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1986年，我入读大学中文系的次年，手头分到一册由本校教师集体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史》。这部教材的叙述下限，已然游弋在“意识流”“现代派”“知青”“寻根”等当时最前沿的议题之中。10年后的1996年，我入职大学中文系，领到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授课教材，其下限已延伸至“新写实”“新历史”，乃至《白鹿原》。彼时的文学史写作，确乎与时俱进，宛如“贴地飞行”，紧紧抵住时代的脚跟。那是一个我们对于当代文学史叙述拥有绝对掌控力的时刻：轻捷、自信、势如破竹。这种气魄不仅见于南北公认的一流著述，也弥漫于那些割地而据、良莠不齐的编撰之中。

新世纪甫露曙色，晨霭未散，“新世纪文学”的名目便骤然天降。2005年，吹哨人张未民借主编之便，开辟新版页，驰檄天下，遍邀海内。须臾之间，数十篇高头讲章啸聚于他主编的《新世纪文学研究》（1）。翌年，他以“新世纪文学研究”之名申报国家社科基金获准立项。其间，雷达对“新世纪文学”这一命名的斩钉截铁，令人印象深刻（2）。雷达、张未民等人之所以如此果决，盖因他们坚信并判定一种新型的、异质的文学已经诞生了——新世纪的曙色是其降世的胎血。在他们眼中，新世纪的轮廓早已水落石出。然而，当新世纪的香炷燃至四分之一，我们曾有的那份轻捷、自信、势如破竹的文学史操控力，却未能如愿在这一时段长驱直入。如果我没理解错，张清华教授主持“文学史视野中的新世纪文学”专栏的关键动因，正是源于遍寻一部稍显体面的新世纪文学史著而不得的诧异与焦虑。曾经的“贴地飞行”，曾经的“紧抵年代脚跟”，在新世纪的大门开启至可窥堂奥之时，却突然偃旗息鼓了。

回溯历史，1904年中国才诞生第一部国人自撰的《中国文学史》。专业化的文学史叙述与著述，本是现代西方学术体制的产物，随该体制同步移植于中国本土。百余年来，这套体制在中国虽已发展得相当成熟，却也积弊日久，早已到了亟需反省、自检与鼎革的关键时刻。在此我想表明我对新世纪文学史叙述或著述的价值态度，借用一句当下的流行语：过去的两千年，灿烂的中国文学在大部分时间里并无文学史（著）相伴；未来，中国文学大可在没有文学史（著）的情况下，再存续两千年。

作为一个显见的事实，已有不少论述触及了新世纪以来文学外部环境的剧变，以及内部格局的裂变。无需赘言，这些变化堪称革命性且史无前例。诸多论述纷纷描摹了由剧变制造的“超级复杂”的文化状况或文学态势（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让学术应对的难度呈超级倍数增长）。然而，内在于这些论述的种种慨叹，几乎都止步于对复杂程度的抚摸与惊叹。它们几乎都未曾意识到，或是意识到了却不忍指出，被剧变与复杂重重包围的新世纪文学其实已大幅贬值。此刻，它仍徘徊在价值下行的轨道上，苦于无法跌停。

犹记2000年初冬，在从杭州开往温州的列车上，我初次邂逅作家李杭育。他在问及我年龄后，大声羡叹我的“年轻”，语气之苍凉，仿佛他已至耄耋之年。实则李杭育仅长我10岁，彼时不过42岁。这位“老者”旋即收敛了羡叹，对我言道：“可是，现在，年轻有什么用？”他的潜台词是：对于一个年轻的文学从业者而言，如果不能像他那样生逢80年代，那么本该价值连城的“年轻”，便如同极度通胀后的法币，瞬间贬值。如今我深切理解为何一代又一代作家都怀念并留恋80年代，视其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黄金时代”。某种程度上，80年代是当代中国最能达成文学共识的时期。迄今为止，各方关于80年代的文学史叙述大致趋同，一系列“重返80年代”及“历史化”的学术提议与考论，皆率先锁定这一时段。在那个不凡的年代，文坛群星璀璨：从巴金、艾青到孙犁、汪曾祺，从王蒙、张贤亮到阿城、韩少功，从王安忆、贾平凹到莫言、余华，再到池莉、刘恒……几代文人颉颃连辉，平分秋色，共同分享并奉献给文学以无上荣耀。然而自打那次邂逅李杭育至今，光阴已逝二十四五载，文人迭代如故，可何曾有在新世纪成长起来的作家，能与王安忆、莫言、余华、苏童等前辈比肩？某种意义上说，新世纪以后成长的作家，仿佛永远是长不大的童子军。于是那个问题再次回响耳畔，显得尤为沉重而残酷：现在，年轻有什么用？

