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到了芦苇荡，就出了清江浦，是鹤顶的地界了。

——《最后一个猎人》

要从一个鬼魂说起。

——《虞公山》

小龚动作慢下来，换了扫帚一点点拂去泥土，像考古学家在野外作业。果然，呈人形摆放的七块砖慢慢露出来了。

——《人形砖冢》

2004年，作家徐则臣发表短篇小说《花街》，作品中有如下两句话：

从运河边上的石码头上来，沿一条两边长满刺槐树的水泥路向前走，拐两个弯就是花街。一条窄窄的巷子，青石板铺成的道路歪歪扭扭地伸进幽深的前方。

在这看似寻常的话语中，或许暗藏着作家奔赴远方的胸臆与匠心。以此为起点，这位少年从花街的青石板出发，沿运河蜿蜒北上，一路漂泊与追寻，抵达北京的胡同深处，直至延伸至异国他乡，写下了《耶路撒冷》《北上》《北京西郊故事集》《域外故事集》等著作，铺就出他“到世界去”的宏阔创作格局。

然而，一个基本的事实却是，无论一位作家走得多远，都穿着孩提时的鞋子。在徐则臣的文学地图中，远与近从来都不是一个对峙的概念，这正如他自己所言说的那样，“回到故乡”是另一种意义的“到世界去”。而此在的“归乡”，不仅包含了福克纳笔下“一片邮票”的故乡之地在现代时间推移中的流动性，还暗含着通向远方的显在“太阳之地”之外，作为心灵原点的“月亮之地”的开掘。

无疑，我想要说的正是这片“月亮之地”。在我看来，“太阳之地”的书写很大程度上象征了直面现实、慷慨激昂的出征，而“月亮之地”则更多意味着作为诗意的、隐秘的心灵地带的展开，他是作家地面之下的森林、河流与城堡。对于徐则臣而言，这片“月亮”之地，不仅容纳了我们熟知的“花街—运河”文学世界，也延伸到了已然展开、更为隐秘的“鹤顶”地带，并由此构筑起自成一体的“鹤顶侦探”系列小说。而《人形砖冢》正是其中一篇，透过这一鲜活的文本切口，我们或许可以窥见：在这片日渐丰沛、蔚然展开的“月亮之地”，徐则臣以归乡书写为路径，对于人性、时代与乡土的深层叩问。

一、“身为形役”的时代灵肉叩问

“鹤顶”这一地理空间，在徐则臣早年的《水边书》《最后一个猎人》等“花街”系列小说中便已存在：沿运河岸的青石板路往前走，过了清江浦的闸口，再往南行几十里，便到了鹤顶镇。如果说，“花街”的依托之物是运河，那么，作为“花街”边缘地带的“鹤顶”，其标志性景观便是那一望无际的芦苇，芦苇荡随风轻摇，藏着运河人家的隐秘心事。这一由花街“月亮之地”衍生出的另一秘境，从《虞公山》开始，及至当下的《人形砖冢》，以跨域流动的“鹤顶侦探”文学形式渐次展开，正在渐趋形成一个新的“月亮之地”的独立空间。在这一侦探系列中，悬疑的外壳、魔幻的嫁接、冷静的推理背后，抵达的是作为民间伦理与人性的探寻。而在《人形砖冢》中，作家则将这份探寻落在了“身为形役”的时代灵肉叩问上。

《人形砖冢》的故事并不复杂：一个深夜，樊加宽因一时贪念，酒后拨通了作为当地首富的马家的电话，想要敲诈勒索一笔金钱。这一荒唐举动成了案件的突破口，在樊加宽和同伙罗二、金三相继落网后，警方顺藤摸瓜，不仅揭开了马壮失踪案件的真相，还揪出了杀害马壮的真凶，以及牵涉其中的副所长老黄。然而，作为敲诈事件的案件，又指向了樊加宽三人数月前对马壮的钱财勒索，直至胁迫过程中意外命案下的紧急处理，焚烧的尸体在砖窑厂混入泥土被烧制成砖块，流向了平民住宅。故事最后，老黄用七块砖摆成人形，为马壮立起了一座砖冢，以表达对死者的告慰。

