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脊梁：凤凰山上祭先生
一个一生与水相依相伴相通相融的作家，最终的归宿却是远离河流与湖岸的山岭，他闯荡江湖大半生激昂奋进的红帆船，从此永远搁浅在了干涸陡峭的半山，直至无尽的时间慢慢将它摧毁、腐朽、风化，最终与山脉合为一体。这种命运的反讽与逻辑的错位，让人无端地悲伤与沉重。费尽周折站到刘恪先生墓前，我的鼻子突然莫名地发酸。
自从2023年1月8日刘恪老师因病去世，大半年时间里，我每天都在读他的著作。在此之前，我已追随他整整17年，但并没有完整系统地通读完他所有的理论著作与文学作品。作为他不成器的一名编外弟子，我深感惭愧，特意用这种沉静的方式，来深切缅怀他，同时也以此向他致敬、致歉，多少弥补一些内心的遗憾。随着阅读的深入，他笔下的洞庭湖、碑基镇、板桥湖、墨山铺、松木桥、毛家巷、三封寺、凤形湾、狮子峰、桃花山，还有珍英、满仓、莴莴、藕儿、巢玉、秋影、艳兰、虾伢子、毛伢子、花二娘、木子风、朱世清、周升麻等人物，都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刘恪老师用一生时间构建起来的理论王国与文学帝国，就像两个巨大的迷宫横亘在我的面前，让我步履维艰难以穿越。我萌生了到他故乡去走一走的念头，近距离的实地考察，也许能让我更加快捷地进入他的内心，从而抵达他作品的核心。
恰巧潘刚强大兄也有此意。早在这一年的清明节，他就与我商量，能否一起去华容拜祭刘恪先生。多少年来，我们曾无数次一起聆听刘老师的教诲。2022年11月13日晚上，刘老师70虚岁生日前两天，我俩去祝寿时就与他说好，明年70岁满时，再来祝贺。现在，刘老师的生日又快到了，却与我们天人相隔。我们当即决定，在刘恪老师诞辰70周年时，一起去他老家拜祭。这是一年前认真的约定，也是今生放不下的牵挂。
2023年10月31日，距刘恪老师70周年诞辰还有半个月，我们约了他的小弟克全带路，驱车前往华容县三封寺镇新铺村。刘老师的骨灰，安葬在此。
不到一个小时，我们抵达三封寺镇。在路边餐馆简单吃完午餐，就开始了艰难的寻觅与攀爬。新铺村是刘恪老师的出生地，以前叫毛家村，属胜峰乡，他在这里只生活到五岁，就随同父母搬迁到南边几十里外的钱粮湖，并在那里度过他记忆深刻的童年与少年。钱粮湖是洞庭湖区的一部分，这块水草丰茂、洪波涌起的地方，才是刘老师真正意义上的故乡。也正因如此，他的作品才弥漫出浓烈的水雾气息，成为他鲜明的特色和标签。新铺村，只是他的祖居地和祖坟地。小他近二十岁的兄弟克全，对这里陌生得如我们一样，懵懵懂懂带着我们在纵横交错的村道上跑了好久，走错几次，还是没找到进入祖坟山的道路。年初刘老师归葬时，沈念兄和张新赞兄护送他前来，当时曾发过一个定位和地址，我寻找出来，导航过去，终于小心翼翼地把车开到了山脚。
这是一座连绵不绝的山岭，庞大而且陡峭，湖区很少见。新赞兄说这山叫凤凰山，但当地人都没听说过，只知道有座凤形山。我突然想起刘老师作品中多次出现的凤形湾，疑心正是此处的凤形山。新赞兄只怕是听错了，或者是出于对恩师的热爱，有意将名字修正得更有诗意和寓意。我请教华容的一位作家朋友，确定这里叫凤凰台，喊成凤凰山也没错。我们沿着狭窄而崎岖的山路，艰难地往上爬，爬了不到一百米，羊肠小路就消失了，眼前簇满了茂密的松树、山杉和杂木，还有粗大的刺条。幸亏克全来时有所准备，带了镰刀，挥舞着在前面开路，我们才能继续前进。但山岭实在太陡了，加上落满松针，滑溜得很，我好几次跌倒，双手都被荆棘划出了血。我从小在山区长大，爬山是基本功，但面对这座陡峭的凤凰山，竟然也有了几分畏惧。克全带着我们在密林里东奔西走，几次迷路，据他说，那块墓地是刘老师生前亲自为父母看的，在大半山腰上。我非常不理解，在湖区长大的刘恪老师，为何要将墓地安置在这么高这么陡的地方，山脚或山腰平坦一些的地方不更好吗？克全说，他懂风水，这么葬自有道理。但以我对刘老师的了解，他虽然懂得玄学，却并不以为然，他将父母与自己埋葬在接近高山之巅的地方，肯定是有更深层次的精神需要。