平心而论，新世纪以来的文学水准，总体并不逊色于1949年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回望过往，那些如今看来颇为陈腐的散文，曾凭借千篇一律的立意、语言与结构，或是所谓“知识性、趣味性、哲理性”的机械统一而独占鳌头；它们之所以能以“经典”之姿矗立为文学史的界标，实乃因为与之迎面相撞的，是全民文盲率高达70%（甚至80%）的50年代。70年代末，《伤痕》《班主任》这类几无文学营养的小说，竟引发了地震般的举国震颤；80年代，那些对着福克纳、卡夫卡、博尔赫斯、塞林格、海勒、加缪等大师照猫画虎的浅陋仿作，也能轻松产生轰动效应。然而这批作家若置于今日的文学环境，绝难再获如此大的成功，至少不会成功得这般轻易。因为当下的读者素养已今非昔比。在不断升级的读者素养的严密围逼下，今日仍能立住脚的作家绝非等闲之辈。他们的文学功力与作品成色，即便相较于较近的八九十年代，也呈现出一种经过进化后的晋阶面貌。尽管如此，他们仍是文学史意义上的“先天矮人”。这并非由于才华的匮乏，而是因为文学及其阅读已不再是当今人们精神生活的主要形式与核心内容。在今天的文化品类分布与消费市场中，文学的实际占比已严重萎缩。曾经在中国人精神生活中占据主体地位、发挥主导功能的文学，如今已遭大批分流与致命分解。一言以蔽之：文学在今天，已经发生了相对性的整体贬值。

严肃文学在今日本质上已演变为一种体制性存在。对于作家及其作品而言，如果未能在新世纪降临前完成经典化，其美誉度的获取便主要依赖于体制的认可，如各类奖项；否则，便只能诉诸“破圈”策略，即通过数码化、影像化、传媒化、文旅化及IP化等手段，借助技术与资本的交叠配置，换取更广泛的接受度与认可度。但无人能掩饰深植于这种“破圈”冲动中的隐忧：它终将把文学驱赶至自身的反面。显然，这并非挽救当代文学衰颓的有效法术，甚至可能加速其异化。

DeepSeek的发布再度将人工智能写作这一议题推至舆论漩涡的中心。此前，ChatGPT的问世虽引发热议，但受限于技术门槛、经济成本及语种适配等壁垒，这股热潮很快便归于沉寂。然而DeepSeek凭借近乎零门槛的免费开放策略，以及深耕中文处理的本土优势，首次在中国实现了人工智能写作的普及化与大众化。绝大多数用户在亲身体验中发现，AI确实能助其在经验积累、认知维度及修辞技巧上实现全面跃迁。这种跃迁之剧烈，令部分用户恍若被打通了任督二脉，顷刻间武力值爆表，俨然成为江湖翘楚。面对此景，人们不禁心生疑虑：文学界是否即将迎来一个“群氓时代”？