小说《人形砖冢》，延续了“鹤顶探案”系列故事中以小见大的叙述模式。在整个小说中，人性的贪婪与罪恶，或许只是包裹故事内核的一层锡纸，而在更为隐秘的叙事地带，作家以七块砖石摆出的人形砖冢，直指我们芸芸众生主体性沦丧下的灵魂消散。

故事中，马壮的形象是打破刻板印象的关键。马家早年靠一条船起家，在运河上生意越做越大，后来又顺势拓展陆上运输。然而到了马壮这一代，却接连遭遇无妄意外：船队入江撞沉货船，货车又酿出人命事故，由于经营事故和资金链的断裂，导致了不可逃避的趋于破产状态。依此，在徐则臣的笔下，我们看到的躲债的马壮并非文学作品中司空见惯的暴发户形象，而是在重重债务中拿命耗着，肩负家族重担却被现实追着跑的可怜人。这一形象，加之其二百多斤肥胖体态下集诸病于一身的“败絮之体”，以及近乎绝境下对家人的“托孤温柔”，就更让人心生怜悯；而老黄的行为，也并非单纯的徇私枉法，文革时期的家族世仇，爷爷溺死粪池的执念，支撑着他成为罪恶的“同盟者”。然而当最终得知真相，爷爷的死或许另有隐情，因为爷爷也曾因饥饿而煮食马家的狗儿幼崽。因而，所谓世仇，究竟是历史际遇中的自我忏悔、创伤心理的隐秘弥合，还是回避罪感的自我欺骗，已然不得而知。所有这一切，都藏在那七块砖石中，表现着对人性幽微的无声慨叹。

马壮与老黄，皆是鹤顶镇这片“月亮之地”上的典型形象，他们的遭遇，折射出的是乡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过程中，普通人的生存困境。鹤顶镇，在徐则臣的文学格局中，是作为“花街”的他者而存在的。换言之，这是一方可以作为“乡下的乡下”的偏远之地。然而，在这一地界上，这片曾被芦苇荡包裹的闭塞土地，却在现代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冲击下，迎来了巨大的物欲震荡与价值体系的弥散。一条船起步的马家在“生意场”上，处于难以停止的滚雪球状态。樊加宽等人，在芦苇荡的夜色下，原本淳朴的心灵正在进行的贪婪的蜕变。而老黄，则在历史仇怨的精神枷锁中，陷入无尽的泥潭。所有这些，让我们不由想到一千多年前陶渊明的悲叹：“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现如今，我们这些大自然的生灵，所面临的“心为形役”的境况似乎愈加严重，我们在时代洪流中被裹挟着向前跑，灵魂日益消散，唯留日渐物化、异化的躯壳。

近些年，关乎人之“消失”的困境书写成为一股暗流，其中不仅包括作为显在声音的、诸多影视剧与文学作品中的“消失的她”的女性叙述，还包括时代浪潮中沉默退场的“消失的他”的男性书写，比如孙频《鲛在水中央》、房伟《血色莫扎特》、宋尾《相遇》等等。这些原本占据社会天然中心地位的男性的接连“消失”，恰如那七块冰冷的砖石，与人的温热肉身形成鲜明对比，以警醒之笔，直指我们时代日益沉重的肉身与迷失的灵魂，成为我们灵肉主体性困境的幽微写照。

二、侦探与乡土融合下的范式突破

倘若可以追溯，徐则臣的侦探情结，早在2012年便已埋下种子。在关于《虞公山》的创作谈中，他坦言自己在那一年的爱丁堡之行，被这座雄伟的苏格兰城市的文学魅力着迷：

那些巍峨、阴郁、沧桑又别致的哥特式和巴洛克风格的建筑，不用来做侦探和魔幻小说的背景实在太浪费了。还有这座城市流传至今的各种瑰丽和耸人听闻的传说。看看《金银岛》和《化身博士》、“福尔摩斯”和“哈利·波特”，就知道这座城市为文学提供了多少营养。如果一个中国人的故事发生在这里，会是什么样子？

