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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沈阳故宫的童年奔跑，到北京故宫的职业深耕，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作家祝勇用半生时光，完成了一场跨越地理与心灵的“故宫之旅”。在最新作品《从故宫到故宫》（辽海出版社2025年12月出版）中，他将个人记忆与文明传承熔铸于一炉，以独特的文学视角叩问历史、解读文物，展现了一位写作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情守望。

作为“故宫书写者”的代表人物，祝勇的创作始终贯穿着对历史叙事现代性的自觉探索。从早期《旧宫殿》对封建皇权的冷峻批判，到《故宫的古物之美》对文明价值的深情挖掘，再到三卷本长篇小说《国宝》对文物南迁壮举的文学重构，他的笔触不断深化——宫殿不再是权力的符号，而是文明生生不息的见证。这种转变源于他对故宫认识的升华：这座巍峨殿宇及其珍藏，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文明唯一不断流的物证。

祝勇的历史写作始终在寻找“史料性”与“文学性”的平衡点。他深受史景迁等汉学家启发，主张“让历史写作接近艺术”，却不失考据的严谨。在《从故宫到故宫》中，他糅合回忆录、阅读史、文化评论等多重维度，让个人记忆成为公共历史的生动注脚。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作家 祝勇（李强 摄）

《从故宫到故宫：我的阅读写作史》，祝勇著，辽海出版社2025年12月第一版

中华读书报：书中大量篇幅回溯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热潮，从手抄杂志到彻夜读书，也在书中详解《诗经》《庄子》等经典的阅读心得，这些经典为您后来的创作以及解读故宫的历史、建筑与文物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祝勇：最直接的影响是爱上了阅读，也爱上了写作，从而奠定了我一生的事业。无法想象，我这一生如果不写作该会怎样度过。在我看来，不写作的我，这一生毫无意义。至于后来要写故宫，解读故宫的历史、文物，当时是完全没有想到的。写作是一个漫长的旅程，途中看到什么样的风景，遭遇什么样的坎坷，不太可能提前预判，但是出发是前提，只有出发，才会有一段壮美的旅程等着你，没有出发，就什么都没有。少年时代的阅读，给了我出发的冲动，尽管那时对书籍的理解非常粗浅，写下的文字非常幼稚，但它们给我提供了一个起点，从那时开始，我就朝着自己目标前进了。

中华读书报：您提到“新散文”要“突破文体界限”，《从故宫到故宫》融合了回忆录、阅读史、文化评论等多重维度，是否也是文体的突破？

祝勇：这个我不敢说。我给《从故宫到故宫》写了一篇自序，叫《记忆来找我》。我不是在刻意回忆，到了这个年龄，回忆会自动找上门来，有时候零零星星，有时候成群结队，有时候悄然无声，有时候还采取突袭。总之，会突然间被往事触动，然后一个细节又牵扯出更多的细节，没完没了。我就是在记忆的触动下写了这本书，想通过文字把那些记忆的碎片记录下来，否则它们就会随时间而流逝。开始的时候，觉得这些记忆片段只对我个人有意义，对别人没什么意义，后来给辽海出版社的柳青松社长还有其他朋友讲过一些，大家都觉得有意义，记录了我这一代人的心路历程，对于同代人来说，会产生心灵共鸣，年轻一代没经历过这样的时代，也觉得新鲜，这些记忆碎片就有了“考古学”的意义，权且称之为一种精神考古吧。至于写法，我没太在意，只要能表达我的感情就可以，您这么一说，我才意识到的确运用了多种方式，是散文，是阅读史，也包含了许多文化评论。总之，一切有益于表达主题的，皆为我所用，这也与我一贯的写作方式相吻合。体裁不应该成为写作的障碍，只应该给写作提供便利。

