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晓可：守艺者的时代答卷——读《父亲和我的时代》与《手铸》
董晓可，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山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协、评协会员，在《小说评论》《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等刊发表评论作品70余万字，荣获“赵树理文学奖.文学评论奖”等奖项，出版有评论集、学术专著各一部。
守艺者的时代答卷
——读《父亲和我的时代》与《手铸》
手艺人，是大地上勤劳的耕耘者，也是喧嚣尘世的慢行者。在作家杨遥的创作历程中，曾长期关注家乡手艺人的生存境遇，并倾注了大量心血。一方面，他努力展现着形形色色匠人群体质朴的性格与精湛的技艺。另一方面，他又孜孜探索着市场经济冲击下，传统手艺所面临的困境与突围之道。而在相继发表于《人民文学》的《父亲和我的时代》（2020年第5期）与《手铸》（2025 年第12期）两部作品中，他以更大的叙事体量与思想容量，进一步聚焦晋北家乡的手艺人，来展现他们在时代浪潮中的转型阵痛与坚守中的适变，以及在乡村转型这一宏阔时代的答卷。
转型浪潮下的手艺困境
在手艺人的世界中，纯熟的技艺曾是他们引以为傲的资本。在《父亲和我的时代》中，父亲曾作为镇上最为出众的裱匠而备受尊敬，他凭借这项安身立命的祖传技艺撑起了整个家庭。记忆中找父亲裱家的人得排队，需要提前半个月或一个月来预约。那时的父亲精神状态极好，衣服总是用洗衣粉洗得干干净净。每逢三月十八大集，他会一早出门去买刚出锅的猪头肉、碗托、豆腐等美食，等待着作为儿子的“我”回家。然而随着时代车轮的滚滚向前，现代装潢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和更丰富的样式，迅速取代了传统裱糊手艺。加之母亲的离世，曾经谈笑风生的父亲变得沉默寡言，衣服脏了也不再换洗，人变得非常邋遢，安身立命的传统技艺甚至难以糊口，内心里的尊严在现实生存压力下被消磨殆尽。
与之呼应，《手铸》中的主人公也有着类似的命运轨迹。历经数代的要家铁匠铺，在十里八乡享有盛誉，要强家的铁器号称阳明堡镇三宝（另外两宝是王小宝家的卤牛肉、李渔真家的纸货）之一：从日常使用的菜刀、斧头、镰刀、锄头、铁锹、镢头、犁铧，到抗战时期的大刀、长矛乃至土枪，甚至学校的铜钟上，都留着“要记”的字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铁匠铺生意红火，遇到旺季，每天晚上只能睡三四个小时。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工业制品以标准化生产和低廉的价格占领市场，曾经辉煌的铁器生意迅速萧条。为了生存，他曾尝试跨界转型做压面机卖面条，但却收效甚微，依凭的手艺濒临灭绝。
作为一位时代的观察者、记录者与思考者，杨遥并未将这种传统手艺的衰落简单归因于个人。他敏锐捕捉到时代转型对于原本封闭地域，所产生的实质性冲击与深层影响。在作品中，有一处耐人寻味的细节：“春节过后，镇上出现许多外地人，有理发的温州人、开大馅饺子馆的东北人、卖炒货的邳州人，等等。阳明堡的人都有些无所适从，这些人原来在哪里，怎么一下子都不约而同到了他们镇上？以前，他们为阳明堡地处交通要道、繁华热闹而自豪，现在这种繁华却引来了他们的不安。”
这，让我们不由想到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开局文字中那个“见识冰块的遥远的下午”，也让我们想到贾平凹《秦腔》《老生》等作品中现代文明给闭塞山村带来的深刻震荡。是的，正如作者所言：“来到镇上的每一位外地人，给镇上带来新东西之外，也在蚕食着他们的生意，还破坏着由来已久的秩序。”这种全方位的现代性深入，使得传统乡土社会那铁板一块的自为、平衡空间被打破，进而纳入与城市互为影响、彼此渗透的一体化格局之中。如是，福克纳文学视域中“一块邮票”般的封闭地域，便呈现出更多的动态性与流变性。这其中，一个巨大的表现便是城乡界限的逐渐消解，以及由此衍生的城市生产模式、生活方式与消费观念朝向乡村的渗透。这一切，在无形中造成了一个“城—乡”斜面，而在此斜面体下，乡村因其天然的劣势，要么成为城市价值体系“沉默的螺旋”的依附者，要么处于城市理念“他者”的边缘位置。所有这一切，在传统手艺人的生活中，表现出生存空间的日益逼仄与传承链条的逐渐断裂。