近期，学界关于人工智能写作的讨论炽热如炭，我无意对此做过多的阐释性铺陈，更不愿纠缠于“AI是否会取代人类写作”这类逻辑死结。撰写此文促使我重新梳理了过往关于技术、媒介与人工智能的旧作，现撮录两条。2020年，我曾撰文指出：“还有一个更为严峻的大势已扑面而来。按德国天才学者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的说法，自留声机、电影、打字机等多样化媒介的出现导致的信息数据分流，浪漫主义文学已被终结，而‘离散’必是浪漫主义之后文学的命定。文学的‘物质基础’已被置换，文字书写的垄断地位已被瓦解，语言将退回到‘纯粹能指’的局促而卑微的地位。……如今，我们唯一要面对的，我们只可能面对的，是文学正在被缩略，直到被化约。”（3）更早的2017年，我在《最后的作家，最后的文学》一文中，曾道出一句似有不忍的断语：“我们似乎有理由相信，人类在写作上被取代的大限已在迫近。有可能，我们将见证人类最后的作家和最后的文学的谢幕。”（4）由此反观前文所述“中国文学大可以在没有文学史（著）的情况下再存活两千年”，其实那不过是一种修辞上的权宜，究其本心，我对未来文学的乐观预期，实则从未蓄能至“两千年”这般漫长的刻度。

若干年前，当网络文学这一互联网经济的衍生物，在其寄生性研究群体的推动下急切地开启经典化程序时，这些群体曾洋洋得意地宣称，网络文学相较于传统文学具备诸多先进性与卓异之处，其中核心便是基于互联网技术的私人订制。随着ChatGPT、DeepSeek等人工智能工具的问世，文学的私人订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技术加持，从概念走向指日可待的现实。资本极可能倾力将其打造为未来文学消费的核心形态，进而覆盖所有的文学生产。然而网络文学的研究群体似乎忽视了一个致命的逻辑断裂：一方面，他们急切推动的经典化必须依赖文学史的支撑。在这一点上，他们不自觉地照搬了传统文学的经典化模式，亟需通过文学史叙事进行筛选、去蔽、发扬与定型。另一方面，极致的私人订制必然导致文学公共阅读的坍塌。一旦公共阅读崩塌，作为公共叙事的文学史便无从建立，所有关于经典化的努力终将陷入归零的死循环。传统文学的未来恐怕比网络文学更为落魄。我们今天加诸网络文学的所有不屑，很快将原封不动地反弹至传统文学身上。当下的传统文学虽尚未完全陷入公共阅读坍塌的绝境，但已是山河破碎，其公共性的疆域已大幅萎缩，基本只能在体制内偏安一隅。新世纪以来文学史叙述热情的日渐消弥，其深层根源正是文学公共性的碎裂。

回望人类文明进程，在发明汽车等先进交通工具后，人类征服了超长距离，卸下了对远方的徒劳冥想，实现了地理认知乃至世界观的跃迁。随后，人类发展出了F1方程式赛车、达喀尔拉力赛等竞速运动。尽管如此，人类依然保留了短距离步行的必要，以及奥运会百米短跑、马拉松长跑等基于肉体的竞速形式。然而，除非迫不得已或出于特定目的，现代人绝不会愚蠢到徒步跋涉千里，人类对自身速度与耐力的极限挑战，已演变为一种带有强烈现场感与被围观性质的竞赛表演。在不日将至的人工智能时代，即便AI工具，如DeepSeek仅被视为类似代步工具般的辅助性写作手段，那时的作家也必将如同赛车手，赛车性能、驾控技术与比赛经验才是取胜的法宝。届时，人类基于个体肉身的脑力写作将像汽车时代的徒步一样，仅被局部保留于私密领域，比如写日记。如果此类写作欲进入公共领域并获得承认，则只能像百米赛跑或马拉松一样，演变为一场赛事，作为一种且仅作为一种被围观的现场表演而存在。没错，我想表达的是，文学正在重蹈那些后继无人的非遗艺术的覆辙，即将依靠体制力量的庇护，在保护名册中顽强甚至是勉强地存续。

所以，谁还愿意为一门即将衰朽的手艺撰写历史呢？

二

退一步讲，如果我们出于某种学术或职业的使命感，执意要完成对新世纪前25年文学的史述，哪怕仅交出一部“犹豫不决的文学史”，那么究竟是何种深层症结致使这项工作滞碍难行？这些障碍又是否可被克服？如果亟待提取的文学史只不过是想在总体性和碎片化之间构筑一个“中间道路的模型”（5），似乎并不难，因为中庸向来是我们的学术强项。然而，为何我们上下求索，却始终无法抵达？