无疑，爱丁堡哥特式建筑的阴郁、城市流传的瑰丽传说，让他生出了“用这样的背景写侦探和魔幻小说”的念头。但在此异域侦探情结的延长线上，徐则臣并未完全照搬其叙事模式，而是将这一侦探类型叙事作为拓展其文学疆域的新路径。

由是出发，作家原初的“一个中国人的故事”的构想，在现实操作中变成了落脚于故乡之地的本土新探索。从小说《人形砖冢》延展开来，在涵盖了《虞公山》《丁字路口》《船越走越慢》《宋骑鹅和他的女人》诸小说的“鹤顶侦探”系列作品中，我们能看到徐则臣以虚构的鹤顶镇为锚点，基于故乡那片隐秘的“月亮之地”上的纯文学书写。他一直在尝试着打破类型小说与纯文学的壁垒，实现其内在融合，而这一开拓典型地表现为“一体两翼”的突破与重构。

所谓一体，即以鹤顶镇为依托，来构筑一方兼具温度与厚度的文学承载体。在“鹤顶侦探”系列小说中，作为空间地标的鹤顶，并非只是侦探案件的背景，而是作为运河文化与地方风情的坚实地基。正是在这一广阔地带，一望无际的芦苇荡、神秘的虞公山、富有烟火气息的砖窑厂、互相交错的丁字路口……这些极具地域特色的物象，不仅成为推动情节发展塑造人物性格的重要力量，更在山林水草间隐藏着运河人家的隐秘心事。这一切，使得鹤顶这片“月亮之地”成为真实可感、有血有肉的世界，也实现了侦探叙事与地方志书写的精妙融合，使所有对人性的叩问与时代的思索，都拥有了坚实的扎根土壤。

所谓两翼，是在鹤顶镇这一空间基础上，所实现的叙事内核与审美追求的双重升维。

从叙事内核来看，在“鹤顶侦探”系列小说中，传统案件侦破中所看重的精妙推理、情节反转与终极解密，往往只是作为引子，其目的是将鹤顶镇的风土人情、运河的文化记忆、家族的恩怨情仇都融入案件之中，进而使其成为揭开地域时代变迁与生存困境的切片，从而实现类型小说的“案件解谜”朝向纯文学“人性勘探”的转变。以《人形砖冢》为例，作品中马壮的生存挣扎、老黄的仇恨执念、樊加宽的贪婪蜕变，实则皆为这片土地上人性的真实写照，而整个案件的侦破过程，本质而言是对鹤顶镇人情世故、人性幽微逐渐挖掘的过程。

从审美追求来看，“鹤顶侦探”系列小说较好呈现了徐则臣侦探类型小说之于纯文学作品的融合理念。在此，他一方面摒弃了类型小说的套路与纯文学的晦涩，一方面又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和简洁明快的情节推进，从而努力实现了可读性与文学性的统一。同时，徐则臣还擅长在地域文化与地方风情基础上塑造的物象，与细腻的人物内心世界的结合，芦苇荡的幽深、砖窑厂的冰冷、人形砖的肃穆，都营造出含蓄而富有象征意味的文学意象，从而让故事在通俗叙事之外，生长出了更为悠长的审美意味。

作家徐则臣通过这种“一体两翼”创作范式的探索，很大程度上打破了“类型小说重情节，纯文学重人物”的固有框定，让侦探这一类型叙事为其所用，成为实现其纯文学表达的新生载体。在鹤顶这片“月亮之地”上，徐则臣以侦探式的悬疑叙事为外壳，以人性勘探为核心，努力进行着文学作品的类型趣味性与审美探索性的融合，为当代侦探小说的纯文学转化，以及新乡土书写的创新发展，做出了可贵探索。

