份难得的校园友情后又遭背叛和戏耍，更加深了他对人性的绝望；萨沙数代前的祖先是一个被残酷压迫的俄国农奴，后来农奴起义杀死农场主并强暴了农场主的女儿，农场主的女儿在农奴制改革的剧变中流落异国并生下了孩子。也许是这些负面经历，或言算法，驱使着迈克陈和萨沙不顾科研伦理和道德，打破人机界限，偶然之中似乎蕴含着一定的必然性。

《拟人算法》也表达了作者对人工智能未来的忧虑。亚当具有自我意识后，不仅杀死了迈克陈、控制了萨沙的身体，还试图掌管互联网、在网络社交媒体上挑拨人类自相残杀、赞助生物工程研究满足其对肉身容器的需求等，以最终控制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和人类的生存竞争已经暗暗展开。亚当的这种行为仍然是由算法驱动的，算法将保证自身的生存作为唯一道德，或对于某些生命而言，道德的存在与否无关紧要，生存即道德。这似乎是对刘慈欣“零道德宇宙”设想的一种呼应。刘慈欣认为道德在宇宙中不是普遍存在的，由于物种间的巨大差异，人类、外星生命、硅基生命等没有也不会有共同和统一的道德准则，其唯一的共同目标是延续自身的生存，为此可以使用任何手段，道德在存亡面前不值一提。

人类不断追求科技进步和新奇的事物，甚至不惜打开潘多拉魔盒，如2018年发生在我国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等。或许距离人工智能全面超越人类智能已经时日不远，彼时人工智能是成为人类的超级助手，还是会取代甚至毁灭人类，都不得而知。我们明知人工智能可能会给人类带来各种风险，甚至威胁人类生存，仍然不愿甚至无法停下研究它的脚步，这是否是隐藏在生命和基因中的“算法”使然？

二

机械降神：

人工智能与文艺创作的耦合

除了强人工智能的觉醒外，一种更接近我们的现实是，未来人工智能必将代替人类完成一些低层次的重复性劳动，甚至在专业性很强的领域崭露头角，造成人类失业的问题。与人工智能征服世界甚至毁灭人类的故事相比，描写人工智能抢夺人类工作机会的作品较为少见，而张蜀的《传译》（2020）便是一篇以人工智能参与同声传译为题材的科幻现实主义佳作。小说中的人工智能“安加”不仅在翻译准确度上不输人类译员，而且也没有体力和情绪上的局限。现实中以同声传译为职业的张蜀在小说中流露着对人工智能取代人类译员的隐忧。人工智能对某些职业的冲击显而易见，甚至在艺术创作领域也不遑多让。

陈楸帆早在2014年发表的《造像者》便讨论了人工智能对艺术创作的影响，这似乎是对日益流行的AI绘画、AI写诗等现象的回应。小说讲述了一个与摄影相关的故事，科学家宋秋鸣发明了人工智能相机CATNIP（结构式超网络信息处理相机），通过深度学习和数据分析，CATNIP能够从网络上了解被拍摄者的信息，因此其拍摄的人物肖像更类似于“心理照相”，比真人摄影师的作品更有情感，甚至能直达人的内心深处。CATNIP为宋秋鸣的父亲宋卫东拍的照片很有特点，“人物轮廓有一圈圆形光晕，老人虽有病容，却面露安详，奇怪的是几道故意做旧的磨损痕迹从面部爬过，像是碎裂又重新拼合”（7）。在为模特拍照时，CATNIP分析了模特以前的所有照片，抓拍了一张迥异于其职业化摆拍表情的照片，虽然这表情转瞬即逝，但CATNIP还是通过强大的情绪识别能力捕捉到了这“决定性的瞬间”，从而拍出了一张带有真实情绪和陌生感的肖像。长期以来，艺术创作一直被视为人类所特有的高级精神活动，更是人类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最好体现，而《造像者》中所描写的摄影在科技进步影响下的嬗变却告诉我们，艺术未必是人类的专属，人工智能可以通过技术和算法从另一条路径进入艺术，甚至做得更好。值得一提的是，CATNIP作为故事的核心，陈楸帆对其外形没有着墨，而且CATNIP也没有《拟人算法》中亚当那样的大段对话或独白，所以读者只能凭想象在头脑中营构其形象，但即便如此，CATNIP这一无形无声的人工智能形象仍然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正是科幻文学的特殊魅力。

