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桃洲：AI 时代的现代文学史教学
在高校中文专业的课程体系中，“中国现代文学史”是处于核心位置的必修课之一。其与“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外国文学史”等一道构成了中文专业的文学史类课程，进而和文学理论课程、文学批评课程共同筑就中文专业课程的“半壁江山”（顺便提及，另外“半壁”是语言学相关课程）。
一般认为，1929年2月朱自清在清华大学讲授的“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所用教材为自编讲义《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是高校开设现代文学史课程的起端。正如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奠基人之一王瑶所说，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及其《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是在“当时大学中文系的课程还有着浓厚的尊古之风”的情况下，“最早用历史总结的态度来系统研究新文学的成果”，“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是带有开创性的”。如此说来，高校中文专业的现代文学史教学实践迄今已有近百年的时间。不同时期的现代文学史教学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担负着不同的功能，具有不同的意义指向。
众所周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发展与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紧密相连，关于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和讲授也嵌入一定的社会情境之中，甚至一度成为十分“强势”的“显学”，其中的某些观念（如“现代”“启蒙”“革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社会文化的构建，塑造了一代代接受者的认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学科建制的日趋成熟，规范化的现代文学史教学更是为学科体系的完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如果说早期阶段的现代文学史教学（连同诸多现代文学史著和教材）显出明显的为现代文学“合法性”辩护和确立现代文学秩序的意图，那么到了后来（主要是80年代之后），现代文学史的内容越来越“知识化”，现代文学史教学也就逐渐成了一种知识的传递。当然，在一些研究者和讲授者那里，对现代文学史及作家作品的探究和理解，构成了其成长经历的重要部分并与年代氛围相契合，因而在研究和教学中难免倾注强烈的个人情怀和生命体验（较为典型的如钱理群）。
当现代文学史教学蜕变为知识的传递，某种不可逆转的危机便产生了。与近些年来现代文学研究者普遍觉察到的困境相似，现代文学史教学也陷入了问题意识淡薄、讲授内容滞后、方法单一等窘境。AI时代的到来则进一步加剧了这些窘境，更加凸显了现代文学史教学的固化程度：一方面，“知识化”乃至“常识化”的教学内容、“去历史化”的授课语境，无法为年轻学子们提供新的思想、情感动力；另一方面，AI在文献检索、“知识点”归纳整理等方面更为便捷，学生运用AI可以轻易获取相关知识，从而越过传统授课的某些环节，这就使得以知识传授为主的“灌输式”教学方式难以为继了。
应该说，新技术的迅速扩张与更迭给现代文学史教学提出了新的挑战，促使讲授者不得不对自身的教学实践进行反思，并重新审视现代文学史教学固有的内在龃龉——具体而言，是以下三个颇具张力的议题。这些议题在当下错杂的AI背景中需要现代文学史讲授者继续思考，力争找到新的应对措施。
其一，在教学中是侧重于“文学”还是“史”？或者说，如何处理“文学”与“史”的关系？现代文学史课程依其主旨当然是讲授现代文学的历史，即现代文学的发展脉络和基本史实（包括作家作品）。然而，现代文学史毕竟是关于“文学”的历史，由此引发的疑问是：“文学”在现代文学史讲授过程中应该居于什么样的位置？在讲授中是否需要强调“文学”的属性？在笔者看来，虽然现代文学史教学无须刻意对“文学”进行理论辨析，但“文学”的特性不应该被文学史的整体线索所抑制，这种特性至少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文学”书写社会、参与历史的独特方式，二是每一位作家“文学”表达中的个性。两者都涉及文学作品的语言、形式、技巧、修辞、风格等诸多被视为能够彰显或确认文学本身或文学之“文学性”的因素。那么，在现代文学史教学中要怎样讲授，才能让学生领悟现代文学的“文学性”？在此有必要重温21世纪以来学界关于“文学性”的讨论，经过反复讨论后得到的共识是，尽管“文学性”很大程度地激发了文学的能动性和表现力，但过分地倡导有窄化文学功能之弊，所以一方面要捍卫“文学性”，另一方面也须“尊重与还原文学在其历史进程中固有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理解文学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本身的建构性”。这些讨论或许有助于认识现代文学的“文学性”及其与现代文学历史发展的关系。
可是，AI的出现不仅引发了对“文学性”以往界说的质疑和对文学未来的恐慌与忧虑，而且颠覆了对于文学史的认知方式。从积极的意义来说，AI似乎改写或重构了“文学”的本质和定义，其介入文学之后的可能优势是“拓展文学的概念空间与表现形式”。不过，除去目前已知的种种缺陷，AI应用于文学以及文学史教学所面临的致命难题，便是无法真正进入“文学性”。“文学性”显然绝非文学知识的复制、组合与转换，技术手段所生成的文学或对文学史的把握很难说抵达了“文学性”，那些渗透于文学作品和历史中的微妙情感、体感和触感逸出了AI的捕捉。因此，现代文学史教学的各个环节均可将AI作为辅助工具，但需保持必要的边界意识。