南帆认为，文学史作为一种宏大的学术语言，必须实现时序结构与问题结构的适配，而“时序意义的演变如何堆积为空间式的问题结构，空间式结构又如何返回时序形式，体现出时间性的轨迹？这个问题涉及时间与空间的内在转换”（6）。此论颇为通透。南帆在《文学史与新媒介文艺》中的核心关切，正是在拷问既有的文学史话语能否、以及如何容纳新媒介文艺。换言之，他近年来凝神观察的新武侠、科幻、网络小说、随笔、脱口秀乃至抒情性影像等多元文类，即便在狭义的文学性范畴内，也已严重撑破了既有文学史叙述的问题结构，其巨大的载量更让固守狭隘带宽的时序结构显得捉襟见肘、愧怍难安。因此，张清华教授所提出的种种两难：是黑格尔还是福柯？是德里达还是勃兰兑斯？是本质论还是历史化？归根结底，实则是如何修复并重构一个有效的问题结构。在南帆看来，在一个相对圆融且运行有效的新问题结构被熔铸成型之前，新世纪文学史的叙述注定举步维艰。

顺带一提，在关于新世纪文学史叙述方法论的诸多献策中，我对当下盛行的地方性提议持保留态度。这并非反对地方性或地方路径本身，而是基于目前相关批评所呈现的理论偏颇与综合水准，其现状堪忧。当下的地方性批评声浪，正试图将原本具有深度属性的时间议题置换为平面化的空间问题。他们热衷于拓疆与封疆，近年更演变为一种纸上割据的荒唐游戏。其所讨论的地方性大多缺乏历史的纵深感，更为关键的是，作为一种地理批评，其论述中拓扑思维的方法论含量几乎为零。

从某种意义上说，问题结构等同于叙述框架。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史，其叙述框架基本沿袭了现代性启蒙主义范式：从五四文学的历史叙述发端，到后来具政治蕴藉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及自由主义式叙述，无不如此。这一叙述框架的铸定，源于对“庄严灿烂之欧洲”的追慕、对“虞哥”“左喇”“狄铿士”“王尔德”的“尤爱”（7），源于彻底反传统的革命性追求，也源于“文学革命”初期在与鸳鸯蝴蝶派、黑幕小说、武侠小说等通俗（类型）小说的斗争中所划定的界限。因此，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既定框架内，不仅小说被抬升为“文学之最上乘”（梁启超）、“文学之大主脑”（刘半农），一举颠覆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文体等级秩序，成为现代文学史的重心；而且一切基于古代汉语的文学体式都遭到屏蔽，包括武侠、言情、科学（科幻）在内的通俗小说也被作为弃物剔除，被打上文学性末流的烙印。

我现在还能清晰记得2000年5月，在中国小说学会的年会上，一位谦卑的科幻小说作家到场，却遭到了包括我在内的全体与会者的集体漠视。10年后的2010年7月，在复旦大学召开的“新世纪十年文学：现状与未来”国际研讨会上，受邀者既有莫言、王安忆、余华、苏童等名家，也有徐则臣、蔡骏等后起之秀，还包括两位科幻作家韩松与飞氘。宋明炜这样回忆道：“他们两位的表情似乎有点局外人的默然和严肃。……韩松和飞氘对科幻作家受邀参加此次会议的意义，有一种特别认真的使命感。当时从北京出发到上海，他们好像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心态。”（8）在复旦会议前的四五年间，刘慈欣已相继出版《三体》前两部，其引发的民间轰动完全盖过了同期余华《兄弟》所引发的体制性反响。然而，韩松与飞氘当时的表情与心态，生动地表征了彼时科幻文学及其作家在新世纪文学历史处境中的微妙地位：与其说是悲壮，不如说是悲凉。

