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何满子《论〈儒林外史〉》
上世纪兴起社会主义公私合营高潮期间，1956年5月，我父亲周楞伽被调入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的古典文学编辑室，不久编辑室改为古典文学出版社，又调入了许多人员，其中就有何满子先生，他与我父亲两人的办公桌相对。他赠送给我父亲三本他的著作，分别是《论蒲松龄和〈聊斋志异〉》《论金圣叹评改〈水浒传〉》和《论〈儒林外史〉》。“文革”后，仅留下了签名赠送的《论〈儒林外史〉》。最近，我仔细阅读了该书，颇有心得，不由得技痒难熬，握管操觚，谈谈自己的一些想法。
何满子送给作者父亲周楞伽的《论〈儒林外史〉》签名本
一
《论〈儒林外史〉》共分十二个章节以及一个后记，共61000字，印数两万册，定价只有两角八分。这是何先生在1954年吴敬梓逝世200周年时开始写作的，1957年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
《儒林外史》是以封建士大夫的生活和精神活动为主要内容创作的，作者吴敬梓被当时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所激发，带着深刻的思想对这段历史做了公正而又尖锐的批评。这部作品在将近一个世纪里都受到极度的冷遇，早在乾隆年间，此书就已由扬州府教授金兆燕刊印于世，但这个初刻本直至今天都不获觅见；现存最早的版本是嘉庆八年（1803）的卧闲草堂本，此时距离作者去世已经半个世纪了，说明此书在当时受到士大夫何等的排斥。直到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等事变发生，腐朽的科举制度无法继续维持下去的时候，才有了较多的刊本。但是和《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相比较，其流行程度远远不能够相称。
吴敬梓生长在累代科甲的阀阅世家，从小就厮混在官宦、乡绅、名士、清客、膏粱子弟之间，早就看透了他们污浊的灵魂和上流社会的种种丑相。他挺身而出，与世俗搏斗，成为缙绅阶级的叛徒。他以辛辣尖刻的笔触直刺那些卫道的正人君子，攻击那些束缚知识分子与社会思想的科举制度和八股习尚。
作品的艺术高度来源于生活的真实，而作家是必须把生活之中的人物提炼成为独具个性的艺术典型，将他熟悉的人物作为模特，通过艺术加工，使之成为社会阶层的本质形象，才能够服从作者表达其批判社会生活现象的思想要求。何满子先生在“风格即人”一节里，引用鲁迅的评语指出：《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这些士林人物是统治思想的代表，是压迫人民的敌人，将他们的丑态公布于众，彻底打碎了封建统治者精心装潢的道学、礼教、仁义道德的招牌，表达了作者自己的顽强和坚韧。另外吴敬梓刻画人物善于隐藏自己的喜怒，用讽刺的手法让人物自己去暴露丑陋的面貌。
另外何先生在“儒林外史的结构”一节之中，再次引用了鲁迅的话：“全书无主干……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何先生认为，此书最大的意义，是带有鲜明的倾向，谁都不是主角，但都分摊着时代生活的丑陋色相。因而这些儒林人物用自己的行动，揭示了社会黑暗腐朽的本质。它通过几个主角的性格和命运的变化发展，如同众星之拱北辰，形成了首尾完整的故事。虽没有提挈全局的中心人物，但依靠这种因缘转递及藕断丝连的情节，反而能够冲破小说体例的局限，使得作家能够尽量发挥才能，获得更多倾吐的自由。这种别具一格的特点，也是吴敬梓艺术成就的一个方面。他这种不落前人窠臼的结构，恰恰是因为需要刻画儒林之中各种不同人物的丑态，典型地反映社会生活的原生态，以此真正完成了一幅时代的风俗画，产生出这样一部现实主义的巨著。
二
以上，我简单地概括了何满子此书的主要内容，未必尽善尽美，但可以说何先生不仅提纲挈领地述及了《儒林外史》主题思想、典型人物的塑造、作者的褒贬以及作品的结构特点，最重要的是，论述了作品具有的历史纵深感，它烛照当时，又启迪后世。反观当下儒林之中，仍充斥着此书中的各种人物，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按理说作家是最具有个性、最具有主见、最具有特点、最能够抵抗低下流俗的人物，吴敬梓本人就是如此，否则绝对创作不出惊世骇俗的作品，流芳百世。
2020年，文津出版社出版了何先生的《〈儒林外史〉简说》，进一步丰富了他当年的见解和思辨，也更进一步表达出他那不随波逐流的为人和性格。
我不由得想起了巴金的《随想录》，这本讲真话的大书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写照，内容朴实，感情真挚，充满了作者的反思和自省，反映了他的痛苦和挣扎。巴金在总序之中写道：“我要把笔当作手术刀，划开自己的胸膛，掏出良心让众人检验。”
何满子先生的经历要比巴金更加坎坷艰险，若不是当年上海文委书记石西民援手搭救，他可能早已葬身在西北宁夏的荒郊野岭之中了。他晚年也主张讲真话，在他的多本杂文集里，他从不阿世，敢于仗义执言，文风犀利。学者李辉曾经评价他：何先生身上有鲁迅和胡风的尖锐和泼辣。他的杂文作品以历史事迹与社会现象为切入点，融入个人生命和生活体验，进行文化反思，笔触继承了吴敬梓辛辣和讽刺的风格，具有深刻思辨和严肃批判的特点。
在《论〈儒林外史〉》“为人民的作家”这一章节里，何先生明确指出：人们反抗现实，常常从自己的切身利益出发，将束缚他们自由发展的势力作为攻击的目标，甚至提高到对社会制度的反抗，于是他们的斗争便具有了广泛的社会的性质，他们的反抗也就成了进步的革命行动了。吴敬梓因为认识和痛恨这种封建制度的危害性，因此便毕生以全力和它进行斗争——秉持着这一理念，我以为何满子先生在他后期的杂文之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成了当代人们的代言者了。
三
我父亲与何满子是老朋友，1956年，我父亲整理注释明代文言小说《剪灯新话》的时候，何满子是责任编辑，父亲得到过他的帮助，很感激他。在何满子可能被打成“右派分子”之前，父亲曾经多方奔走，还冒着风险去他家出谋划策。事后，还去向当时出版社的支部书记为何满子缓颊。
“文革”结束后，父亲在写作儿童长篇小说《哪吒》和《岳云》的时候，还向少年儿童出版社推荐何满子写儿童长篇小说，但何满子推说没有时间。后来南开大学召开全国古小说会议，刘叶秋教授问及上海还有谁能够注释整理古小说文献，我父亲首先推荐何满子。但据父亲说，他后来回来跟何满子一说，却被何满子一口回绝。这造成我父亲的不满，认为何满子的地位高了，声望大了，有点瞧不起人。后来何满子给我来信，说是从未有过此事。可见可能是我父亲耳聋，误解了何满子。这也是两位老朋友之间的一场终身误会。
