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沉醉与奔流
一
酒的醇厚绵长，互见在彼此日记中，大概也只有鲁迅和郁达夫了。两人举杯邀饮的日常，在各自日记中不时闪现。1928年4月2日这天，鲁迅在日记里道：“达夫招饮于陶乐春，与广平同往，……持酒一瓶而归。”郁达夫在日记则有：“午后打了四圈牌，想睡睡不着，出去看鲁迅，谈了一小时的天。临走他送我一瓶陈酒，据说是从绍兴带出来者，已有八九年陈色了，当是难得的美酒，想拣一个日子，弄几碟好菜来吃。”日记中，一个“持酒一瓶而归”，简直就是古画里丰神十足的饮士形象。一个睡不着觉便去登门聊天，回来后还要为所赠美酒配上佳肴，性情中人，真是处处见真。
至于饭局的名场面“达夫赏饭”，酒的后劲实在是太大了。1932年10月5日的上海，在聚丰园郁达夫招待的宴饮上，郁达夫拿着一素绢请鲁迅题诗留念，鲁迅写下“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相赠郁达夫，并戏称：“达夫赏饭，闲人打油”。七天后，鲁迅在此基础上“凑成一律”，书赠柳亚子:“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旧帽遮颜过闹市，破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著名《自嘲》由此而出。
在阴晦的政治环境下，彼时的鲁迅和郁达夫，都交过“华盖运”。身在“破船”的他们，持着畅怀的酒杯里，不知是绍兴黄酒、杨梅烧酒，还是啤酒和白兰地？不过喝什么酒，不是最重要的，明日之约心照不宣，纵然窗外风急雨骤又如何？风是冷的，酒是热的。
说起嗜酒如命的人，郁达夫一直是一个独特的存在。除亦师亦友的鲁迅，郭沫若、潘汉年、成仿吾、林语堂、徐志摩、刘海粟、蒋光慈等，都是与其有过共饮的人。文学圈里流传最广的莫过于他雪地醉卧一宿的糗事。
郁达夫嗜酒性格以这首狂放的七律为人所知，其中有句：“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他另作有一集句联：“岂有文章传海内，欲将沉醉换悲凉”，虽不如前者为大众所知，却暗藏其之所以嗜酒的谜底。郁达夫看似放荡不羁、饮酒纵歌，实则是对抗世俗的清醒者。上世纪二十年代，郁达夫是“一切年轻人最熟悉的名字”“因为人人皆可以从他作品中，发现自己的模样。”他的小说犹如炸响的一声惊雷，以解剖自我的坦荡，毫不掩饰个人的颓丧、迷惘和无力感。他的苦闷也是时代的苦闷，在时代的苦闷里，是无数同龄人无处安顿的灵魂。
郁达夫评论鲁迅的小说，说有“一种即便喝毒酒也不怕死似的凄厉的风味”。没有深刻的体悟，断然凝练不出这般超越同辈人的洞明。而这一句，我总觉得也是他说给自己的。在郁达夫笔下，那种浓烈的刺目的笔触，带着郁达夫式的烈酒的风味。
二
《世说新语》里有“痛饮酒，熟读《离骚》，便何称名士。”今人喜欢郁达夫，除了才情，也因他一身名士气，他的痛饮酒，他的真性情。他活得足够真实与真诚，不装不演不端，让我总有莫名的亲近感。郭沫若说郁达夫的“真”，“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这话放到今天，仍有涤荡之气。从这一点，便会理解一向回避“创造社”的鲁迅，为什么说郁达夫是“创造社”成员中最无“创作气”嘴脸的人，两人相差十五岁，性格不同，文风不同，却不妨碍他们结为终生挚友。
对沈从文来说，郁达夫则应该像黑暗里照进的一道光。那年还是21岁的他，从湘西来到北京闯荡，后陷入困境，连吃饭都成了问题。他给素未谋面的郁达夫写信求助，郁达夫不仅亲自上门探望，还拉着他在北平西单一个叫“四如春”饭馆吃了一顿饱饭。尽管自己生活也很拮据，郁达夫把自己身上围巾和饭后找回的三元多零钱全给了沈从文，还写下著名的《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为这位北漂青年鸣不平：“即使将面包和泪吃，勤勤恳恳地在大学窗下住它五六年，难道你拿毕业文凭的那一天，天上就忽而会下起珍珠白米的雨来的么？”这般话，超乎了道德说教，读来有一种说不清的共鸣。
往往是，喜欢读一本书，到最后文字倒不是主要的了，反倒是写字背后的人。那个年代的《广陵散》，有郁达夫一个。