在此，作家杨遥触及了一个严肃的时代问题：在社会转型的历史潮流中，广大乡土大地上为数不少的、作为传统文化承载者的手艺人该何去何从？而这，无疑是一个关乎社会根基的重大命题。
守变之间的文化续脉
在《父亲和我的时代》与《手铸》两部作品中，作家不仅敏锐捕捉与叩问着转型时代的生存之困，还以极具张力的叙事空间，回应着这一时代之问，展现着传统手艺人守艺与适变间的心路历程。这，既是一场关涉尊严的“慢”的抵抗，也是一场关乎生存的“快”的转变。在此进程中，一切都显得尤为艰难，他们不得不面临相传手艺的舍弃与否、现实生存压力下何以破局的困境，进而在“快”与“慢”、“守”与“变”之间苦苦挣扎，内心充满了冲撞与矛盾。
在这场突围之路上，父亲的转型更多的是基于生存的“顺势而为”。一方面，他不愿彻底放弃这份祖传技艺，即便生意寥寥，仍然珍惜每一次裱家的机会，保持着自己对于手艺的敬畏与不舍。另一方面，他又能以开放的姿态，积极投身于微商浪潮。在接受了村里微商培训后，经过不断摸爬滚打，使其绿色农产品不仅卖到了全国各地，甚至远销非洲多国。与之相比，《手铸》中铁匠要强的转型，则呈现出更为强劲的“逆势突破”的精神觉醒。面对铁器生意的一落千丈，要强每天想的还是如何打铁。其间，他尽管尝试过多种营生，却始终未能放下对于铁器的执念。同时，他也在不断地自我突破中，寻求着新的尝试。北京的798艺术区之行，让他深受震撼，望着老旧厂区改造的艺术区，以及锈迹斑斑的阀门、支架、铁门，他内心的匠人精神被艺术灵感点燃，开始了艰难的蜕变历程，并最终实现了“匠人”向“艺术家”的转变。
卢卡奇曾说：“一个人的发展是一条与整个世界相联系的线索，通过这条线索，世界被展开。”很大程度而言，这个世界，既有外向的、现实的图景，也有常常被我们忽略的内在的、精神性的存在。在两部作品中，杨遥通过父亲与要强人生际遇的转变，不仅展开了转型社会的广阔图景，展现了传统艺术个体命运轨迹的沉浮，更呈现出转型时代传统艺人的精神价值与执着的文化传承。
先说精神价值。这在作品中，集中表现为个体与时代交叠碰撞中匠人精神的坚守。从父亲刷立德粉时“没有一滴滴下”、搭架子时“杆杆儿一定要干透”的职业操守，到铁匠要强自“打铁谋生”到“铸艺表意”的蜕变，均是这种匠人精神光谱的表现。而正是这种匠人精神，凝结成了他们熠熠闪光的宝贵“匠心”：“所有的作品都应该真诚地表达自我，无畏地探索未知，都是对生命、对世界的深刻洞察与感悟。”而正是这种质朴与勤劳、诚信与敬业的精神力量，让他们在流量、速度至上的当下得以破局。值得注意的是，在匠人精神的书写上，作家没有采取主角光环下的一维叙述声音，而是赋予每一个角色自由、平等的表达权利，最终构建出一种类似于巴赫金“众声喧哗”式的群像共生体系。在此话语体系下，既有常乙所代表的逐利者顺应市场的生存智慧，也有父亲、要强、王小宝、李渔真等同时代匠人在时代变革中，或为热爱而坚守、或将手艺变通为多元新生路径的可能。正是在此对生存方式的理解与尊重，碰撞与抉择之间，作家为这些时代之子的“异禀”精神，注入了坚韧与变通并存的生命活力。
再说文化传承。在杨遥看来，手艺人精神力量的精髓在于融入器物的温度与灵魂。在作品中，他将其进行了生活层面之上的进一步升华，提炼出其中蕴含的传统文化精神，并赋予其代际传承的深刻内涵。在此，作家并未倚重宏大叙事与戏剧性元素，而是深入时代土壤，于日常生活的细微脉动中，来展现文化精神基因的延续与升华。在《父亲和我的时代》中，父亲对“我”的影响是间接却深刻的。“我”对于父亲经历了不解到为其打动，进而摆脱了代际偏见下“隐疾”的束缚，真正了解这个时代与时代下的芸芸众生，并进而影响了女儿的善良体贴品性。由此，三代人构成了家庭氛围中温暖而自然的品质延续链条；而在《手铸》中，匠人精神，不仅表现为要家父子间的代际传承，更表现为两代人精神层面的相互滋养。父亲的坚韧与执着内化为儿子学习动力，最终在不懈努力下圆梦北大。儿子的信念力量，反过来又激发了父亲的奋进。如是，此在匠人精神的承继之路，便在时代语境下让匠人精神焕发出活水流动的生命力量。