自上世纪90年代延至新世纪，中国文学常被认为进入了相对粗鄙、琐碎、微观、“向下超越”，以及极端个人化的写作流程，宏大叙事已然解体。但在我看来，刘慈欣《三体》的问世，重新激活了看似死灭的宏大叙事。那些以地球、人类为名的抵抗或解放叙事，其中的集体主义、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以及在绝望、痛苦和孤寂中愈挫愈亮的人性基质，还有那浩浩荡荡、永不萎败的乌托邦冲动，再次激发了我们内心深处情感与信仰的活性。它使我们在审视当下的苟且、卑琐与灰暗后，重新拥有了投身宏大的理由与意愿。这是人类地球往事以将来时态在天幕上的辉煌投射，是即将流徙宇宙的崭新史诗。宋明炜之问：人民到底需不需要科幻？答案是肯定的。科幻长期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一种不可见的文类存在，但今天距2010年那个历史性时刻不过10余年，科幻文学已无法、也不须再隐身；相反，它已成为新世纪文学的硬核。事实上，正是刘慈欣及众多科幻作家，以科幻文学的人民性刷新了文学史对文学性的定义，并在当下重筑了文学史赖以续命的公共阅读基础。

那么，我们的问题结构、我们沿用至今的启蒙主义文学史叙述框架，是否应当又如何为科幻文学启动兼容的闸门？作为一种必然的连锁反应，武侠、言情、网络小说及其他众多的文学亚类，都将提交兼容申请。此时，我们需要重新鉴定这个胃口极大的兼容框架，还是原来那个框架吗？如果不是，又有谁具备足够的操控力，能自如驾驭这个巨型框架？

上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浪潮势不可挡，无远弗届。但这一基于单极范型而傲慢推行的全球格式化运动，同时引发了二战以来最广泛和最强劲的民族主义逆流，尤其是在文化领域。中国文化在与世界或世界文学的对撞中，“中国文学”“汉语写作”等批评概念次第浮现。在中国，以莫言为代表的“向民间文学后撤”、立志成为蒲松龄式“讲故事的人”的本土化写作取径，一举确立了新的文学性认知。中国的现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由此展开了对单极范型现代性及其文学史叙述框架的重新研判。显然，在现代性叙述框架里，中国作家与中国文学已被矮化已久，并将持续被矮化。这些研判以格非对中国小说的“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区分而目标清晰。格非所谓的“小传统”，体现的是近代以来中国作家迫于现代性压力而作出的文学应对，它“伴随着对自身的强烈质疑、批判或者抛弃的冲动而展开”；“大传统”则指起点渺远、文类复杂、叙事资源博大丰富的中国古典小说的巨脉。在格非看来，“整个中国近现代的文学固然可以被看成是向外学习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更为隐秘的回溯性过程，也就是说，对中国传统的再确认的过程”（9）。表面上，格非通过一次区分而重新申明了两个传统各自的历史合法性；实际上，他暗暗确立了“大传统”的优先地位。张清华也曾表示，必须对现代性这一考察新文学的根本价值体系作出反思。他说：“对所有的作家来说，几乎都是因为中国传统的结构原型与叙事方式，作为‘无意识结构’或‘种族记忆’而挽救了他们的作品，类似武侠与旧传奇的写法挽救了《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红旗谱》《红岩》；类似才子佳人英雄美人的老模式挽救了《青春之歌》《三家巷》；是‘笔记小说’的笔法支持了孙犁那样的作家；是民间文化挽救了赵树理、周立波甚至柳青等等。而相反，现代性话语（包括它的时间观、历史总体化想象、断裂性叙事、进步或成长假设等等）对于文学性的建立来说，则是破坏性多于建设性。”（10）我也曾就此引论：“如果说百年前的‘五四’前辈通过‘反传统’来为中国文学划定了向西方学习的现代起点，那么，今天的中国文学需要通过‘反现代’来标示向传统回溯的新的文学史纪元。”（11）那么，对于今天的文学史叙述者来说，那个反现代的叙述框架准备就绪了吗？

