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朵罕见的“紫花”——高青子生平与创作考论
内容提要：高青子是活跃于1930年代北平文坛的一位新进女作家，但高青子与沈从文的特殊关系完全笼罩、遮蔽了高青子的生平与创作。高青子作为现代女作家的形象并未确立。以高青子就读武昌文华图专图书讲习班为线索，其早年就读北京崇慈女中并在校刊上发表文学作品的经历“浮出历史地表”。在钩沉高青子《虹霓集》之外的佚作，并对沈从文致高青子唯一留存信件《答辞八》与致胡适信件考证基础上，确认并关注沈从文与高青子文坛导师与青年作家之关系，更清晰地显示高青子与沈从文创作上的互文互渗关系。确定高青子不是作为沈从文情感附庸而存在，并将其放到现代女作家序列中进行定位。
关键词：高青子；《虹霓集》；沈从文；生平与创作
高青子在现代文学史上被人所知，乃是因她与沈从文的特殊关系。正因为两人的关系太受关注，高青子本人的生平与创作极少被人论及。对于高青子，除了与沈从文捕风捉影的关系之外，我们知之甚少。这一方面是为贤者讳，了解二人关系的，如朱自清、吴宓、徐芳、萧乾等，因事涉个人隐私，皆避而不谈，或只在个人日记中偶有涉及；另一方面，学界对于高青子的直接史料掌握不全，无法全面详细讨论。于是，高青子逐渐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失踪者”，或者只是作为沈从文的八卦对象出现。事实上，高青子的创作在1930年代的北平女作家中有其独特的价值与意义，其早年经历与创作历程都有迹可循，将高青子作为一位现代女作家，而不是沈从文的情感附庸来评价，有其必要性与价值。
一、高青子、沈从文关系之由来
目前，通过金介甫、邵华强、刘洪涛等的研究，学界对高青子的生平与创作已有初步认识。1987年，金介甫的《沈从文传》（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第七章第76条注释，金介甫认为《水云》是沈从文写自己婚外恋情的作品，高青子是其中被证明的一个。1992年全译本《沈从文传》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条注释被保留，现摘录其关键部分如下：
人们都知道，四十年代沈从文在昆明时期有过一位“女友”，即青年诗人高青子（韵秀），她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工作，人们以为沈曾把她写进《看虹录》。沈夫人张兆和知道这位诗人，曾说起过她。邵华强访问过与高青子当年同宿舍住过的伙伴，从中了解到三十年代沈在熊希龄别墅里辅导过高怎样作文。在两人昆明重逢之前，高对沈一往情深，远远不止于一般情谊。所以高的事迹恰恰符合《水云》二七五页至二七九页写的那个偶然。
由此，沈、高故事进入公众视野。1997年刘洪涛在拜访张兆和时，曾就此问题向她询问。2006年，时隔多年后刘洪涛在《沈从文小说新论》一书中对这次访谈有所披露：
1997年笔者访问张兆和先生时，她对此事耿耿于怀。她承认高青子长得很美，当时与沈从文关系密切。亲友们曾居中劝解，而且有人给高青子介绍对象，希望他们的关系就此了结。张兆和说，翻译家罗念生就是一个“对象”的人选。
刘洪涛不仅在访谈中披露了张兆和对沈、高关系的看法和感受，也借助高青子的小说集《虹霓集》来佐证沈、高关系的细节，这是学界第一次关注高青子的创作。他认为《虹霓集》“其中一些作品表现了一个刚从中学毕业的女子的生活和情感历程，有明显的自叙传色彩。”特别是《紫》从八妹的视角写哥哥炎在未婚妻珊和红颜知己璇青之间徘徊不定的三角恋故事，与沈从文当时的处境吻合。小说人物名字也颇具象征意味，八妹让人想到沈从文的九妹沈岳萌，珊是张兆和小名三三的谐音，璇青是沈从文笔名璇若和高青子的拼接。刘洪涛考证，沈从文与高青子在1930年代就已存在婚外恋情的关系。这一关系的确认，引发了对沈从文《边城》《八骏图》《水云》等作品的重新解读。2012年解志熙在刘洪涛考证的基础上结合裴春芳发现的佚文《摘星录·绿的梦》及相关文献，以“爱欲抒写”对沈从文1920—1940年代的文学行为进行实存分析，成为近20年来沈从文研究的重要成果。