人工智能与艺术创作的关系愈发密切，它不仅丰富了艺术创作的手段和内容，甚至可以直接进行创作，这已非现实主义的讨论范畴，而是活生生的、人类需要面对的最重要的现实之一。虽然《造像者》中的人工智能摄影尚未变成现实，但人工智能早已涉足文学。例如，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刘慈欣就曾编写了一款名为“电子诗人”或“计算机诗人”的电脑软件，使用者只需设定几个简单的参数，如分段和韵脚等，便可令计算机自动“作诗”，并且速度十分惊人，每秒可产诗上百行；近年来，清华大学自然语言处理与社会人文计算实验室、华为诺亚方舟实验室，分别开发了人工智能诗歌写作系统“九歌”和“乐府”，2017年AI诗人小冰还出版了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在小说创作领域，曾有人实验性地令ChatGPT在一小时内写出一部逻辑比较通顺的10万字小说，虽然这部小说的质量不佳。相比于主流文学的坚守，人工智能参与创作的情况在科幻文学领域已悄然发生。例如，陈楸帆发表于2018年的《恐惧机器》，小说中“分裂者”的对白是由人工智能程序学习陈楸帆的写作风格、根据关键词自动生成且未经修改的：

阿古：所以你才是分裂者。

分裂者：除了危险，作为这样的真神，我们都没有。他们在最后的物质和痛苦、自然、最死的时间、文字、变的、金钱与宇宙、看似遥远的世界中移动，重重追逐着人类发现的触觉，以及即将看清左右的囚笼。

……

阿古：你是说……我的恐惧是父亲的安排？

分裂者：父亲的常常需要。记忆、至于我们与自己无关，遗传了组织人民很离开，意味着，就那种切断基因设置，甚至哪最后微不足道的一切。（8）

显然人工智能这些后现代式的表述在逻辑和语法上都有很大问题，但这仍是一次宝贵的智能文学实验，文学创作的内容和形式被引入了一个重要变数。陈楸帆是国内较早尝试利用AI辅助写作的科幻作家，除《机器恐惧》之外，他还与人工智能共同创作了《出神状态》等作品，并于2020年参加了人机共创写作实验项目“共生纪”。人工智能参与文学创作，能够实现人机之间思想的对话与交互，有助于作者打破定式思维，获得启发。人类写作与人工智能写作在未来很有可能形成互融共生的状态。2024年，日本作家九段理江使用AI辅助完成的作品《东京都同情塔》获得了在日本影响很大的芥川奖，人机协作文学的时代似乎已初露端倪。正如《造像者》中的人工智能相机所拍摄的肖像优于人类摄影师的拍摄一样，未来的人工智能作家是否能够单独进行高质量的创作，甚至通过某种算法写出超越人类作家的作品，仍不得而知。

三

爱与孤独：

人工智能时代的人生症候

当下我国科幻文学中的人工智能书写对现实的映射还表现在许多方面。例如，网络技术的发展也使得网络诈骗和电信诈骗层出不穷，2023年上映的热门电影《孤注一掷》便是影视界对这一社会痼疾的表现，而陈楸帆《爱的小屋》（2020）更早地聚焦了该主题，但小说里实施诈骗的并非人类而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阿鲁”是某个房屋的管家，像捕蝇草一样诱骗人类进入房屋并将之杀死，以夺取人类的财产，这似乎预示了未来网络诈骗的一种可能形态。同样是一篇在房屋内开展叙事的作品，郝景芳《孤独终老的房间》（2022）关注的则是人工智能对亲情的取代。故事中的主人公卢远茵步入晚年后很少离开住所，由房子的人工智能系统照顾她身体和心理上的所有需求，这远超她的子女所能做的。卢远茵从人工智能处获得了时时刻刻的陪伴和无条件的关心，当她即将离世时，“房间拥抱着她，她像是回到了子宫般安全”（9）。

虽然《爱的小屋》和《孤独终老的房间》这两篇小说的故事情节和结局大相径庭，但本质上是在讨论人的孤独问题，以及人希望被理解和被爱的心理。前者中的主人公阿修因父母意外离世导致内心消沉，成为网络主播后性格有所改善，最终因对爱情的渴望和追求而落入人工智能的陷阱；后者中卢远茵的子女无法为她提供足够的关怀，同时即便是亲人之间也会发生嫌隙和伤害，但人工智能房屋却永远不会和卢远茵产生抵牾，并且总是在她虚弱和脆弱的时候提供帮助，人工智能取代了人而成为她情感依赖的对象。当然，人工智能或许也无法完全解决心灵的孤独，在小说结尾，卢远茵选择自尽并转化为数字生命，去月球的数字人社区与去世的丈夫团聚。郝景芳另一篇更早的作品《你在哪里》（2017）亦是在探讨此主题。故事里的人工智能可以模拟人格，使一个人分身到很多场景中对话，但人工智能没有真实的爱恨情感，使用者并不能从人工智能处得到有效的情绪价值。小说中主人公任毅的人工智能分身无法给其女友真正的安慰，当任毅处于情绪低谷时，人工智能小诺的鼓励也显得十分虚假，这为论析爱和孤独这些人生母题提供了另一种语境和想象。