中华读书报：作家刘心武评价你“蹚出了散文新路”，书中既有历史考据的严谨，又有文学表达的灵动，您是如何平衡“史料性”与“文学性”？

祝勇：我是把它当作散文写的，但是它涉及阅读史，就离不开文学史，甚至离不开社会史、思想史。当然，这个文学史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史，是我以读者身份目睹的文学史。为了避免一些基本资料不准确，我还要回过头来查阅大量资料，以免记忆出现错误、偏差，有些当年读的作品甚至进行了重读。这又有点“知识考古”的意思。但它又毕竟不是一部史论，而是与个人生命紧紧相扣的，要写得鲜活，回到我曾经的生活现场，去还原我阅读、写作走过的路。因此，它是一部原创性的作品，与个人的生命体验相结合，而不仅仅是一部纯客观的、史料性的著作。

中华读书报：书中记录了与沈从文、刘心武、梁晓声等前辈的交往，他们的治学态度或人生选择，对您有影响吗？

祝勇：我没有见过沈从文先生，这是我最大的遗憾。但自2001年起，先后五次去过沈从文故乡凤凰，那时候凤凰还没有今天的旅游热度，甚至知道凤凰的人都很少，我是在沈从文先生作品的召引下去的，他的小说《边城》给我极大震撼，那种根植于中国乡土的自然之美和生命之美令我陶醉。另外，我认识他的表侄黄永玉、黄永厚、黄永前几位兄弟，这几位前辈给了我许多帮助和照顾，我也从他们口中得知了沈从文先生的许多故事。沈从文先生是对我写作影响很大的一位作家，不论是他的小说、散文，还是他后来的文物研究。我到故宫博物院工作，离他来故宫工作时的办公地点并不远，这也是一种神奇的缘分。

我很幸运，在开始写作的上世纪90年代，北京活跃着一大批文化老人，我认识的，有周有光、张开济、萧乾、陈敬容、张仃、黄永玉、黄永厚、黄苗子、郁风、王世襄、冯亦代、黄宗英、黄宗江、董乐山、丁聪、牧惠、方成、高莽、牛汉、绿原、林斤澜、舒芜、文洁若、傅璇琮、邵燕祥等，那时候大多七十岁到九十岁左右，给我印象最深的还不是他们的学问和成就，而是他们待人处事的态度。他们经历了近百年的风雨，却那么淡定、宽容、随和、幽默，这是他们历尽沧桑之后的通透。因此，对我影响最深刻的是他们身上的人格力量。我觉得他们是20世纪历史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财富。如今，他们已经一个个离开了我们，我非常痛心，非常怀念他们，也由衷希望今天的读者多读他们的书，不要忘了他们。

我还有幸结识了刘绍棠、张洁、刘心武、冯骥才、梁晓声这些作家，那时他们人到中年，比我现在还年轻。除了刘绍棠先生英年早逝了，差不多三十多年来，他们一直关心和帮助我。我的成长，离不开这些前辈的厚爱与支持。我最近写了一本关于这些先生、前辈的书，已经交给译林出版社，期待早日出版。

中华读书报：最开始您的写作生涯并不顺利，甚至也经历过很多退稿，是什么支撑您坚持下来？

祝勇：人生在大目标里面，包含了许多小目标。在最初阶段，能赚一百块，就是成功——其实在我开始写作的时代，十块钱已是巨款。那时的十块钱叫“大团结”，只有父母发工资的时候才能见到。

我那时的写作非常幼稚，退稿是必然。我的小目标，就是把自己的“作品”在报纸、刊物上发表出来，哪怕是一个千字文，也是一个小小的成功。我不知道自己的写作之路会不会成功，也没想那么多，只是被一个个的小目标诱惑着，才一步步走过来。我要感谢那些刊登了我的习作的报纸、刊物，开始是《沈阳日报》，后来是《青年文学》，再后来是《人民文学》《十月》《当代》《收获》。张仃先生说过，大器晚成是艺术创作的规律。因为一个成熟的艺术家需要不断的积累，在充分的量变的基础上才可能达到质变——后面这句话是我加的。在不同的阶段达成不同的目标，是鼓励我一路走下来的很重要的原因。即使在最初发表不出来的日子，我也被那些小目标蛊惑着，从来不曾放弃。