在费尽周折后，我们终于站到了刘恪老师的墓前。果然是个好地方，墓地坐落在凤凰山正中的山窝里，刚好是一方小平台，两边的山岭，像伸展出去的双臂，紧紧地呵护着自己的心脏，又像是凤凰的双翼，正在展翅高飞。而刘老师的坟墓，却显得潦草和简朴。他与父母合葬在一起，形成两个连成一体的简单土包，上面长满茅草和灌木，坟头只立了一块他父母的墓碑，窄窄的，左上侧的落款刻了他的名字，下面是两个弟弟的名字。我知道，刘老师在钱粮湖度过青少年时期后，进入湖南师范大学学习，从此离开故乡，像他的成名作里的红帆船那样，扬帆远航。他一生的命运，也因此始终与水缠绕，无论是分到水电部八局当记者，还是调到宜昌办《江河文学》，抑或是写长江楚风系列，还是写洞庭湖系列，水，都成了他的生命特征和生活状态。他追逐着自己的理想，在艺术的河流上奋楫勇进，几乎不再回头。现在，他将自己安置在这个远离水源与码头的地方，他心中的红帆船还如何前行？还有，他晚年时帕金森症状严重，脚不能走，手不能写，口不能说，他又如何爬得上这么高耸陡峭的山冈？在这个远离尘世的地方，他岂不是更加孤独和寂寞？面对刘恪老师简陋的坟茔，我的心情一下变得无比沉重。
还在很多年前，某次茶聚时刘老师曾非常坦然地说起，百年之后要将骨灰撒进洞庭湖。那时的他还很年轻，很健康，这个想法也符合他的性格，更契合他的内在追求和精神境界——源于洞庭，归于洞庭，质本洁来还洁去，难道不是对一位逐水而生的灵魂最诗意的安顿吗？当时大家并没放到心上，呵呵地笑，觉得这样的大事，离我们还非常遥远。刘老师生病之后，随着病情越来越严重，关于他后事的安排，便显得迫切和重要起来。师友学生们多次尝试将话题引入这个方向，他都拒绝回答，总是倔强地以沉默面对。他不但回避这个问题，还雄心勃勃地表示要继续写几本理论著作，要完成准备了几十年的长达百万字的关于洞庭湖的长篇小说。多少年来，他总是在文字筑成的道路上拼命奔跑，生怕掉落到时间的后面，常常十天半月不下楼，靠吃点鸡蛋和素菜维持生命，甚至写出脑出血仍没察觉。他生前已经发表和出版的一千多万字作品，就是这么一个字一个字从血管里面流淌出来的。可如今，他不再年轻，他重病缠身，他垂垂老矣，他行将就木，怎么就不敢直视和面对呢？怎么还要坚持与命运抗争呢？怎么就不能对自己宽容一些呢？想起这些往事，我的心依然为刘老师隐隐作痛。
潘刚强大兄告诉我，最终打开刘老师心扉的，是他们两人某个深夜的一次长谈。那时刘老师的病情已比较严重，此前多次碰壁的潘刚强，看到当晚谈话气氛很好，就小心翼翼地又提起了那个敏感话题。这次刘老师没有回避，非常干脆地答复，将骨灰撒进洞庭湖就行了。同样懂得传统文化的潘刚强沉默了一下，说这样安排对你当然很好，但对你女儿不好啊！刘老师一下怔住了，久久地望着窗外的黑暗。对于唯一的女儿，他是深感愧疚的，为了照顾多年前因脑出血变成植物人的妈妈（他的前妻），年轻漂亮的她失去了工作，没有时间恋爱，至今未婚。刘老师沉思了很久，说那就与父母合葬吧，生前没有尽孝，死后好好陪伴他们。刘老师的母亲去世很早，他亲自为她选好墓地后，便继续追逐自己的理想去了。他的成就与名气越来越大，但整个家庭的情况却糟糕透顶，刘老师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无暇顾及。他曾在自己某本书的后记中写道：“每每想到家人面临的绝境，我伤心不已。假定我母亲在地下问我，老大你咋照顾的，把一家人弄成这样！我只能泪雨倾盆了。”刘老师的老父亲，我曾多次见到，活了九十来岁，晚年居无定所，由刘老师带上带下，去世时也没告诉任何师友学生，悄无声息地送回老家安葬了。面对父母，刘老师同样愧疚无比。