在此，杨遥通过这些手艺人的守艺与适变，展现了其精神世界的丰富内涵。他们正是靠着对传统的敬畏与精神价值的追求，让匠人的文化根脉得以延续。而通过这些湿漉漉灵魂与他们鲜活的故事，作家让我们重新认识了转型时代匠人精神的真正价值。
乡土书写的新可能
此时此刻，中国社会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在这一进程中，乡村经历着剧烈的震荡，也让无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经历着命运的生长与挣扎、变异与重塑。近年来，基于当下农村变革的新乡土书写，成为一股热潮。但在此书写潮流中，不乏人物主体性缺失、城乡二元对立、政策化图解等陈旧、生硬表达。出于对时代脱节，乃至疏离失真的忧虑，作家杨遥近些年有意识地挂职扎根基层、以行走、呼吸与思考大地的方式，来真切体悟北中国乡村所发生的巨大变动，进而尽力跳脱传统乡土书写的固有框架，为当代新乡土文学注入了鲜活的现实主义气息。在《父亲和我的时代》与《手铸》两部作品中，作家用情投入，赋予了乡土书写新的生长可能。这，至少表现在互为依托的两个“真”上。
其一，人物主体性的真正确立。五四以来，在鲁迅所开创的乡土文学传统中，农民常常被放置于愚昧、落后的位置，很长一段时间承载着“被启蒙”的精神包袱。而与之相契，对其主体性意识的呼唤也一直作为重要议题被讨论。从赵树理的《三里湾》到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这种“唤醒”从未停歇。及至当下的新乡土书写中，在诸如乔叶的《宝水》、周瑄璞的《芬芳》等作品中，农民不仅身份更为复杂，不再单纯被划归为启蒙对象，更有了辗转城乡、主动选择生存策略的行动者的意味。应该说，杨遥在创作中，敏锐捕捉到了这种源自人的主体性变化。他笔下的这些手艺人，不再是丧失思考力与行动力的“被启蒙”符号，而是带着体温与汗味、思悟与践行在大地上的鲜活个体。他们，既带着乡村土地的泥泞，又沾着城市化发展带来的尘土，他们的希冀与奋进、挣扎与坚守，正构成了当下流动的乡土世界最真实的人性肌理。同时，杨遥通过这些人物形象，也在有意突破传统城乡叙事中“城市中心主义”与“现代胜于传统”的一维现代性书写，而通过互文镜面与多声叙事的方式，展现着城与乡、父与子、传统与现代之间复杂共生的关系，从而让这些大地上民间的、平凡的生命个体，如同野草、流水一般生生不息，来绽放其美好，展现其价值，赋予其更为丰富的人性维度与更为动人的生命力量。
其二，扎根地域的真实质感。杨遥是一位真诚的写作者，这种真诚集中表现为对社会现实的真切反映。面对乡村转型这一基本现实切面，他没有刻意美化抑或丑化，而是以极大的耐心，展现着这场变革中的复杂面向。以《父亲和我的时代》中的扶贫政策为例，作家并未进行标签化书写，而是将第一书记微商培训、“雁门沃土”合作模式，与主人公从抗拒、犹豫到培训补贴驱动的心理转变相结合，自然融入人物的转型过程。同时，独特的地域文化景观与民风民俗基础，也为作品中“民间技艺”在时代浪潮中破局而出提供了可能。无论是家乡的传统大集，羊舍寺、奶奶庙等文化地标，传说中的和珅府邸、明代重建的寺庙，还是晚近以来“小米加步枪”的红色革命记忆，以及当下“阳明堡三宝”的活的文化流传，这些层层叠叠的历史与现实，共同承载着晋北大地乡民们对于土地的敬畏与民间精神的坚守。在此，杨遥仿佛一位从滹沱河出发的行者，试图通过家乡这片土地上所容纳的丰富历史与文化矿藏，以及这些矿藏在现代转型中被遗忘的隐忧，来映照整个三晋大地乃至华夏民族这艘古老的船，在驶向现代文明时，所经历的阵痛与希望交织的航程。这正如作家在《手铸》的创作视频中所坦言的那样，他的家乡在历史上鼎鼎有名、手艺人辈出，近些年来家乡萧条了，传统手艺也没落了。而正是这一扎根地域的书写，真切地传达了一位作家的大声呼喊与笃深感情。进而，赋予了作品直击读者心灵的真实、持久的力量。
在传统与现代碰撞、城乡加速重构的当下，杨遥以贴地书写的姿态，依托晋北大地，捕捉着时代发展中乡村的细微嬗变与人物的心灵震颤。这，不仅为我们留存了一段社会转型的珍贵记忆，也为当代乡土书写探索了一种“激活活水源头”的可能性路径。他让我们看到，乡土并非落后的代名词，而是富有活力与希望的精神家园。而手艺人身上所凝结的广大人民的坚守与创造之结晶，正是守艺者的时代答卷，也是绘就乡村振兴远方风景最宝贵的精神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