中华读书报：书中提到“记忆是生命最大的财富”，在这部作品中您是如何处理个人记忆与公共历史的关系的？

祝勇：个人记忆勾联着公共历史，我在写《从故宫到故宫》的时候，对此有隐约的意识，但还不那么明确，写着写着就清晰起来了，因为20世纪中国人的成长，有着鲜明的代际烙印，而且代与代之间的间距很小，差不多十年就是一代，所以今天我们分了60后、70后、80后、90后。每个时代成长起来的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文化氛围都大有不同，这使每一代人经历的都有不可重复性。正是因为这种不可重复，使得哪怕是平平常常、司空见惯的经历，对隔代人而言都极具陌生感、传奇性。拿我来说吧，我生于1968年，80年代上中学时开始投稿。那时写完稿子要誊抄一份，自己留一份底稿，再寄出去一份。寄出的稿子要装在信封里，贴上邮票，扔到邮筒里，或者拿到邮局去寄。那时的邮资，市内信件用4分钱的邮票，寄往外地的信件用8分钱的邮票，但是不能超重，超重要加贴邮票。那时我还小，不懂这些，而且是背着父母偷偷摸摸去投稿，丢到邮筒里的信封，第二天就退回来了，因为稿子厚，超重了，4分钱不够，信封上有个红章，上写四个字：邮资不足，只好乖乖去邮局称重，补贴邮票，才能寄出。那时不用的稿子一般都能退回来，有时还附有编辑亲笔写的退稿信，提出稿子有哪些不足，希望继续努力，等等。看到编辑在印有报社、杂志社名头的信笺上写信，我都挺激动的，好像跟这家报纸或杂志社已然发生了密切的关系。这样的经历，今天的文学青年恐怕不会再有了。这是我的个人记忆，也是我们这代人共有的记忆，它们有着超出个人言说的价值，带有公共性。因此，这本《从故宫到故宫》，是我的阅读和写作史，也收纳着我们这代人共同的阅读和写作史。

中华读书报：从沈阳故宫的童年奔跑，到北京故宫的职业深耕，两座“故宫”在您生命中分别承载着怎样的情感重量？

祝勇：回想起来，的确有点神奇。之前没有想到会有这种连结。这有偶然性，或许也有些必然性。所谓必然性，就是我热爱写作，我的写作又自然转向了历史，与北京故宫博物院相遇是或迟或早的事。承蒙北京故宫的领导和同仁们不弃，接纳我，包容我，滋养我。至于沈阳故宫，我从小是在里面跑大的，我没上学的时候，我妈经常带着我坐上公交车，去中街，去沈阳故宫。在《从故宫到故宫》这本书里，前面一个故宫是沈阳故宫，后面一个故宫是北京故宫。沈阳故宫是起点，其实不只是指沈阳故宫这一个点，而是代表我那个有着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故乡，那里是我生命和写作事业起步的地方，那里有我的父母，我的老师，还有扶持过我的编辑们，有的编辑，已经成为终生的朋友；北京故宫不是终点，但起码是一个阶段性的结点，它代表的是中华文明的浩大与渊深，值得我把自己的写作生命奉献给它。

