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阿宝》缓缓铺陈出一个叫阿宝的理发师委屈与不屈交织的生命质地。主人公阿宝的形象取材于作者所熟知的理发师，却又在虚构中超越了个人际遇的单纯诉说，抵达了更具普适性的生命关怀——活在低处的人们，如何带着一身伤痕，努力挺直身躯，并最终尝试与过去的委屈和解，完成对自我的救赎。

阿宝的委屈，是渗入生命根系的孤寂。满月时，母亲胡翠英的消失，构成了他身份中永远无法填满的黑洞。父亲袁阿三，一个身体有残疾、沉默如水泥浇筑的男人，用最潦草却也竭尽所能的方式将他拉扯大，在阿宝十四岁时溺水而亡。阿宝就此成为无父无母的孤儿。阿宝的童年是绑在桌旁的孤独，是山中茶园里对父亲模糊背影的呼喊，是一种“从未拥有过，便不知真正失去为何物”的茫然。邻居的闲言碎语以及独自进城学艺时看人眼色的艰辛，塑造了他与世界相处时的疏离与自保。

阿宝的灵魂底色是不屈的。这种不屈是一种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的韧性。他在美发这门手艺中，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尊严。从学徒到高级技师，那把剪刀成了他的“ 第十一根手指”，是他与世界对话、确认自我价值的武器。当他为村里的宣传委员陈真珍剪发，用专业技艺让对方焕然一新时，他获得的不仅是报酬，更是一种掌控感与创造者的尊严。

他的不屈更深刻地体现在对“家”的构建与承担上。他与余风琴的婚姻始于一场荒诞的逼迫，余天一也非他亲生。这似乎是一个更深的委屈伏笔。但阿宝以一种近乎本能的善良与责任感，接住了这一切。他疼惜余天一，护着余天一，疼惜中甚至掺杂着对余风琴“ 因此收心”的感激。明知非己所出，他却付出了毫无保留的父爱。这份承担，超越了血缘，是他在被动接受的人生里，主动选择并奋力扛起的责任。他对余风琴，从最初的被动接受到后来的相濡以沫，更是将一段始于荒唐的关系，过成了充满烟火气与恩义的相守。他在这个家庭里，用日复一日地付出，完成了对“父亲”“丈夫”身份朴素却坚实的定义。

小说的深层转折与升华，在于阿宝最终面对那源头性的委屈——母亲胡翠英的回归。阿宝的原型选择了拒绝与怨恨，而小说中的阿宝走上了一条更艰难也更具救赎意义的道路。胡翠英的再次出现，不是衣锦还乡，而是病入膏肓、被继子女抛弃后的狼狈投奔。作者并没有让阿宝轻易做出原谅的决定。救赎的推动力，部分来自妻子余风琴泼辣外表下的悲悯与洞见，但最终的决定性力量，来自阿宝内心挣扎后生发出的悲悯。

小说的结尾，阿宝决定返回店里取来工具，为临终的母亲剪发。这一举动充满了仪式感。他要用自己最擅长、也最代表其个人尊严的方式，去为给予他生命又抛弃他的母亲，整理最后的容颜。剪刀起落，剪去的是枯槁杂乱的白发，或许也梳理了数十年的怨怼与疏离。在这一刻，阿宝完成了对母亲的安顿，也完成了自我救赎。他不再是那个被抛弃的“阿宝”，他成了一个有能力给予、有能力用专业技艺赋予他人（ 哪怕是亏欠他的人）体面的施予者。这绝非是对往日创伤的轻易抹除，而是一种具有超越性的和解行为——与母亲和解，更是与那个始终被“遗弃感”笼罩的自我和解。

最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阿宝，依旧是身形瘦小，微微驼背，戴各种样式镜架的理发师模样，但他的形象因此厚重起来。他让我们看到，生命可以承受如此多的委屈，却也能迸发出如此坚韧的不屈；伤口或许永远无法消失，但可以选择如何面对它，甚至用它来理解他人的疼痛。这个世界依旧凹凸不平，但像阿宝一样，“眼中啜泪，嘴角上扬”地向前走去，本身就已是一种沉默而伟大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