此外，2011年台湾学者蔡登山根据采访徐芳得到的一手资料，对沈、高来往过程进行整体叙述，披露了徐芳对高青子的印象：高青子是福建人，当时只是高中毕业，但对于文艺颇为喜好，后来她的写作和沈从文的提携有极大关系。另一方面引用费慰梅关于1936年初沈从文情感危机的叙述，对沈、高关系做相应补充：
一个例子是，沈从文所爱的年轻妻子回南方娘家去了，把他一个人暂时留在了北京。一天早晨，他几乎是哭着赶到梁家，来寻求徽因的安慰。他告诉她，他每天都给妻子写信，把他的感觉、情绪和想法告诉她。接着，他拿出刚刚收到的一封妻子来信给她看，就是这封信造成了他的痛苦。他写给妻子一封长信，坦白地表明了他对北京一位年轻女作家的爱慕和关心，其中一句伤心的话引起了妻子的嫉恨。他在徽因面前为自己辩护。
费慰梅从1936年1月29日林徽因写给她的信中得知此事，1936年2月27日林徽因致沈从文信也可作为重要证据，费慰梅的说法具备可靠性。
综上，学界早在1980年代就关注到沈、高的特殊关系，但重点主要是为了厘清两者关系。换言之，高青子是作为沈从文的婚外恋对象进入学界，而非一个独特的女作家。以往研究也隐隐显示沈从文对高青子的创作影响较大，在其成长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忽视沈从文这一角色，就无法真正理解和全面认识沈、高关系。撇开沈从文不谈，仅从高青子出发，也有诸多疑问有待解决。为何目前所知只发表过小说的高青子在时人印象中会是一个青年诗人？高青子的本名究竟是高韵琇还是高韵秀？高青子到底创作了多少作品，其价值如何？高青子在与沈从文相遇前的经历怎样？关于沈从文和高青子故事的通俗读物泛滥，两人关系愈发扑朔迷离，因此考证和梳理这些历史问题，从高青子的视角来看沈、高关系，就显得别具只眼。更不论高青子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的女作家，亦具有其独特价值。她的作品《紫》《黑》分别由萧乾、叶圣陶推荐入选1937年出版的《二十人所选短篇佳作集》，后分别被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第四集小说集二》《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钩沉》等。高青子的小说频频入选现代小说的经典选本，足以证明其自身意义。对于高青子早年经历，张新颖提及“高韵琇曾于一九三六年九月至一九三七年六月在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学习。”就这一线索，按图索骥，可以逐渐吹散遮在高青子身上的“迷雾”，并由此见到高青子的真容。
二、高青子早年经历及其创作
高青子曾在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学习，在1936年9月15日出版的第8卷第3期《武昌文华图书科季刊》校闻栏上有一则题为《开办第三届讲习班》的信息。这则信息公布了第三届讲习班人员名单，并说明了招生情况。文中提及“北平崇慈女中保送高韵琇女士”，1939年高青子曾以高韵琇之名入职西南联大图书馆，以及高青子早年在北平教会中学就读的经历，可以断定这位高韵琇就是高青子。根据该讲习班的一年学制，可以判定1937年6月15日第9卷第2期《武昌文华图书科季刊》上刊载的“本校本年度讲习班毕业生”的照片，就是1936年入学的第三届讲习班的毕业合影，而高青子正在其中，现将这张合影披露如下：
前排左一为高青子（图片来源：《武昌文华图书科季刊》第9卷第2期，1937年6月15日）
合影中哪位是高青子？不难猜测。高青子虽没照片流布，但时人对高青子外貌多有描述，如张兆和承认高青子长得很美，程应镠说她“气韵不俗”，凌叔华形容她“身材高挑，长得像枝梨花般”，合影中当得起长得很美、气韵不俗、身材高挑多种特点的，就只有前排左一那位女士，尤其身材高挑这一特征，前排左一最为明显。结合时人描述与合影中三位女性的形貌，判定照片中前排左一为高青子。这是目前所见高青子唯一流布出来的照片。