三、“月亮之地”的精神归处

很多作家都有自己的“月亮之书”，这就如同鲁迅的《故事新编》之于《呐喊》《彷徨》、萧红的《呼兰河传》之于《生死场》《马伯乐》，抑或荷马的《奥德修斯》之于《伊利亚特》、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之于《百年孤独》。此在的“月亮之书”，不仅意味着对于文学故乡、历史与情感的内在探寻，更是对精神归宿的执着追问。对于徐则臣的“月亮之书”而言，其所依托的“月亮之地”，最终指向的，是作家对故乡的深情回望、对迷失土地的不懈找寻，以及乡土中国现代转型进程中，普通人精神归处的叩问。

徐则臣的“鹤顶侦探”叙事，从根本上落脚于运河边上那片古老、隐秘的“月亮之地”的世道人心勘探。在此，作家以主人公仝所长为视点，赋予其限制性的功能降格。他作为一个侦探，并非福尔摩斯式有着超凡的推理能力的神探，在侦破案件中也没有如有神助的推理能力，甚至有时面对“难缠”的人与事他会选择性地回避退缩。但他却熟悉鹤顶镇的每一条街巷、每一个人物，有着对于镇子里人情世故的了解，以及对于小镇伦理与人心的包容心态。正是借助于仝所长的眼睛，徐则臣将自己对于故乡、运河、人性的理解，都融入到故乡之地的家长里短、恩怨情仇、悲欢离合之中，并以此来展现民间伦理在现代社会的变迁与坚守：《人形砖冢》中的家族世仇，《虞公山》中的身份认同，《船越走越慢》中的亲情与牺牲，《宋骑鹅和他的女人》中的情感与包容，都构成了徐则臣回望故乡、倾情于运河边上这片土地的珍贵记忆。

为了更贴合故乡之地世道人心的展现，徐则臣在叙事结构上或许借鉴了爱伦・坡《被窃的信》所构筑的“藏于显眼处”的显性悬疑内核与叙事构思，并在其基础上以文本复杂性与来完成对于世道人心的深层呈现。以《人形砖冢》为例，作品中作为迷案“被窃”的从来都不是马壮的财富甚至生命，而是真相的隐匿、人性的迷失与历史的幽微。通过案件抽丝剥茧式的层层展开，我们一点点触及了鹤顶镇的人情世故、家族恩怨与人性褶皱。而在“鹤顶侦探”小说中，这一地域与人心的地带又充满了来自底层人性的矛盾悖谬，比如《丁字路口》中的杨苏两家从争执不休到最终因子女私奔而和解的怨爱纠结，比如《宋骑鹅和他的女人》中因男人尊严而主动顶罪的现实逃避等等，这些，以运河边人的孤独与执念、仇恨与和解、懦弱与勇敢，生动诠释了雨果在《克伦威尔》序言中所言说的“丑就在美的旁边，黑暗与光明相共”的美丑对照原则，叩问了时代迅疾变迁中运河边人的隐秘心事，成为这片土地最真实的世道人心。

与之相契，人间鬼事的书写，从另一维度彰显了作家朝向精神皈依所展开的根本性艺术探寻。

“要从一个鬼魂说起”，这是小说《虞公山》的第一句话，也是作为“鹤顶侦探”系列首篇的开首之语，在很大程度上确立了徐则臣对于“中式美学”审美格调的自觉建构。如果说，在“花街—北京”系列书写中，作为徐则臣“月亮之地”的故乡是在城市、现代互观视域下，更多地以背景、依托而存在。那么，大概在《北上》面向波澜历史与现代文明的正面强攻后，徐则臣又如一条鱼儿一样游回了故乡，希冀在这方“月亮之地”的民间生活中获取新的滋养与成长，并显得更为从容自信。从2012年的爱丁堡之行开始，他埋下了“福尔摩斯”和“哈利·波特”式悬疑与奇幻小说的种子，直至小说《虞公山》开始，这一异域的种子终于在民族叙事的富矿中落地生根。在随后的“鹤顶侦探”系列小说中，徐则臣开始有意识地从《聊斋志异》《三言二拍》等作品中汲取营养，尝试着将中国古典叙事与民间文学中的“志怪”“传奇”笔法引入当下小说创作，以求营造一种具有中国辨识度的类型美学，其典型表现便是人间鬼事的书写。