站在刘恪先生墓前，我突然明白过来，一生爱水的他为何要将最后的归宿选择在此，原来他是为了父母与后代啊！他这是向他们致歉，也是向他们致敬。他宁愿自己的红帆船永远搁浅在半山之上，也要让女儿以后顺风顺水；宁愿自己困守在干涸的地方，也要让父母的在天之灵得以滋润与安宁。一个洞察世事看透人生的作家，最终还是放弃自己特立独行的追求，没有走出亲情的牵挂，这不是对坚硬现实的无奈妥协，而是对生命本源的深情回归，更是对爱之真谛的深刻理解与领悟。
我顺着墓地的方向，朝远处眺望，发现视野极其开阔。山下阡陌纵横，屋舍俨然，不远处就是刘恪老师曾经生活过五年的祖居地。再往南望，就是他魂牵梦绕的真正故乡钱粮湖。钱粮湖的南边，则是他心心念念了一辈子至死都没放下的洞庭湖。在刘老师庞大的文学帝国里，有一个标志性的地理名称碑基镇，来时我们向多位村民打听，没有一个人知道。华容本地的一位作家告诉我，没有碑基这个地方，但有碑记这个小地名，正好在三封寺镇新铺村，源于清代华容进士张荀鹤所作碑文，不过知道的人极少。我明白了，碑基镇是刘老师虚构的文学故乡，是父母的故乡新铺村和他自己的故乡钱粮湖的合体。怪不得他要把墓地选到这么高的地方哦，原来是为了既能眺望来处，亦能望见归途——看到父母的故乡，也看到自己的故乡，更看到自己的精神故乡洞庭湖。这块墓地，将他的地理故乡与文学故乡、亲生父母与文学父母恰到好处地融为了一体。我的心情豁然开朗起来，默默为刘老师感到欣慰。
克全已将坟头的野草和杂树清理干净，我们将带来的香烛、纸钱、祭品敬献在刘恪先生墓前。我还带来了数本刚刚印出的《岳阳文学》，这期专门设置了“纪念刘恪先生”栏目，刊发了沈念、李海英、张新赞、丘脊梁、祁发慧、李娃等七人的悼念文章，厚达45个页码，将近6万字。刘老师生前曾担任《岳阳文学》顾问，长期密切关注家乡的文学事业，指导、培养、扶持了一大批中青年作家，为岳阳的文学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作为执行主编，我为刊物的顾问自己的老师出一期纪念小辑，应当也不算太徇私吧？我把《岳阳文学》翻开到小辑首页位置，恭恭敬敬端端正正地摆放到坟头，心里轻声地说，刘老师，我们看望您来啦！我们写的回忆文章，您得空时看看吧。
此时正是中午两点多钟，阳光很好，温暖地从树叶缝隙间倾洒下来，纷纷扬扬地打落到刘老师的坟头，五彩斑斓，漂亮极了。我突然发现，刘老师穿着一件格子衬衫，斜背着一个帆布小包，笑眯眯地在不远处望着我，一脸慈祥。我正想喊他，发现他又佝偻着腰子，拄着一根高过头的木棍，蹒跚着离去，只留给我一个苍老而孤独的背影。我还听到了他熟悉的声音：这个稿子没写好啊。这个细部还要处理一下。这篇不错，腔调和节奏都把握得好。嗯，有些长进了，还得多练。给你的书读了没有啊。语言是个大问题呢……这些声音，嘈嘈杂杂，交替在我耳边响起，有时低沉沙哑，有时急切亢奋，有时结结巴巴。我知道这是幻觉和幻听，大多是以往与他相处时的日常。我使劲揉了揉眼睛，刘老师和他的声音转瞬不见，但我的双眼已经泪水直流。整整17年啊，多少个日日夜夜，多少次悉心指导，多少次深夜长谈，叫我又如何忘记得了！我强忍着泪水，在刘恪先生墓前深深地鞠躬，鞠躬，再鞠躬。
回去时，我意外在刘老师墓地旁一棵青松脚下，发现两朵鲜艳的灵芝。我想这肯定是他送给我的礼物。多少年来，他与我们相见时几乎从不空手，总是要送一本书或是其他的小礼品。他说这是向他的好朋友王一川教授学习的结果。我小心地把灵芝采下，带回家中，放到阳台的一个玻璃瓶中。每每看到它，我就想起凤凰山，想起凤凰山上的刘恪先生。
眨眼之间，刘老师就辞世三年了；眨眼之间，又到清明节了。我很想再次到凤凰山上去拜祭先生，但目前已无可能，因为两年前我的半月板发生三度撕裂，至今未愈，医嘱终生不能再爬山。想起三年前的那次拜祭，我甚感欣慰，否则真会抱憾终生了。那次成行，难道是冥冥中的某种提示与召唤？我到阳台去看灵芝，发现身姿挺拔如常，颜色鲜艳如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