中华读书报：故宫作为您的“文学故乡”，与沈阳这座物理故乡相比，在写作素材、情感寄托上有何区别？这种 “从故宫到故宫”的地理与心灵跨越，是否早为写作埋下伏笔？

祝勇：在书里说过，我很仰慕的一些作家，都有他们的“文学故乡”，比如现代文学史上，鲁迅有绍兴，沈从文有边城凤凰，萧红有呼兰河，老舍有北平，当代文学史上，莫言有高密东北乡，贾平凹有商州、秦岭，陈忠实有白鹿原，迟子建有北极村，等等，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些“文学故乡”为他们的写作提供了强大的写作动能，甚至支撑了他们毕生的写作。而我在开始写作的时候，始终找不到一个焦点，一个能量场。我的故乡是沈阳，有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可是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对这些了解不够深刻，甚至于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查阅大量历史资料，才重启了对故乡的认识，才知道我无数次走过的洋房，无数次目睹过的街景，许多都发生过旷世的传奇，只可惜为时已晚。沈阳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情感上的故乡，与我的生命血肉相连，但我对它的理性认知一直不够深刻，它也一直没能成为我作品表现的对象——像前面提到的作家那样。而对于北京的故宫，我是有心灵呼应的，因为我进入故宫博物院工作时，已经有过一段时间的写作经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有了一定的积累，所以一下子发现它是一个宝藏，是我的写作根据地，可以为我提供源源不断的写作能量。有人说我写得太多了，其实我心里还有许多想法没来得及写出来，是内心的冲动牵着我的笔在走。

中华读书报：从《旧宫殿》到《国宝》，您的故宫书写跨越数十年，您认为自己的创作重心有何变化？从“宫殿本身”转向“文明传承”，这种转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祝勇：从写作《旧宫殿》到《国宝》三卷本的出版，中间跨越了二十多年。《旧宫殿》的写作具有批判性，就是批判这座旧宫殿所代表的封建皇权。对于封建皇权我们是必须批判的，像有些小说、影视剧那样对封建帝皇歌功颂德是不对的。我写作《旧宫殿》的时候，正是帝王的颂歌唱得最嘹亮的时候，我对此怀有疑义。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两场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今天的世界早也不是从前的世界了，有些人脑袋后面的辫子还没有割掉，这是有问题的。因此，我自认为我对故宫的书写是具有现代性的。当然封建帝王的存在有它的合理性，维持了大一统，有些帝王还开疆拓土，创造了高度的文化，这也是要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看，但不能把他们过于美化，把自己等同于对他们三拜九叩、山呼万岁的臣民，那是历史的倒退。我们要维护革命的成果，否则那些仁人志士的鲜血就白流了，这是我写作《旧宫殿》的思想背景。

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我还出版了长篇小说《血朝廷》，也收入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十三卷本的“祝勇故宫作品集”。这部小说是写清朝的最后50年，一直写到皇帝退位，思想背景也是一脉相承。尽管我写故宫，但是与许多以明宫、清宫为主题的小说的立足点是不同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

后来的写作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故宫的古物之美》《故宫的古画之美》《故宫的书法风流》《在故宫寻找苏东坡》等。这是因为我对故宫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我认识到，故宫虽然是帝王的宫殿，但它的美是由全体劳动人员创造的，故宫的建筑和它内部收藏的文物，代表了我们民族文化的最高水准，令我们引以为傲，我更多从正面意义上书写故宫，尽可能通过独特的视角，去发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不断流的古文明，何以为证？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就是证明。为什么不断流？因为我们中国人祖祖辈辈都重视传统文化，从来不曾中断过文化的传承，因此中华文明的血脉，才能一直贯注到今天。在这个过程中，抗战时期的故宫文物南迁是一个最有力的例证，这就有了三卷本长篇小说《国宝》。

中华读书报：故宫文物南迁是您反复书写的主题，在《国宝》与本书中，您既写历史真实，又加入虚构叙事，这种“虚实结合”的创作方式，如何帮助读者更深刻地理解这段历史？

祝勇：故宫文物南迁是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也最成功的在战争时期保护文物的行动，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壮举。在那个艰困的岁月里，我们的前辈能够完成如此伟业，这本身就可以给我们带来强大的文化自信。关于故宫文物南迁，我先写了一部纪实性的历史专著，名字就叫《故宫文物南迁》，先通过大量的文献资料、田野调查和采访口述，搭建起历史的脉络，重建那个历史时空。在这之上，我才动笔写《国宝》。《国宝》是小说，必须塑造人物，强调人物的命运，讲述人的命运与历史命运之间的关系，要更鲜活，也更有生命感，这与以史料文献为主的《故宫文物南迁》是不同的。因此它们虽然是同一题材，写法完全不同，阅读感受也全然不同，完全是两本书。