人间鬼事，首先表现为地方风景的内置性营构。在学者柄谷行人看来，现代风景是异于自然物象被动反映的情感与意识投射，这种基于“内在的人”的“心灵风景”的发现，与徐则臣的侦探系列书写，有着极大的相通性。在徐则臣的“鹤顶侦探”系列小说中，作为故事发生“月亮之地”的鹤顶镇位于运河之畔，运河的芦苇荡中藏有一处名叫“小鬼汊”的神秘空间。正是在此空间，作家的故事相继展开：《虞公山》中“鬼魂归家”的开局和跑船父亲与在家的儿子的精神联结，《船越走越慢》中运河行船的迷雾与船客的执念交织出的诡异景象，《人形砖冢》中芦苇荡的隐秘和砖瓦厂焚尸成砖的离奇真相勾连起的阴森氛围。在这些作品中，我们能感受到一种亦真亦幻、虚实相生的鬼魅氛围。由此内置性的“心灵风景”出发，徐则臣在“鹤顶侦探”故事中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个非传奇性的“俗世奇案”。更具体来看，在此侦探系列小说中，徐则臣采用一种外俗内雅的叙事方法，即以《三言二拍》式扎根市井、描摹百态的世俗书写为表，承接《聊斋志异》式俗世异灵、暗蕴幽微的的内在精神气质。而其在根本上抵达的依然是时代之问，叩问的依然是世道人心，探寻的是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精神困境，是物欲冲击下灵魂迷失的无声呐喊。

由是出发，人间鬼事，归根结底还是鬼事人间。如果说，诗人的天职是返乡。那么，我们仿若从徐则臣基于“月底之地”的渐趋延展的书写中，看到其以志怪笔法描摹乡土，以鬼魅氛围映照现实，最终想要探寻的还是乡土中国在现代转型中，人们如何破解悬置于大地之上的困境。马克思·韦伯曾就“中国为何未产生资本主义”这一问题做出论断，认为土地是维系家族权力和伦理秩序的核心资源，失去土地则意味着社会身份坍塌。这一论断，或许能给身处“乡土中国”朝向“现代中国”激烈蜕变的我们带来启发，那便是：在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浪潮中，我们不仅面临着物理意义上的土地在流失，更有精神意义上的乡土消散，愈来愈多的人成为无根的漂泊者，这正是当下乡土中国的核心困境。在这片我们生于斯、长于斯土地上，当如何找寻到那方日益远离我们的近乎丢失的土地，是一个极为迫切的时代难题。对此，在经历了“北上南归”的书写精神轨迹后，徐则臣之于故乡“月亮之地”书写，正是对这一困境的回应，他回到鹤顶镇，回到运河边，试图以文字重建乡土的精神内核，让这片土地成为人们的心灵归处，让迷失的灵魂在故乡的怀抱中能够找寻到坚实的精神依托。

从早年间故乡出发、奔赴远方的“到世界去”，到近年来以故乡为回望的“在世界中”，徐则臣在这片“月亮之地”的精神延长线上，还将走得更远。而唯有将文学建筑在属于自己的根性之上，一位作家的文学世界才能摆脱冰冷的技术套路的偏狭，如同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所言说的那样，在强大的民族文学的厚土依托与汁液滋养下，拥有了与时代、与芸芸众生相通的生命与灵性。由《人形砖冢》出发，可以看到这片丰沛的“月亮之地”，在徐则臣文学世界的延长线上正蔚然展开。

董晓可，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发表评论作品70余万字，荣获“赵树理文学奖”等奖项，出版评论集、学术专著各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