其实，早在新世纪初，洪子诚的那部获得南北公认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就已暴露出结构性裂缝了。这部自延安文学开始叙述的文学史，显然无法将90年代文学圆融地纳入左翼文学的叙述框架，“90年代”在这部文学史里明显是有焊痕的拼接。另一部肇因于“重写文学史”之命的当代文学史教程，焊痕和破绽则更多。朱寿桐的《汉语新文学通史》试图以语言本体来承载和贯通现代以来不同时段和不同政治、文化区域的文学史叙述，体现了再次试图以单一框架实现某种文学史叙述大一统的学术野心，但以成书的情况来看，不同历史阶段之间与不同空间区域之间的板块衔接仍非自然过渡。

我想特别提及王晓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论》。这部著作表面看似论文汇编，实则体例别具匠心。诚然，在当时既有叙述框架渐趋失效、新范式尚未成型的背景下，这或许只是一种权宜之计，然而今日回望，这种权宜未必不是一种高明的策略。事实上，王德威主编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在体例上深受其启发，甚至可视为对其路径的某种深化与拓展。如果我们确需编撰一部源于内在学术冲动而非体制化知识生产本能的文学史，便亟需调动并开发新的学术智慧，习得一种兼具拓扑思维与量子观察的方法论。我们不应机械地在黑格尔与福柯之间、在总体性与碎片化之间，寻求折衷、平衡或妥协；相反，我们需要构建一种既整饬又零散、既内蕴又外拓、既动态又静谧，且能随时变频的问题结构。这对文学史家的思维算力提出了极高要求（我认为当下鲜有学者能独立达标）。在我看来，王晓明与王德威式的史论体例，正是这一方法论的先行探索，尽管其形态尚属初级，但其指向的路径值得重估并积极重建。否则，如果我们仍执着于打造缺乏变频功能的电路集成式庞杂模型，即便不谈其他，单是时序结构的带宽便无法适配如此复杂的文学现实。而这难以达成的适配，正是新世纪文学史叙述迟迟难以启动的关键原因。我们不妨再退一步，做一个大胆的设想：或许用不了多久，我们将见证一部乃至上百部由强大人工智能算力生成的新世纪文学史问世。我总是记得，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在繁复、冗长、玄奥的阐述与论证行将结束时，终以一句“人是无用的激情”煞尾。或许这样的横移和比拟未必恰切，但仍不妨在此提交并接受商榷、嗤鄙或否决——如今，一切文学史叙述的冲动，都是无用的激情。

三

程光炜在关于当代文学学科历史化的相关论述中认为，文学史当有自己的结论，不应被批评结论左右（12）。表面上看，程光炜是在强调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各安其位、各行其道的独立性，其实并不尽然。比如，很明显地，程光炜从来不讨论文学史该不该，以及如何与文学理论作必要的站位划界。他的历史化对文学理论的“投喂”毫不设限，却对文学批评的“输液”谨慎有加。以程光炜为代表的历史化讨论，在郑重地宣布文学史的高度完备的自足性时，不动声色地放低了与文学批评对望的视线。

我也一度认同这样的说法：文学批评所从事的是经典初始化工作。那么，谁是给经典颁发认证批文的终极机构呢？当然是文学史。这样看来，文学史确乎高人一头。“文学史视野中的新世纪文学”这一栏目名称，也埋着这样的等级逻辑：如果没有文学史的冠名，关于新世纪文学的一切讨论都因其非历史的原因而流于低端、浅薄和廉价。过去30多年里，学院化的文学批评出现了这样的态势并早已固化：虽然历史化的文学研究已公开声明要警惕、拦截并尽可能地清理批评结论，学院化的文学批评却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爆发，自动地、心甘情愿地被文学史绑架，字里行间时时处处架设文学史视野。其实，对于文学批评来说，在辨析它与文学史的关系时需要明白的一个事理是：此文学史非彼文学史。在1904年之前，自李、杜至苏、辛，是一段没有文学史的文学史。真正给经典颁发认证批文的是后者。杰出的文学批评是向后者敞开的，并在后者的确认下同样可以成为经典。尤其是当学科化的文学史有可能废立，我们又将迎来没有文学史的文学史，文学批评也将会迎来解放的历史时刻。文学批评将会是也只会是批评家与作家、与读者的直接对话，再不会由于文学史的介入而备受山重水复的视线干扰，文学批评也将会有更大更高的及物性。