其二，与第一个议题相关的是，在讲授中如何平衡文本解读与文学史叙述？由于课时的限制和目标的设定，当前现代文学史教学大多以文学史叙述为主，基于文学史框架，着眼于一些节点和现象的介绍，以及一些重要作家作品的要点式评析，来不及带着学生对一些关键文本进行深入、细致的解读。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这种不能兼顾文本解读与文学史叙述的情形大概是长期且难以改变的。如果学生课后无暇或不愿阅读作品，那么他们就对作家作品缺乏实际的了解和切己的理解。毋庸置疑，阅读（阐释、鉴赏）作品的能力是中文专业学生的核心能力之一，几乎所有的专业课程设置都必须致力于这一能力的提升。虽然与文学批评、作品分析类课程相比，现代文学史课程不必直接承担引导学生阅读作品的任务，但其在帮助学生增强文学史认知的同时，也应该留意学生阅读能力的培养。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阅读能力，并非仅止于一般的审美能力，而是一种综合的素养——面对作品所表现出的分析、判断等能力和视野、趣味、直觉等素质，其得以提升也不完全有赖于方法的更新。实际上，提升学生阅读能力所依靠的文本解读，在当下早已超越英美新批评的理论方法，不再拘泥于文本本身，而是将文本置于纷繁的历史语境中予以考察和辨析。而文学史叙述呈现的恰好是人物、事件、潮流等，它们融汇构成了文本产生的历史情境。就此而言，在现代文学史教学实践中，文本解读与文学史叙述可谓相得益彰。
目前，AI工具在包括现代文学史在内的各门专业课程的教与学中得到了使用，涵盖了诸如设计教案（制作PPT）、提炼课程要点、对作品进行条分缕析、构建模拟场景等功能。诚然，AI能够迅捷提供关于课程的基本素材、初步方案及学习思路等，但问题在于：倘若不亲自探究和总结，学生能否从AI提炼出的零碎要点，建立起文学史不同阶段之间的逻辑关联，进而形成文学史发展的全局视野呢？那些看似井井有条、实则刻板的作品分析究竟是创新还是陈词滥调？学生从中受到更多的是启发还是限制？能否磨砺自己对文本的感受力？最根本的是，每个人的学习、思考过程是他人无法替代的，哪怕是作为智能体的AI。
其三，由上述两议题引出的另一议题是，怎样看待现代文学史的“内”与“外”？所谓“内”与“外”，分别为影响现代文学历史进程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涉及现代文学自身的发展与其周边的关系。“内”并不专指文学文本或本体（“文学性”），也指内在于现代文学并产生效力的某些机制，甚至包括创作者的境遇与心态；“外”则指推动或形塑了现代文学走向的外在力量，包括历史、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战争等诸方面。“现代文学的发展不是孤立的，而是多种因素互动的结果”的论断已为人所熟知，但需要考量的是，在讲授中怎样以恰当的方式把那些讨论外部因素的内容引入课堂？如何将“内”与“外”进行有机的融合，力求让学生不觉得现代文学只是现代历史、社会或其他外部因素的注脚或佐证材料（一如某些研究给人的印象）？
正是“内”“外”因素的交织互渗，勾画出一幅立体的现代文学发展图景，其中回荡着人的低吟与呐喊，涌动着思想和情感的脉流，弥散着无数历史细节与碎片。然而，AI技术将这一切都数据化、版块化、要点化之后，使得具有纵深感的现代文学立体图变成了平面图，字里行间的韵味与气息、历史缝隙中的褶皱与参差及其所能激发的想象全部消失了。这无疑让学生失去了感知与触摸它们的机会，与真实的现代文学文本和历史产生了隔膜，久而久之也便丧失了感知文本和历史的能力。此局面足以令人忧思。
为应对AI带来的冲击特别是其可能造成的负面后果，笔者所在的现代文学史教学团队早在各种新媒体及数字技术兴起之际，尝试优化教学内容、调整授课方式，以期重塑学生的主体性、强化其专业技能训练。主要针对两个方面：一是学生的主动提问和能力，二是学生对文本的感受力。在前一方面，我们参照“翻转课堂”的模式，重新规划课程内容和大纲，要求学生根据大纲，在课下预先通过研读文献、作品、参考资料等，熟悉当次课的重点内容，课堂上不再进行文学史知识的讲授，而是每位同学提出至少一个问题（既可以是总体性的，也可以是关于单个作品的，甚至是对某部作品的词句的理解），然后展开讨论。在后一方面，我们改变了课程作业的形式，不再是千篇一律的小论文，而是可以仿写小说、进行诗朗诵、与同学一起排练自己喜爱的戏剧作品、访谈作家或参观作家故居后撰写记闻，期待学生借此能够切身体会文类的特点，保留发自内心的对于文本的肉身感受。在这个过程中允许学生使用新媒体或AI工具，但强调即便使用AI工具，也须有优质的提问才可能获得比较满意的结果，所以还是需要不断提高提问的能力；允许学生借助各种小视频了解文学史知识，也可以运用AI制作小视频，但提醒他们学会甄别、坚持自主性。
现代文学史乃至整个中文专业课程在AI时代的处境，是人文学在“机械复制时代”的处境的延伸和其当下处境的组成部分。当前和未来现代文学史教学的当务之急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技术层面，正如青年学者赵薇所认为的，人文学者“必须要发明出一种反制的手段，要选择可解释的、可回溯的建模方法。这一选择是为了保证让任何一个人文学者自身，可以通过调用中间过程，返回到每一个特征的细部去，用自己的生命体验、实实在在的审美经验来和算法对话——对话的目的是加深对事物的理解，把问题真正向前推进”，唯此或可与技术平等共处，合理地使用和“驾驭”技术；二是范式层面，在2024年7月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主办，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新文化运动研究中心承办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挑战与未来——第五届青年学者创新研讨会”上，钱理群提出，“读社会也是一种学术训练，其所培养的人生经验，是机器人所难以超越的”，“实行‘教学、科研和社会实践’的‘三足鼎立’”“应该成为人工智能时代学院学术研究与教学的新路向”——这是现代文学史学科属性的延展与教研范式的转变。
现代文学虽然是过去时代的文学，沉睡在历史尘烟中，但它涵纳的激荡岁月、求索精神和开放理念，依然与目下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成为今天社会文化的持续的历史和文本资源，滋养着众多走进它的个体的心智。人们常说技术发展始终应“以人为本”，而AI语境下现代文学史教学的着眼点也须是人，因为现代文学的核心本来就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