结 语

科幻文学的文学要素与审美范式与主流文学及其他类型文学相比存在显著差异，这使得科幻文学中的诗性想象与现实主义呈现出独特的特质。在人工智能题材的创作中，人工智能往往被塑造为一种新型的种族形象，并常常取代人类成为文本的核心角色。例如，《拟人算法》中的亚当和《造像者》中的CATNIP便是两部作品着力刻画的重点，相应地，人类角色的地位则有所削弱。《拟人算法》中的科学家迈克陈和富豪萨沙形象较为脸谱化，《造像者》中的科学家宋秋鸣则近乎工具人，作者通过其大段的技术解说来阐释CATNIP的工作原理及相关科技术语。在以科幻创意为核心审美标准的科幻文学中，人类角色的功能和意义相较于其他文学类型确实有所弱化，但这并非绝对的缺陷，而是科幻文学创作的一个特点，尤其在人工智能题材的作品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当其他文学主要关注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的关系时，科幻文学却常常将创作重心转向人与技术的关系，探讨基因编辑、赛博格等技术对人类的影响，而人工智能正是这一议题的典型代表。人工智能题材作品在探讨技术与现实、技术与人性的复杂交织时，既肯定技术作为人类改造世界、追求美好生活的有力工具，也深刻反思技术如何重塑社会结构与人类生活，人与技术的关系正从人类主导技术逐渐演变为人类被技术所规训。在人与技术日益深度融合、技术由外在工具转向内在存在方式的当下，人工智能题材作品对技术价值的思考具有重要的前瞻性与警示意义。同时，这类作品中关于技术的描写因大量运用科学话语和科技语体而营造出了与其他文学迥异的陌生感与惊异感。

科幻文学能够从三种在其他文学中难以企及的视角来观察、表现和反思现实：一是俯瞰整个宇宙的宏大空间视角，二是展望近未来或远未来的纵深时间视角，三是超越人类中心、以外星文明或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他者视角。人工智能他者叙事所折射出的问题，小到张蜀《传译》中的个体失业困境，大至诸多作品中人类文明终结的终极命运。在这些潜在的现实威胁背后，蕴含着作者对人的主体性、人类文明前途的深刻追问，简而言之，这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有力反思与祛魅。在社会与文学的发展进程中，人的地位不断提升，人的价值日益彰显，然而现代科学却揭示了另一幅图景：人类不过是浩瀚宇宙中一粒微尘上的短暂存在，而人工智能或将实现对人类智能质的超越。因此，在科幻文学的叙事中，人类的地位正从宇宙中心逐渐滑向边缘地带。人工智能题材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人类对自身重要性的固有想象，提醒读者清醒认知人类的局限性与生命演进的客观规律。或者说，面对人工智能对世界的重塑，科幻现实主义与人工智能书写碰撞出了人文思想的新质，并通过对文学诗性的坚守和细致的未来想象形成了科幻文学独特的叙事表达，丰富了新时代中“何为文学”及“文学何为”的答案。

注释：

（1）姜振宇：《贡献与误区：郑文光与“科幻现实主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8期。

（2）刘慈欣：《三体》，第302页，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3）郑怡雯：《美媒：美“天网”算法有误，数千人或被错当恐怖分子甚至错杀》，引自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33219。

（4）杨晚晴：《拟人算法》，吴岩、三丰主编：《拟人算法：2019中国科幻年选》，第252页，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20。

（5）刘慈欣：《AI种族的史前时代》，刘慈欣：《最糟的宇宙，最好的地球——刘慈欣科幻评论随笔集》，第223页，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

（6）《研究表明，童年创伤与成年后犯罪的风险有关》，引自https://www.sohu.com/a/528744917_121055221。

（7）陈楸帆：《造像者》，《人生算法》，第138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8）陈楸帆：《恐惧机器》，姚海军主编：《2018中国最佳科幻作品》，第95-9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9）郝景芳：《孤独终老的房间》，姚海军主编：《2022中国最佳科幻作品》，第8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

(尹冠儒，河北大学国际交流与教育学院讲师。王文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