由文中“北平崇慈女中保送高韵琇女士”，可知高青子毕业于北平崇慈女中。此前，只知高青子毕业于教会中学，并不知是北平哪所教会中学。崇慈女中发行的刊物有《崇慈女中季刊》《崇慈月刊》《崇慈年刊》，现今所存均有残缺。但令人惊喜的是，《崇慈月刊》仅存1932年6月第3期，却刊载有署名“韵琇”的创作《清明》（诗歌）《梦里人》（小说），结合高青子就读崇慈女中的大体时间，以及此后她在文华图专图书讲习班学习、西南联大图书馆任职的署名皆为高韵琇，可知此处署名“韵琇”的即为高韵琇，也就是高青子。因此高韵琇就是高青子的原名。《崇慈女中季刊》仅存1934年6月第1期，该期没有署名韵琇的作品。《崇慈年刊》1936年出版，所载初高中应届毕业生没有高韵琇。以此推测，高青子可能在1936年6月前就已毕业。至于是1933年、1934年还是1935年则不太确定。高青子并非由崇慈女中应届保送，讲习班对保送者是否应届并无硬性规定，只要求有高中毕业程度即可。
韻琇：《梦里人》，《崇慈月刊》1932年6月第3期
令人不解的是，高青子1936年9月前已经发表了《紫》《毕业与就业》《冤家》《荣子》《黄》，已成为北平文坛小有名气的女作家。《紫》发表当期《国闻周报》“编辑后记”给予颇高评价：
本期文艺栏的《紫》，这篇故事美丽凄艳的得直是一首田园抒情诗。它描述的是男女间一种崇高细腻的情感，作者的笔也正是那么超俗洒脱。在这里，人事的纠缠和花香星辰混为一片，故事的文字也同样不缺乏那种特殊的芬芳气息，处处闪耀着机智和光泽。论安排故事，渲染人物，调遣文字，本篇作者在当今异常消沉的女作家群中，无疑地将是一朵罕见的“紫花”。
正是在创作取得一些成绩、前景一片大好的时候，高青子为何选择前往武昌文华图专进修？对已证实的高青子创作进行统计，便会发现武昌一行成为她创作道路上的分界点。现将高青子的创作制表如下：
高青子创作年表
从上表可知，高青子的创作大约以1937年为界分成前、后两期。前期以高青子入读讲习班截止，后期以高青子入职西南联大图书馆开始。这些创作发表的时间节点隐隐显示高青子的创作与沈从文关系疏离的联系。事实上，刊载高青子作品的刊物几乎全与沈从文有关，甚至《虹霓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也极可能是沈从文的推荐。正如1941年的一则文坛逸话《沈从文提拔女作家》记述：
记得那时有一个替他抄写移使的某小姐，原是北京一个教会中学的毕业生，姿色不恶，而且相当聪明。沈从文对之，颇为赏识，于是就劝她习于写作，并且告诉她说：将来不难与冰心女士并驾齐驱。这位小姐倒也相当采纳，练习复练习，加以沈从文予以润色，这位小姐的文章，在天津大公报的文艺副刊，以及上海的文丛杂志等，就先后发表了，并推许为“华北唯一新进女作家”，不消说，这是沈从文的一手提拔了。这位小姐的笔名，就是“青子”。
被沈从文推许为“华北唯一新进女作家”的高青子，为何决定暂时放弃写作，离开沈从文，前往武昌就读讲习班？她又是如何在毕业之后得以保送就读于该讲习班？沈从文在她转业的过程中扮演着何种角色？要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沈从文唯一保留，且公开发表，但一直被忽视的致高青子的信件《答辞八》以及致胡适的一封信或许是问题的关键。
三、《答辞八》：沈从文致高青子唯一公开书信
沈从文：《答辞八》，《大公报·文艺》（天津）1936年1月15日第78期
1936年1月15日天津《大公报·文艺》第78期刊载《答辞八》一文，署名沈从文，收信人为“青先生”。“青先生”是谁？《沈从文全集》《沈从文年谱长编》均未标注，也未见各类研究论文、著作提及。《答辞八》和“青先生”没有得到关注，事出有因。沈从文经常给读者、投稿者回信，收信人姓名或者隐去，或者用别名代替。因而，这些收信人也就无从查考。但对于署名“青先生”的收信人，稍加留意就能发现，指的就是高青子。《答辞八》是沈从文写给高青子指导和鼓励其创作的信件，很可能也是目前唯一一封公开的沈从文写给高青子的信件。认为“青先生”就是高青子，理由如下：