《国宝》的写作非常有难度，因为它是真事，要处理好虚实关系，否则史料就成了一根绳子，束缚住了小说的手脚。梁晓声老师也向我提醒过这个问题，可见他对小说的写作有着非同寻常的敏锐。这个尺度的确很难拿捏，如果偏向史料，就像纪实文学了，作品飞不起来，如果偏向虚构，又像胡编乱造。真实的历史与虚构的情节，真实的历史人物（如书中出现蒋鼎文、宋子文等）与虚构人物（如那文松、梅遇影）之间不能违和，而是要水乳交融，浑然一体，甚至产生互相推动的关系。易东篱、马衡岭等人则是处于虚实之间的人物，有真实的影子，又加了许多虚构的成分，更要拿捏得当。

初写《国宝》，我的确走过一段弯路，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的试错，才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史料是有价值的，提供了真实的素材，但也只是素材。史料只能提供一个粗略的行动线索，没有那么多生动的细节，更没有立体、饱满的人物，这些都需要借助文学的手段（也就是虚构）才能实现。以一个家庭为主要线索贯穿全书，以他们的悲欢离合带动整个历史进程，讲述一个完整而清晰的故事脉络，有冲突，有起伏，有高潮，有结局，这是以史料文献为主的《故宫文物南迁》不可能完成的。

中华读书报：在伯克利访学时，您与史景迁等汉学家相遇，你如何评价史景迁的研究方法？西方视角对你看待、书写故宫与中国历史的视角是否有所影响？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祝勇：史景迁被称为“历史学界的小说家”。这批西方汉学家非常注重切入历史的角度，注重讲述方法，他们不写学术八股文，而是让历史写作接近艺术。他们的学术著作是可以当成小说看的。比如他的《王氏之死》，通过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的中国农村妇女的死亡,钩沉出地方社会的生活图景,如侦探一般层层剥笋,如小说一般丝丝入扣。还有《康熙——重构一位中国皇帝的内心世界》，明明是一部学术著作，却是用第一人称写的，写成了康熙的自述，而不是别人给他写的评传。当然这些自述不是虚构的，而是用他的谕旨、信件、遗诏连接起来的，重构康熙帝的执政轨迹与内心世界。这就是独创性，对我的写作非常有启发。

中华读书报：“故宫到处是门，向整个世界敞开——书写故宫，就是书写整个世界”，从故宫的文物、建筑到人物，您如何通过书写打破大众对故宫的一些固有印象？

祝勇：大众对故宫的印象可能受宫斗剧影响较多，对后宫八卦比较感兴趣，而忽略了故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视野太过狭窄，可以说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概念大而泛，大众可能一下子抓不住，而且受专业限制，一时很难进入。通过我的写作把它落实在具体的事物中，就是具体的文物、建筑、历史细节中，既从宏观上说，又从微观上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为我出版了一个《祝勇微观故宫系列》，就是用一本书的篇幅讲某一件具体文物。比如2025年是故宫博物院成立100周年，许多观众排队看《清明上河图》，但对《清明上河图》不一定真的了解。我写《在故宫解密〈清明上河图〉》，不仅对《清明上河图》研究进行学术史的回顾，更重要的是，对学者们的争议点，画卷中的矛盾点，做出我自己的解答。这个过程非常有悬念，剖析起来丝丝入扣，非常引人入胜。书中还有许多插图，把《清明上河图》的细节放大给读者看，等于从一个超近距离观看《清明上河图》，从而了解它的来龙去脉、它的学术价值、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总之，作为一个故宫文化的传播者，我觉得应当给读者提供正确的历史观，以独特的审美视角和叙述策略，弥合普通大众与传统文化之间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