我愿意在这里重提李健吾的印象主义批评。印象主义批评重视审美初始体验的摄录，使批评与感性彼此注塑，互相归属。印象主义批评以建立自我（而非试图对其进行绑架的文学史）为批评标准，视批评为批评家自我人格的延伸（13），是批评家个人生命史和阅读史在批评过程中的审美荡漾。真正的文学批评所需要的、真正的文学批评家所应具备的别才与见地，经此荡漾方能显其峥嵘。文学批评本身在荡漾中成为审美对象，其公共性、影响力与接受度，在没有文学史的文学史中会与其他文类齐平。印象主义批评断不汲汲于追求其批评结论是否能为学科化文学史征用；相反，它强调批评结论只能在批评语境中产生，也只能在批评语境中存活。文学批评由此得以真正面对没有文学史的文学史，像大地与天空，彼此敞开，也彼此承诺。假如未来的文学仍存有起码的公共阅读的基底，那么这样的文学批评会提供真正的建设性和引领性意见，从而使文学批评的价值得以最大化地提升和释放。

随着学科化文学史的废除，学院化文学批评也将委地。一种在气质和形式上与体制化、学院化批评迥异的批评——姑且名之“在野的批评”——将会燎原。文学批评将会以真正民主、民治的方式存在，构成对精英（伪精英）式学院化文学批评的反讽。仰仗体制架构而苟延残喘的学院批评——那种只会对小说故事进行蹩脚缩写的、煞有介事讨论伪问题的、看似浩荡为文实则逞才汲宠的、强撑理论道貎却肾气两虚的、言同百舌却胆若鼷鼠的、以炫富般的旁征博引来掩盖美感赤字的、只能以制式文体和沤腐语言来调配其卑劣表述的、见风是雨般夸饰的、机会主义式追香逐臭的、以及视批评如稼穑的小农式KPI收成算计的文学批评，那种因为体制盲视或纵容而得以在架构内侥幸存续的文学批评，都应该在批评的民治时代被淘汰。

在学科化的文学史作为学术纲常遭解纽之后，文学批评也将迎来自己的解放：不只是一种学术松绑，同时也是话语、形式、语言，以及语义空间、表达空间、传播路径的无限解放。它将不再为智识阶层专属，而是智能时代的平民日常。此时，我也在问自己：你是否已经做好了心智、体魄和技能的全面准备，等着这一刻，纵身跃入迎面而来的批评的海洋？

2025年8月2日于菩提苑

注释：

（1）张未民主编：《新世纪文学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2）见雷达：《论“新世纪文学”——我为什么主张“新世纪文学”的提法》，《文艺争鸣》2007年第2期。

（3）王侃：《被缩略和被化约的文学》，《文艺争鸣》2020年第8期。

（4）王侃：《最后的作家，最后的文学》，《文艺争鸣》2017年第10期。

（5）张清华：《为什么要提及新世纪文学的历史化——几个关键词的说明》，《当代作家评论》2025年第1期。

（6）南帆：《文学史与新媒介文艺》，《当代作家评论》2025年第1期。

（7）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1917年第2卷第6号。

（8）宋明炜：《人民到底需不需要科幻》，《中国科幻新浪潮：历史·诗学·文本》，第3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

（9）格非：《中国小说的两个传统》，《小说评论》2008年第6期。

（10）张清华：《现代性逻辑与文学性危机》，《文艺争鸣》2009年第2期。

（11）王侃：《翻译和阅读的政治——漫议“西方”、“现代”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体系的调整》，《文学评论》2013年第6期。

（12）程光炜：《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文艺研究》2008年第4期。

（13）李健吾认为：“批评的成就是自我的发见和价值的决定……他的野心在扩大他的人格……”见李健吾：《咀华集 咀华二集》，第11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