一、“青先生”的称呼，如果不是沈从文有意制造虚假的称谓掩盖信息，那便是收信人的真实姓名或笔名中包含一个“青”字，所以称之为“青先生”。此时沈从文的交际圈中，符合此称呼者，高青子有极大可能。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沈从文故意捏造一个虚假称谓，以混淆视听呢？不完全排除，但可能性不大。照沈从文的写作习惯，他对于需要避讳或不愿让读者知道的信息，习惯使用X这一符号替代，而非制造假信息。如其他沈从文公开回复的信件，除了《答辞六》《答辞八》《答辞十》《答辞十三》有收信人的信息，其他如《“诚实的自白”与“精巧的说谎”》《关于“批评”一点讨论》《谈作家集团组织》等也是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的公开信，不过收信人都代之以“XX先生”。也就是说，沈从文如不想透露任何收信人的信息，其称呼就会以“XX先生”代替，否则就会以收信人称呼相关联的字词来称先生，如青先生、王超先生、言先生等。
二、根据信件的内容与高青子当时的创作，可以推测收信人就是高青子。信件开头称：“文章已送过另外一个地方，不久可以载出，当有一万人来读它。”“当有一万人来读它”，或为虚指，但也表明“另外一个地方”并非小报小刊，其发行量必定较大。高青子的小说《紫》创作于1935年末，发表于1936年1月21日《国闻周报》，恰好是《答辞八》发表六日后，时间先后正好相符。另外，《国闻周报》发行量极大，1933年胡政之称“故近年销数激增，突过两万”，在1936年时恐怕也有万余之数，数量上相符。关键在于信中所谈小说具体修改意见：“文章末尾的几页不用，因为那太像一个通俗小说的结尾了。好的小说在一切俨然如真，不在有头有尾。就效果言，也用不着那种大团圆或角色死亡的悲惨作结束。”《紫》描写的三角爱情故事正是通俗小说的常见情节，但《紫》没有像一般描写三角恋爱的小说一样，产生一个悲剧，而是设置玄机，最后一段前加入一串省略号，使故事戛然而止，将故事结局抛给读者去想象，呈现开放式结尾。《紫》的内容与结尾处理，正如沈从文信中所示，很可能《紫》最初的结尾是大团圆或角色死亡的情节，后经沈从文指点或润色，就变成了开放式结尾。
三、与《答辞六》《答辞十》等同系列公开信相比，《答辞八》的语气显示沈从文与“青先生”在现实生活中认识。信中说“倘若他是个女子呢，就先得学习忘却了他是女子，”这句话以女性为对象发声，说明“青先生”很可能是女性。《答辞八》中也表达了沈从文对女性的看法和建议：“一个人，若觉得自己的命运被社会，家庭，以及一般环境安排得不大妥当，很受委屈，他本可以用两只手重新来安排他个人的命运。第一件事他别怕难，第二件事他别偷懒。倘若他是个女子呢，就先得学习忘却了他是女子（抛弃了社会对女子的种种优待），同一个男子一样来在工作上奋斗。”沈从文的建议，与高青子约一个半月后创作的小说《毕业与就业》所表达的主题一致。小说主人公丽尼幼年失怙，从教会中学毕业后做家教谋生，但她并不对生活失望，反而在经受社会考验后具有了“生活，你要来，你就来，我一点不怕你”的乐观态度。这不能不让人产生联想，高青子正是读了信中对女性的忠告，才创作了这篇小说。沈从文的建议也从侧面反映出“青先生”是一个正拟以创作谋生的青年作家，高青子的情况与此相符。
基于以上理由，可以认定《答辞八》是沈从文写给高青子的一封信。沈从文对高青子的建议，很容易联想到沈从文1925至1926年在北京西山慈幼院不愉快的工作经历。此已是一段公案，一种说法称沈从文作为“寄生者”，为自尊而决心脱离熊家照拂，开始写作谋生。再看高青子小说《毕业与就业》中体现的寄人篱下之烦恼，与沈从文当年出走熊家有异曲同工之妙。沈从文欣赏高青子并鼓励她走上创作道路，似有沈从文深刻的个人经验内蕴其中。《答辞八》是公开信，不宜有过多私人情感的呈现，沈从文更多的是借这样一封书信给青年作家们提供引导和建议。