郁达夫是杭州富阳人。“碧桃三月花如锦，来往春江有钓船”是他《自述诗》里描绘的家乡山川。富春江经由建德、桐庐后，流抵富阳。沿着这条江水，有诸多神迹之作。从南朝吴均笔下“奇山异水，天下独绝”的骈文名篇、史出东汉的严子陵钓台，再到元朝黄公望传世名画《富春山居图》，让人不由羡煞这方山水的奇异。郁家老宅是在上世纪末富阳旧城改造时重新修复的。踏进故居的石库门，站在二楼凭栏远眺，风和日丽下，能隐约望见富春江。当年苏门答腊的一壶壶浊酒，带着热带雨林的湿热黏稠，与这里简直就是两个世界。
抗战全面爆发后，郁达夫投身抗日洪流，在福建、武汉等地从事抗日救国活动。1938年，郁达夫赴南洋宣传抗日，先后担任了新加坡文化界战时工作团主席、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委员会执委、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新加坡沦陷后，郁达夫流亡到苏门答腊的巴爷公务小镇，他留起了胡子，化名赵廉，人称“赵胡子”。
仿佛冥冥之中注定，在苏门答腊，酒也没有离开过郁达夫。为维持生计，郁达夫与从各地逃亡到巴爷公务的胡愈之、张楚琨、王任叔等人集资开了一个赵豫记酒厂，由他做酒厂老板。赵豫记酒厂生产两种牌号的白酒，“初恋”和“双清”。据当地一位老侨领的回忆，他曾问郁达夫为何给酒起这么奇怪的名字，郁达夫回答说：“异乡也要有轻清与温柔。”身在战乱，将轻清与温柔兑出美酒，醉以乐，咏而归，他一定不止一次回到过梦中的故园。
三
因精通日语，郁达夫被日本宪兵部胁迫充当过翻译。据朋友回忆：“达夫的身体，素来又是好的，于是他只好虐待自己，用冷水冲凉，让自己伤风；吃鸦片，喝酒，让自己咳嗽……总之他是想尽了不少方法摧残自己，好证明自己是有肺病。”后来他买通日本医官开具肺病证明，日本人害怕肺病传染，他才得以脱身。郁达夫曾问张楚琨：“如果我不暴露讲日本话，你看情况会怎么样？”在郁达夫遇难后的第三十七年，张楚琨忆及当年这一问，笔之所触，令他仍如隔昨日。在众多友人回忆文章里，记录了郁达夫如何利用通译之便，掩护和援救许多抗日志士、华侨及当地民众免受日军虐害的往事，其中包括了陈嘉庚。胡愈之在《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这样写道：“在达夫任通译的几个月中，宪兵部没有杀害过一个中国人，偶而被拘禁的，不久经过达夫的暗中营救，也都释放了出来。”
这是多了不起的营救。郭沫若在《论郁达夫》中，说他是“不惜自我卑贱以身饲虎的人”，郭沫若曾将自己与郁达夫喻为“孤竹君之二子”，到底是知交，这十二个字说得相当准确而酷烈。郁达夫留给世间的最后背影，定格在1945年8月29日，这天是日本宣布投降后的第14天。一个当地青年借故把他从家中叫出，出门时，他还穿着睡衣和拖鞋，他和家中的朋友说，出去一下就回来，可他再也没能回来，日本宪兵将他秘密杀害了。
我曾疑惑不解，郁达夫为啥取名赵廉？查了很多资料，始终没有找到确切解释，前几天得到一种说法，说赵廉在闽南话中与“着粘”土话同音，为被抓住之意。如果这种说法成立，他踏上这片异域时，莫非已有预感自己可能回不去了？可他毕竟熬过了长夜，却又出人意外死在黎明到来时。况且，有一年多时间，他就没有想个办法逃一逃吗？1944年2月，郁达夫真实身份被汉奸告密暴露后，郁达夫第一时间做的，是考虑胡愈之等人安全，安排他们撤离了巴爷公务，自己则继续困守在原地。知其不可，奈何非要安之若命？
战争期间，郁达夫撰文写有《在警报声里》《国与家》《平汉陇海津清的一带》《黄河南岸》等，相比于他的名篇名作，这四篇文章反倒让我记忆犹深。国难当头时，他走过的战场，与将士谈过的话语，家庭的破裂，母亲和兄长的死，字里行间满是沉郁。从这些战地纪实，便会理解了郁达夫最后殉难苏门答腊，不是偶然的。学者许子东说“这是他一生的人格坚持”，可谓一语中的。从富春江到苏门答腊，沉醉的郁达夫，骨子里恰恰是最不沉醉的人。
在杭州众多的名人旧居中，郁达夫的风雨茅庐旧居是我去过不止一次的地方。早先的旧居较为残破，去年经修缮后重新开放了。我印象最深的，是展陈在玻璃柜里的一本杂志——《奔流》，和这座青砖黑瓦的旧居一样，它也是郁达夫一生波澜的见证者。1927年10月3日，鲁迅由广州抵沪，三天后郁达夫到鲁迅暂住的旅馆拜访。他们的这次再度相聚，在八个月后，迎来了两人携手创办《奔流》诞生的那一刻。鲁迅又一次展现了他艺术天赋，亲手设计了封面刊名“奔流”。黑色的字体极具张力横势拉开，竖横点捺构架起的线条，把两字巧妙笔意相连，字象神奇合一，隐隐风雷扑面而来，令人犹见曾经奔腾于血脉的流淌。
斯如其人。一个人要穿过多少风雨，才有这奔流的姿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