1930年代沈从文作为北方文坛的重量级人物，手握几个重要文学副刊的编辑权，帮扶了一大批渴望通过写作谋生、成名的青年作家，既有日后耳熟能详的王西彦、严文井、李长之等，也有在那时颇有名气，但因种种原因逐渐在文学史中边缘化甚至消失的刘厚坤（白坤）、王博习（莎寨）等。《答辞八》充分说明高青子也受到沈从文的提携，从这一视角看沈、高关系，那么两人情感关系中尚存另一面向，即作为文坛导师的沈从文和初出茅庐的青年作家高青子之间的师徒关系。就在《答辞八》发表约两个半月后，1936年3月31日，沈从文在给胡适的信中写道：“上次提到那个高先生，给她设法作小事，不知北大是不是要那么一个人服务。不能在北大作事，过别处她也愿意。望您便中回我一信。”信中的“高先生”就是高青子。在沈从文的交际圈中，高青子既姓高，又为女性，且恰好一两年前于崇慈女中毕业，此前职业为家庭教师，很容易因故改换职业，符合信中所写情况。凌叔华在回忆中提及：
像沈从文也是一样，他因写了长得细高条，像枝梨花般的高青子后，就不敢再与青子见面，因怕妻子张兆和吃醋，只好替我吹嘘一番把她往我这儿送，真是好气也好笑。
这印证了沈从文确曾为高青子的工作劳心费力。为何沈从文在两个半月前刚通过《答辞八》向高青子表达对她走上创作道路的鼓励，这时又改变主意，开始替她寻找工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此时沈从文与高青子之间爆发了情感危机，这种情感危机表现在张兆和回南方娘家及沈从文去林徽因那寻求情感安慰。在此背景下，沈从文替高青子寻找工作的举动极有可能是为了摆脱与她在现实生活中的交集，以此解决情感危机。高青子1936年9月前往文华图专图书讲习班进修不仅与沈从文相关，而且很可能是沈从文请托胡适或凌叔华在中间起了作用。
1936年9月高青子去讲习班进修后，沈、高暂时分离，但到1939年6月高青子入职西南联大图书馆，沈、高在昆明再次发生交集，并传出绯闻。昆明时期，高青子重回文学创作之路，进入第二个创作高峰期。高青子这些创作的发表，可以明显看到沈从文在背后的推手作用。对于高青子这位在沈从文生命中如流星般划过的女子，她和沈从文之间复杂曲折的感情，我们该如何理解？下面试图从他们创作的互文互渗关系中得到更深的认识。
四、高青子、沈从文文学创作的互文互渗
在与沈从文未相遇之前的中学阶段，高青子就已在校刊上发表文学作品。目前已知的是两篇，其中《梦里人》以淞沪会战为背景，书写一对恋人顾冲汉和秦可瑛在国难关头的悲欢离合，表达爱国情怀。《清明》是高青子对已逝母亲和兄长的祭奠诗。两篇作品均十分稚嫩，艺术水准较低。值得重视的是，高青子既然在中学校刊上就有新文学创作，这意味她中学期间就对文艺有较大兴趣，阅读时兴文学作品便在情理之中，沈从文作为当时风头正健的新文学作家，便可能在高青子的阅读范围之内。由此，《水云》中沈从文第二次与高青子见面时，高青子作为沈从文忠实崇拜者的形象，不是沈从文的刻意塑造，而是与高青子相遇时，对方在文学上的基础和兴趣给他带来的深刻印象。沈从文借偶然之口说出：“我看你的小说，觉得很美，当真很美。”所谓小说的美既指高青子对沈从文小说的深刻印象，其实也是她的创作在沈从文影响下具有的最显著特点。
一方面，在获得沈从文的指导后，高青子的创作发生了显著变化，运笔不再稚嫩，能够恰到好处地调动各种官能来描绘事物，使得小说犹如画卷一般。下面是小说《荣子》中最有代表性的文字：
黄昏的雾气，浮泛于那离城很远近乎乡村的一片平原，一片房子，那雾仿佛一幅轻纱，有点儿发白，又淡淡地煊染着点儿紫色，薄薄的紫色，透明而且温柔。风在空气中缓缓地摇动，晚祷的钟声也缓缓的在空气中摇动，礼拜堂顶尖上的十字架上，黑压压的栖满了行将归巢的乌鸦。
以上文字熟练运用各种官能对景物进行细描，颇具沈从文小说的文字之美。不过，高青子的描写显得更为精致、柔美，也稍显刻意。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高青子作品中时常出现沈从文风格的语句，譬如《荣子》中“世界太宽了，人心与人心恰恰如天上星子，很不容易碰头。”《冤家》中“机会加人事形成命运。命运将两个个性趣味完全不同的生命维系到一处……”等，这些文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沈从文的创作，甚至不排除正是沈从文修改了高青子小说的痕迹。无论是对生活的感知，还是文字的运笔，高青子的创作明显地受到沈从文的影响，这为其作品增色不少。
青子：《荣子》，《武汉日报·现代文艺》1936年7月10日第72期。
另一方面，高青子的创作主题大致分为两类：其一是《虹霓集》各篇及《荣子》《诗人》等，这些小说具有鲜明的自叙传特点，探讨青年女性走上社会所面临的各种选择与可能；其二是《奶奶，我回来了》《新时代》等几篇创作于抗战爆发后的小说，这些小说关注社会上的人事，反映社会的凋敝和民众的痛苦，体现高青子抗战后的创作转向。相较而言，最能代表高青子创作水准的是前者，数量也较多。以《黑》为例，《黑》讲述“我”客居上海，邻居是一位身穿黑衣的湖南女孩“喜妹子”。“喜妹子”在湖南时有一个心上人叫“佑佑”，本来已经准备结婚，但“佑佑”在一次出航中，为救另一个人而卷进洄水里，不见了踪影。后来“喜妹子”的家人也相继死去，她就随亲戚来上海生活。小说把如翠翠一般的“喜妹子”放置进都市里，安排“我”见证了《边城》结尾“翠翠”不可预知的未来的一种，匠心独具。整部小说塑造的氛围近似于《边城》，在“喜妹子”身上，我们仍然能看见“人物虽说全部良善，本身却含有悲剧的成分”以及作者对此所持的同情、怜悯之心。“喜妹子”这一人物的塑造，简直就是对《边城》中翠翠命运的一种可能性续写。
镠金曾评价高青子“气韵不俗，很有些才气”，认为沈从文和高青子“在那些日子发表的一些文字里确实都有对方的影子。”高青子的创作本就学自沈从文，从中不难看到沈从文遣词造句的风格和他着意追求的“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抗战时一则《孤岛文化通讯》评价高青子的创作细腻，当代学者丘峰在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时读到高青子的小说，也认为高青子的小说非常美，编选小组的五人都赞不绝口。在当时文坛上诸多模仿沈从文的青年作家中，高青子是特别的一位。
除此之外，高青子与沈从文都试图把“爱欲”视为小说的重要主题。《紫》《黄》《诗人》等几篇小说有着她与沈从文感情的投射。譬如《紫》，上文所引《国闻周报》编辑后记的评价用语“田园抒情诗”“男女间一种崇高细腻的情感”等等，容易使人联想到沈从文的《边城》。有论者指出《边城》中的翠翠其实有沈从文个人的心理投射，翠翠在天保和傩送之间两难的抉择反映出沈从文现实生活中关于爱情之“不凑巧”的切身体验。以此出发，剥开《紫》中三角恋爱的外壳，《紫》其实也是在书写一种“不凑巧”，与《边城》有一定相似。刘洪涛认为《紫》是沈从文和高青子现实中情感的投射，此说有待商榷。高青子创作《紫》的时候，两人的情感还处在朦胧期，正是因为《紫》的发表才引发了沈从文1936年初的情感危机。过去常常被忽视的是，《紫》虽然讲述三角恋的故事，但璇青的态度似乎并不想插足两人的恋情，她作为一个第三者有着清醒的认知，但又无法克制自己的情感，面临着人类恒有的困境。沈从文在《八骏图》《边城》等文本中书写的“不凑巧”或者说爱欲的“排泄与弥补”，未曾被批评家刘西渭察觉，未曾被亲近的家人朋友们察觉，却被高青子以小说《紫》直截了当地把“不凑巧”写出来。这或许正是沈从文被高青子打动之处。
高青子的创作在“探讨青年女性走上社会所面临的各种选择与可能”的同时，也始终关注男女之间的人事和命运。《紫》中璇青面对炎订婚的不凑巧；《黑》中喜妹子爱人“佑佑”的失踪；《黄》中女诗人和一个矜持男人“蓝”微妙的欲说未说的感情；《荣子》中纯真善良的“荣子”因富家子弟引诱的堕落等等。对于这些不可捉摸的人事，《虹霓集》通过使用虹霓幻美的色彩作为象征，使得原本不相关联的几个文本，构成一个有机整体。有论者指出《虹霓集》整饬精微的形式对沈从文《七色魇》有启示作用，《七色魇》以色彩来作为大标题和小标题的构思与《虹霓集》极为相似。考虑到高青子创作中的沈从文因素，这种相似性与其说是单方面的启示，不如视为两者创作的互文互渗。
青子：《虹霓集》，商务印书馆1937年12月
1932年，沈从文在《凤子》中写道：“流星太捷，他去的不是正路，虹霓极美，可惜他性命不长！”高青子在《黑》中则写道：“‘人愿意的天不同意，’这句话真对。美在风光中不能静止。天上的长虹虽美寿命可不长。”这两句话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所谓虹霓，代表刹那的美，即如沈从文大力赞扬清晨的“五色露”是“神迹”的代表。在这里，虹霓正如流星、露水一样都是短暂而又美好的事物。相比于取虹霓作譬喻，不管是《虹霓集》，还是《七色魇》更多强调的则是虹霓幻美的色彩具有的象征意义。正如沈从文在《潜渊（第二节）》中写道：
——油在水面，就失去了粘腻性质，转成一片虹彩，美丽悦目。人的意象，有时也可以敷布于时间上，作成彩虹共有七色，且多变化，可以感觉，不易捉摸。
沈从文《七色魇》即循着这样的思路使用不同色彩象征“从生活中发现社会的分解变化的恶梦”。故而，他后来解释：“每一章均不相同，文字主题乍一看或有些蒙蒙不易解，总的一看即可知实明明白白。”从这一角度看，《七色魇》的构思是《虹霓集》的延续，沈从文笔下的虹霓意象也逐渐圆全，高青子的创作给予沈从文一定启发。
需补充的是《黑》中“美在风光中不能静止”语出徐志摩《云游》一诗，后来则在《文字》《水云》等作品中被沈从文反复化用，成为理解沈从文1940年代“抽象的抒情”之关键语句。这些理解沈从文心态与思想的钥匙，率先出现在高青子小说中。沈、高在文学创作中带有私密性个人情感的话语互渗，显示两人的关系超越了一般的文学导师与文艺青年关系。因此，若要对沈从文《看虹录》《摘星录》《水云》等“爱欲抒写”做更深入的解读，从高青子的创作中寻找那曾给予沈从文灵感的缪斯，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
结 语
一直以来，高青子都是作为沈从文研究中的附庸而存在，其生平与创作隐而不彰。这一方面是因为沈从文的影响辐射力较大，沈、高之间情感关系关注度过高，完全掩盖了对高青子个人生平与创作的关注。另一方面高青子的创作量不大，而且未能保持延续性，1940年代后渐渐淡出大家的视线，对其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几近阙如。随着新史料的发掘及高青子散佚作品的重新“出土”，使得我们可以更清晰、更丰富地描摹高青子的生平与创作。
在沈、高关系中，沈从文因其文名之盛及影响之大，在事后的各类言说中占据主导地位。高青子是沈从文情感经历中的一抹涟漪，虽泛起一点波澜，却很快消失。这似乎对高青子不公平。高青子母兄早逝，无可依靠，对文学有偏好，在人生不知走向何处时，遇到了沈从文，并得其指导，步入文坛。在沈、高的情感关系中，我们知道的只是沈从文的自我言说与他人传言，而高青子一直处于失语状态。我们无法从高青子的视角去理解这段关系。先不去谈论沈、高情感关系是否“发乎情、止乎礼”，若我们抛开两人所谓恋情关系，而从文学导师与文学青年的师徒关系来看，那么作为现代女作家高青子的价值就应该受到更多关注，而沈从文在这段关系中的另一面向——高青子的文学导师，也需得到更多肯定。
作为师徒关系的沈从文与高青子，沈从文一如既往的保持了他关心提携青年作家的热情，写信指导高青子应该如何写作、如何修改作品，帮助高青子发表文章，并推荐高青子出版书籍。如果不是情感因素的干扰，沈、高的关系也就是沈从文与众多青年作家指导关系的一种。令人遗憾的是，后来因为个人情感因素的掺入，沈、高师徒关系让位于恋人关系，并受到自身道德与社会舆论的压力，最终导致双方的疏离。高青子也因此淡出文坛，具体去向亦不为所知，中国现代文坛也因此失去了一位极有创作特色的女作家。高青子与沈从文的创作形成了互文互渗的关系，沈从文影响了高青子的创作，但高青子的出现，也渗透进了沈从文的生命与创作之中。随着更多新史料的发掘，作为现代女作家而不是沈从文附庸的高青子应该受到更多研究，其创作所具有的独特审美风格，在现代女作家序列中所具有的价值与意义也应引起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